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理论被用来调查鼓励企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以及伴随的评估环境保护策略的背后原因，即自然资源基础理论（Natural Resource Based Theory，NRBT）和新制度理论。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主要是研究企业怎么能通过“变绿”来获得竞争优势。新制度理论着重强调施加于企业的影响企业实践和结构的社会和文化压力。Hoffman则认为企业并不是简单地对来自组织域的压力做出反应，它们在没有外部约束影响的情况下不会完全自动采取行动，制度和组织动态紧密相关。

基于该理论基础，CER的因素被大致划分为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制度即“用来构建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的人为设计约束”。因此，制度因素被进一步划分为监管力量、自我调节和利益相关者影响。CER的每个因素都有不同的影响机制，但是同时它们也互相联系并具有协同效应。

企业环境保护论关注企业应对环境问题和发展的环境管理战略。现有的文献表明，企业可以在提高他们的竞争地位的同时，通过实施环境管理的某些“最佳实践”来减少他们的活动对自然的负面影响。企业所采用的有关环境保护的策略和举措被称为“企业生态反应性”（Corporate Ecological Responsiveness）。

（一）外部因素

1.监管框架

企业环境保护论涉及的最突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就是规则。由于规则的复杂性，一方面，规则会发挥有利作用，另一方面，有时恰恰造成违规现象。虽然传统的规定性方法在促进企业“变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学者们也认识到它的无效率，并且认识到跨越时间和地点协调实施的困难度。根据广为接受的经济理论，规章制度会在增加成本的同时限制管理层的选择，从这方面来说，规章制度会伤害企业。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规章制度执行能力太弱，环境标准太低，CER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反应型策略。Nwabuzor认为发达经济体更可能通过成熟的法律和政策来促使企业采取环境保护行为，然而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则受困于较差的调查和实施机制。另外，规章制度也能成为一种有利因素。Porter和Van der Linde提出“通过激励创新、严格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切实增强竞争力”，从而能部分甚至完全抵消遵守规定所增加的成本。King在其报告中指出按规定要求购买的环保设备能揭示隐藏的生产问题并帮助企业在运营上取得巨大进步。通过数据包络分析，Managi等指出环境保护规定在短期会降低生产率，但从长期来看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尽管规章制度机制兼具优缺点，但仍然是环境保护的最有效的驱动力。除此之外，环境保护还需要其他非规章制度的因素。Husted总结道：“经济发展明显是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Lyon和Maxwell 提出在规章制度系统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市场因素可能是促进企业生态责任的最强力量。

2.市场力量

企业环境保护论关注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就是竞争市场压力。许多企业都已经意识到环境保护对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并且已经采用了新一轮的强调环境管理和公司战略相结合的主动自愿标准。Russo和Fouts发现环保绩效和经济绩效是正相关的；因此，对环保措施的投资，对企业来说是有利可图的。有不少实证研究对企业环保绩效和财务成功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

此外，增强成本竞争力的市场压力已经促进了环境管理系统（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EMS），如ISO14001的采用，其原因在于EMS有助于企业改进生产效率。大企业已经不得不把老旧低效率的加工技术替换成更加现代化、更加高效的加工技术。不断恶化的价格竞争也鼓励企业多样化经营并生产利润更大的、差异化的产品。市场要求企业采用高级的加工和产品技术（被认为是高环保绩效的），有助于企业“变绿”。

经济全球化已经对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改革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环境保护主义者过去通常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负面因素，会导致环境恶化。然而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市场力量，在发展过程中会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条款。企业会迫于全球标准在政府未批准的情况下提前采用这些标准。经济全球化已经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更高级的环保技术及应用能力能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企业更可能模仿与它们关系紧密的其他企业的行为。企业的国际化联系有助于其环保自律。研究表明，非出口导向、主要服务当地市场的跨国公司更可能采用多国本土化战略，明显比更遵循全球战略的出口导向的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绩效方面更加缺乏自律。

3.利益相关者压力(www.daowen.com)

有的学者已经发现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和绩效提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Anton等通过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们经常鼓励采用环境管理系统（EMS）并发现这些系统和绩效提高之间存在关系。利益相关者们转而要求在企业社会责任，特别是在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上，要正直诚实、尊重他人、标准化、透明和施行问责制。

由于多利益群体的压力，企业已经加强了对企业行为的责任和透明度的关注。当企业做出正向积极的行为时，对该企业的评价也会更加正面，利益相关人的信任也增加了，社会支持更广了，企业品牌管理也得到提升。Neumayer和Perkins发现企业是否采用ISO 14001，受到当地富裕的利益相关人、民间团体、欧洲和日本客户的影响。

社会利益相关者，例如社区、民间团体和消费者等，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是过去20年间国际事务中最显著的进步之一。民间团体压力是推动企业环境保护的主要驱动力。它的影响力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参加公众听证会、倡议公共利益立法和监督跨国公司。Henriques和Sadorsky在加拿大某公司执行一项环境计划的决定自报会上注意到社区压力的能量。社区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已经联合起来，一起通过在法定环境影响评估的公众听证会阶段提出反对意见，从而来推迟或推翻项目建议书。

绿色消费主义的兴起已经驱使交易朝更加积极的环保管理方向转变，特别是在那些与最终消费者有密切接触的行业。Klassen和Vachon发现客户发起的联合活动能有效阻止废物排放。企业职工作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在执行CER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因为企业能否成功发展绿色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员工的参与。另外一个重点是供应链上的利益相关者，他们能影响企业决定，因为他们是有效推行政策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有力工具。

（二）内部因素

Azzone等指出环境战略发展过程从分析企业外部环境开始，接着企业须把企业内部特征（如组织文化、财务、技术、人力资源、环保能力、战略定位）考虑在内并作为战略重点。Delmas和Toffel把其他的工厂和母公司特征也加入到企业内部因素的名单中，例如公司规模、产品、在价值链中的位置、管理层态度和激励、战略态度和国际化等。

内部利益相关者，如职工、供应商、投资者和股东，和内部因素一起都会影响企业的环境战略。环境战略应该考虑企业所在行业的结构和特点，企业在行业内的位置、企业对环境的态度以及它的能力。Henriques和Sadorsky指出在自然资源领域的企业更可能准备环境计划，然而服务领域的企业则不大可能去做这些。这些CER内部因素的适用性，根本上还是要靠高层管理者的意愿，因为环保创新需要高层认可。

Karassin和Bar−Haim设计并实证验证了影响企业环境责任（CER）的主要驱动因素的多级模型，模型包含三个层次的分析：制度、组织和个人。模型设计的多层次性质可以评估各级及其组成部分在实现CER方面的相对重要性。未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分析表明，制度层面变量与CER具有中等关系，一些变量具有负面影响。组织层面被揭示为与CER有强烈而积极的关系，组织文化和管理者的态度和行为是重要的驱动力。

这些外部和内部因素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一家企业的环境战略和商业战略的协同效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企业环境战略的采用情况。如果环境战略与企业的商业战略紧密结合，那就意味着环境战略与商业战略处于高协同水平，这时企业会采用积极的环境措施。

尽管采用积极环境责任有这些内外驱动因素，但也有些障碍迫使企业考虑放弃积极方案。这些障碍有的会随着国家不同而发生变化，但其中也有能归纳整理出来的共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