早在20世纪50年代，普特南就以科学实在论奠定了他在当代分析哲学中的地位，他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不断改变立场，在当代分析哲学发展过程中极具代表性。

在语言的意义问题上，早期的普特南持一种外在的语义学理论。这一时期，普特南十分强调物质对象本身具有的内在的本质结构，并认为语词的指称正是由于对这种本质结构的正确认识才被固定下来的。这种本质主义的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命题就是：（a）语词指称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对我们产生了因果作用，并且确定了我们使用语词的指称；（b）科学能够揭示对象的本质结构。^[1]1978年，普特南提出，除非采用实在论解释，否则科学史上越来越多的成功将是一个“奇迹”。他指出，实在论对真理和存在性都作了断言。在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成功预测反映了越来越接近于真理。由于一个能做出成功预测的理论对特定的理论对象，如电子、应力场等，作了不同断言，因此这些对象必定存在。^[2]

然而与此同时，他自己所提出的语言劳动分工理论认为指称受到历史和环境的影响，这与他的本质主义实在论相矛盾。之后，普特南转向一种他称为的“内在实在论”。形而上学实在论认为真理可以独立于我们对实在的认识而存在。“内在实在论”则把实在论理解为一种经验理论，它把真理看成与我们对语言的使用有关，即我们对“对象”或实在的理解取决于我们对“对象”或“实在”这些语词的用法。所谓的真理与指称对象本身的存在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我们的一切描述都相对于我们的概念框架。持这种非本质主义实在论的当代分析哲学家还有劳丹（Laudan），他强调，虽然许多科学理论的核心术语并无所指，却仍然能够实现成功的预测，例如曾经的燃素理论、热质说和电磁以太。^[3]

为了彻底抛弃形而上学实在论，普特南于20世纪90年代初完全转向“实用主义实在论”。鉴于量子力学不是一种全域的理论，普特南指出，“即使对某一个系统而言，我们对它的确定都不是依赖于它对世界是否作出了完全的描述，而是依赖于我们建立这个系统所采用的观察仪器和‘观察者’的角度。”“科学家们对实在论的描述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个科学无法解决的悖论：一方面，科学家们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对实在的完整描述；另一方面，这种描述却不包括作为描述条件的‘仪器’和‘观察者’，这样，描述就可能变成不完整的了，也就不是实在的了。”^[4]实用主义实在论反对形而上学实在论试图对实在作完整的描述，普特南甚至抛弃了他早期关于事实和价值的二分法，认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应该从本体论上放弃对世界和实在的幻想，而从人类的现实活动出发，以实践的原则重新构造我们视野中的世界。^[5]

普特南关于实在论的转变过程恰好也反映了在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理论建立之后，科学对哲学观点的影响逐渐显露并明晰起来。

关于科学实在论，有不同的实在论主张，主要有真理实在论、实体实在论、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法恩的自然本体论态度以及结构实在论等。实体实在论与形而上学原子论之间，以及结构实在论与形而上学场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盟。^[6]实体实在论认为科学理论所讨论的认知对象中至少有一些是存在着的。牛顿定义物质的量便是以粒子实体实在性为基础的。但在20世纪之后的理论物理学中，对于像夸克、引力子、磁子这类假设的实体，实体实在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结构实在论并不认为没有观察到的实体存在，而是主张科学理论的数学形式与物理系统的结构之间存在同构性。由于粒子的本体论地位变得含糊不清，由理论的数学形式体现出来的不变的结构被认为具有本体论地位。至于对象的个体化问题，詹姆斯·雷迪曼指出：“对象是个体化的变量根据与背景有关的转变挑选出来的。因此，根据这种观点，基本粒子仅仅是在粒子物理学中对称群之下的一组组不变量。”^[7]哈瑞和马登指出，物理学的基本理论要么反映了一种原子论的形而上学立场，其中最终的实体是力的点中心；要么反映了一种这样的形而上学立场，其中最终的实体是“大场”（Great Field）。“大场”单一而与流体类似，它的潜势将是因果力量的空间分布，但他们将不断变化，受到高阶不变量的约束。^[8](www.daowen.com)

