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规定和引进技术变革，传统经济学家们常把企业的环境保护措施与企业主要经济活动对立起来。Friedman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因此，企业的目的不是满足社会需要而是提供商品和服务进而创造利润；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应该由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等机构来负责。

Porter在《科学美国人》上撰文驳斥了以上观点并引发了理论界对企业环境保护绩效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关系的论战。他认为，污染是一种经济浪费，污染物的生产和废弃表明资源的无效利用；因此，通过企业管理层的努力和技术进步来消除污染的产生，企业可以在减少对环境影响的同时提高竞争力。Porter还认为企业根植于特定的经济、法律和社会环境，这使得企业很难实现上述目标，即重新设计组织、采用新技术，从而通过提高环保绩效来获利。因此，他建议有必要采用新的、严格的、设计精准的（绩效导向的）环保法规来激励经济实体进行创新以满足新要求。这些创新能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转化成企业和整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而抵消并超过那些规定带来的短期成本的增加值。Porter认为不能把竞争力看成是一个静止状态，本质上它应该是动态的，比如竞争力涉及对提高管理效率的不断追求和探索。如今导致运营成本的增加的因素，可能在将来就会被证明是竞争优势的源泉。(www.daowen.com)

Hart和Milstein发表了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人们正在寻找社会经济发展范式的另一场变革，这个新的范式将会由企业对自然环境的态度来划定。根据他们的观点，企业和经理人能感知到这场即将到来的变革的话就会提高竞争力；反之，那些忽视变革、不改变策略的企业将会失败。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范式下，没有必要动用政府的力量来为社会提供数量和质量充足的资源，从而使得环境保护规定、法律实施和监控的巨大成本显著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