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hu等研究了印度企业组织的企业生态响应能力。他们将企业环境响应性作为一个两阶结构来实现。研究发现，一级（较低级别）的响应能力是由强大的供应链客户所产生的压力和国际化带来的制度压力所驱动的。第二级（更高级别）响应能力的组织的驱动因素与组织身份和文化有关，这些组织身份和文化又植根于社会响应的悠久历史。Bansal和Roth用定性方法研究了激发企业生态响应性的诱因和相关因素。他们对所采集的英国和日本共53家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三大诱因，即竞争力、合法化和生态责任；以及三大相关条件：场域凝聚力、议题显著性及个体关注。有些研究已经指出企业“变绿”的动机，比如法规遵从性、竞争优势、利益相关者压力、道德关注、重要事件、高层管理人员主动性。虽然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变绿”，但未能预测生态响应性。尤其重要的是，学者们没有从概念上详细区分基于生态的动机，也没有阐明动机的分类是否包括所有动机以及动机是否相互排斥。另外，也缺乏关于动机如何不同以及什么情况会导致某个特定动机的研究。同样的，虽然研究者认可动机与不同形式的生态响应性相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在之前学者们的著作中并没有得到详述。Bansal和Roth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究企业为何“变绿”，并通过揭示采用生态新方案的动机和每个动机的深层因素来解释企业生态响应性；他们把企业生态响应性定义为以减轻企业对自然环境影响为目的的一套企业新方案。这些新方案包括改变企业的产品、流程和政策，比如降低能耗、减少“三废”、使用生态可持续资源、应用环保管理系统等。

对于企业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都认可企业生态响应的四个驱动要素，即法律、利益相关者压力、经济机会和伦理动机。法律在促进企业生态响应性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知。不断加码的刑罚、罚款和违法成本使得守法意识日益深化。利益相关者也对促进企业生态响应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消费者、当地社团、环保组织，甚至自然环境本身都会鼓励企业在做决策时考虑生态影响。企业管理层能够通过对生态作出响应来改变公众对它的负面评价，从而获得利益相关者支持。Papagiannakis和Lioukas通过研究分析了管理者的价值观、态度和观念是否会影响组织的“绿化”。根据142家希腊公司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通过树立自己的环保态度高层管理人员的个人价值观会间接地而不是直接地影响生态反应。研究结果具有理论意义，表明管理者的价值观、态度和观念在企业的环境响应中的重要作用。然而，Lawrence和Morell发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生态响应几乎没有影响。经济机会也会驱动企业生态响应性。通过强化生产过程控制，企业在降低投入成本和废物排放的同时，也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企业可以通过绿色营销、废品销售、环境专业知识外包等方式提高收入。伦理动机驱动的企业之所以会对生态进行响应，是因为企业认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公司的管理高层和企业的价值观在促进这些企业改善生态环保形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Bansal和Roth建立了关于企业生态响应性的初始模型，如图3−1所示。图3−1中提到的动机解释了企业会对服从法律、建立更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获取经济财富与竞争优势、保持生态平衡做出生态响应。虽然该模型提供了一个重要起点，Bansal和Roth仍然认为该模型有两点局限性：（1）该模型未得到足够数据支撑。以前更多的是基于个案研究，而这限制了他们调查结果的一般化；（2）这个模型并没有得到详细描述。为了理解生态可持续企业，就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动机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图3−1　企业生态响应的初始模型

为了识别企业生态响应的动机，就需要揭示这些动机的背景原因。有三个背景原因会影响到企业的动机，即议题显著性、场域凝聚力和个体关注。议题显著性指的是某个特定生态议题对组织构成的意义程度。场域凝聚力是指在组织域内，组成部分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联系的强度和密度。个体关注指的是组织成员对自然环境的关注程度。图3−2是一个新模型，描述了动机和背景原因之间的关系。(www.daowen.com)

该模型指出了整合相关理论观点的重要性。为了全面理解企业生态响应性问题，需要应用体制理论、经济理论以及个体价值观等相关理论知识。虽然每个动机都各具独特性，它们仍然可以通过互动来增强对企业生态响应性的影响力。对组织和自然环境的研究要求多学科分析。组织理论在组织与自然环境相关工作中的研究和应用需要并且会促进不同学科的结合。

在此基础上，Agarwala对环境保护绩效不同（好或差）的企业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由于环境保护革命在过去近30年中已经得到迅猛发展，因而企业也随之改变了经营方式。虽然有的企业已经表达了对长期生态响应性的迫切需要，但还是有些企业对此问题表现比较淡漠。研究关注了为什么有的企业会采取新方案来实现自身更好的环境保护绩效。基于此，Agarwala对环境保护绩效好的企业与绩效差的企业作了比较研究，目的是揭示其二者产生该区别的背后原因。在研究中他采用了三个变量，即：企业生态响应性、企业道德氛围、管理层对企业−环境之间关系的态度，即企业环境责任。

图3−2　企业生态响应新模型

通过对该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可知那些环境保护做得更好的企业比做得较差的企业明显采用了更多的环境保护新方案。同时，调查数据也显著表明，与环境保护做得较差的企业相比，做得更好的企业中的员工更加了解自己公司所采用的环境保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