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企业节能减排

自然界中的污染物80%来自于企业，企业义不容辞负有治理污染的责任。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万元GDP用水量下降23%、单位GDP能源消耗15%、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可见节能减排已经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成为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指标。节能减排，顾名思义是将能源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紧密相联的重要概念。

企业节能减排的研究涵盖理论机制和模型、动因和策略、绩效评价、意愿和行为等方面。

对于企业节能减排机制和模型的研究，王琳等（2011）依据资源价值流会计理论、环境责任分摊理论、外部性理论、政府干预理论、激励经济学理论构建政府—企业节能减排互动机制激励模型，确定政府和企业的最优责任分摊比例，并依据模型测度出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投入和各项经济、环境效益指标。赵立祥（2014）运用AMOS17.0对企业节能减排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按重要程度划分驱动因素为制度环境、企业特征、企业效益和社会责任。侯立安（2015）认为节能减排最终需要企业承担生态责任，并通过政府管制、市场引导和社会参与形成多主体“内外力互动与协同”的企业节能促进机制，隗斌贤（2015）在《节能减排促进机制研究》一书中，基于以上思路，从企业主动履行生态责任和节能减排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合作、互动与协同关系视角，系统分析和构建了节能减排促进机制。

对于节能减排的动因和策略探讨，邢璐（2010）通过企业问卷调查概括出，影响企业节能减排的因素包括企业规模、环境绩效、所有制、产品市场、上市情况等，并分析了节能减排政策的不足和企业需求，需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环境审计等自愿性环境措施，加强监管执行机制，指标分配忌一刀切，指标落实需资源支持和合理引导。曹春辉等（2013）认为，节能减排的动因主要在于获得产品成本优势、赢得社会大众和政策支持，即形成外部环境和利益相关者之间良性互动机制。并指出，低碳经济时代，政策和社会对于企业的战略影响越发明显，主动型节能减排策略成为企业未来可能采用的主要策略方式。刘安国等（2016）使用DEA模型中可变规模报酬的BCC模型，测度和分析华北五省区市制造业企业节能减排表现的区际差异；以企业节能减排效率与产业分工优势综合信息矩阵来识别区际规制协调的重点领域，区分出鼓励发展产业区、环境规制强化区、优先转移产业区和区际协调重点区不同类别，并有针对性地分析了企业节能减排的表现，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张国兴等（2018）对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建立了计量模型，分析对于节能减排效果影响的差异性，得出：以2004年为节点，政策数量显著增多，总体力度逐渐增加，政策制定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三地人事措施、行政措施、引导措施、财税措施、金融措施等不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差异明显，且行政手段政策措施较市场手段行政措施效果明显。

对于企业节能减排绩效评价的研究，王帆（2015）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建立了碳排放审计评价体系，通过企业调研和测算碳排放值，认为多数企业重视碳排放指数值，并采取了措施将其控制在监管机构要求范围内。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指数值的企业较少。郑季良和王希希（2018）构建了高耗能企业节能减排协同效应评价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宝钢公司为案例实证协同效应演变趋势和过程，发现节能减排协同效应呈持续增加趋势，且减排效应比节能效应更为显著。杨亦民和吴疑（2018）运用DEA分析法测度湖南省火电企业的节能减排绩效，并实证分析影响因素，认为火电企业节能减排综合效率较低，小型企业尤其低，解决重点在于降低供电煤耗率和增加节能减排研发经费投入。(www.daowen.com)

企业节能减排的意愿与行为研究方面，邹艳芬（2011）认为节能减排多集中于宏观行为效果研究，体现在政策、制度、技术、执行层面，微观意愿影响因素包括：企业内部管理环境、员工学习能力、信息来源和财务规划等，且意愿和行为的外部驱动力作用明显。曹春辉等（2013）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节能减排将企业认定为政策和命令的被动接收者，较少考虑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在意愿和行为上的主观能动性；在管理学领域企业节能减排行为通常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视角探讨。董玉宽等（2015）构建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和杠杆性资源意涵的企业生态文明建设参与行为形成机理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型，强调增强企业生态文明建设行为意向和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战略决策意义。谢雄标等（2015）对于资源型企业的绿色行为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绿色行为指标涵盖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环保意识、清洁生产和绿色技术创新，绿色行为与绿色认知、资源能力、合作预期、社会网络等影响因素呈正相关。

2.企业绿色生产管理

绿色生产也被称为清洁生产，是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199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和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都对清洁生产进行过定义，张孟豪（2016）认为，企业的绿色生产行为包括技术手段行为、管理手段行为和结构调整行为，表现为加强投资和绿色生产意识建设。

何伟军等（2013）基于博弈论和外部性理论研究得出，企业之间的生产博弈导致绿色生产的外部性问题无法通过市场方式自发解决，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保证了政府对企业绿色生产外部正效应的保护性，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战略的选择。文华等（2013）基于中小企业供应链视角，涵盖整个原材料获取、制造、配送、使用以及回收处理/再利用的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各环节创新。李松（2016）对煤炭企业的能耗和能源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技术创新、加强管理、引进工艺等节能减排的绿色生产管理措施。张彩云和吕越（2018）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研究了绿色生产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和机制得出：2003年《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企业研发水平下降，企业创新的类型、绿色生产规制严格程度、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等都构成绿色生产规制发挥负向影响的机制。解学梅（2019）基于长三角供应链企业的实证研究，认为绿色创新的内部驱动和外部驱动因素均对绿色创新战略和供应链协同产生正向影响，有利于供应链企业进行整合，加快信息传递速度和顾客反应速度，且绿色创新战略在内外部驱动因素与供应链协同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张磊（2019）认为要基于绿色生产和社会责任推动农村小微企业的管理转型，要从内部完善企业管理，树立绿色生产理念，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注重技术创新和优化生产管理，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等。要从外部加强政府、社会、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引导和监督作用，推进小微企业绿色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