关于物理理论的数学形式学，爱因斯坦表示：“几何学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这要看它有没有能力在我们经验之间建立起一切正确的并且可验证的关系。”“比如，欧几里得几何作为一种数学体系来考察，它仅仅是同空洞的概念（直线、平面、点等，都不过是‘幻想’）打交道。但是，如果人们添加上要用刚性杆来代替直线，那么几何学就变成了一种物理理论。于是定理（像毕达哥拉斯定理）就同实在发生了关系。”^[9]

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和原子论时代起，“以某种形式保存”的思想就已经在自然哲学中产生了各种推测。D.W.Theobald认为，根据结构实在论的观点，不论是把质量还是能量概念作为物理实在，都只是一种哲学上的本体论承诺，因此物理真实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科学活动的目的是提高我们所掌握的技术语言的充分性。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本体，如果我们采用一种语言，就必须采用相关的本体。然后，理论语言被很好地证实和被接受的充分性，将规定一个科学家必须作出的本体论承诺。这种物理实在的观点导致了不存在绝对实在的观点，并进一步暗示接受能量为物理实在。在讨论中强调，物理现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我们不能为能量假设一个‘结构’的事实也被讨论过，但这被认为与能量是否是物理现实的一部分的问题无关。”^[10]很显然，D.W.Theobald认为的结构主义更多地属于工具主义的范畴。

美国波士顿大学曹天予教授在1998年的一篇国际哲学会议报告论文《表征还是建构，量子场论的一种解释》^[11]中，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指出，所谓对量子场论的解释，就是要澄清数学形式系统的意义。具体来说，一是要说明它所描述的基本实体是什么，二是要说明“理论实体”是否是物理实在的客观表征。对此，不同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持有不同的立场。曹天予将最常见的实在论立场划分为如下几种：粒子本体论、场的本体论（即“场的实在论”）、结构实在论、操作主义、结构主义等。

关于结构实在论，也存在不同的版本。沃若尔的属于“认识版本”，认为科学理论在发展中“有连续性或积累，但连续性是在于形式或结构，而非内容”。例如，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对菲涅尔的光的波动说有继承性，主要体现在数学形式结构上；他认为相继的理论所指称的并不是同一个物理实在，“以太”之类的本体本身并不可知。法兰奇和雷迪曼属于“形而上学版本”，认为世界只有关系和结构，对“实体”本身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认为在诸如量子力学那样的现代科学中讨论“实体”毫无意义。曹天予提出的是“知识论版本”的结构实在论，主张“不可观察实体”存在的必要性，反对“取消主义”，认为形而上学派“单纯的惯性网络的扭结”不足以替代“实体”而承担起支撑作用。同时，由于实体并非直接可观察、可认知的，因此必须依靠“结构特征和关系的知识”的概念网络间接地得以认知。^[12]

对于不同立场的实在论，武汉大学的桂起权教授认为，粒子本体论的观点过于传统，这种观点认为唯有“粒子”才是第一性的物理实在，“场”没有独立实在性，至多只是由粒子的实在性派生出来的；操作主义和结构主义属于工具主义的范畴，它们只是把“粒子”和“场”看作场方程或者拉格朗日函数等数学结构的不同表征而已，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桂起权教授比较赞同场的本体论和结构实在论，他说：“首先我所赞成的基本本体论是‘场的本体论’，即认为量子场是第一性的物理实在，场对于粒子具有优先性，‘粒子’也是物理实在，但是它作为场量子而出现，场量子是场激发的一种表现和特征。‘粒子’对于‘场’而言，只是场的复杂结构特征的现象指示器而已。”他认为曹天予那种结构实在论与场物质的实在论两者完全可以相容，“这种结构实在论继承了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内核，只是更加强调了实在的整体关系和结构方面的特征及其认知上的不可替代的能动作用而已。”^[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