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政策体系源于对环保领域的重视和政策制定。20世纪70年代开始，涉及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标准、政策和规划相继出台，为生态文明政策体系的制定奠定了良好基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标志；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方针和目标要求，提出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以后落实的具体制度包括加强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健全基本的管理制度、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市场化机制、健全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5个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修订7部与环境相关的法律，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规定堪称史上最严。由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单独制定及与国务院联合颁布的部门规章达30余项，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2015年，国家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全面部署，并首次明确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五化协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2020年建成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首度写入“十三五”规划。十九大确定“美丽中国”实现的时间表（2035年）和政策目标（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从目标、主体、进度表述上异常明确坚定。

这些法律、规章和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我国的环境治理正在从“应急补救”状态逐渐迈向“依法循证”阶段，意味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由价值建构转向制度建构，已由政策制度框架形成转向具体过程执行。

从国家、地区、行业三个角度对生态文明政策法规进行梳理，包括中央、地方和各行业的现行法律制度、政策法规，涵盖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北京市、贵州省、福建省、河北省、天津市政策法规和具体规章，同时着重调研了煤炭、石油、水泥、造纸、电力等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规章制度。国家法律政策多属于环境相关的管制型政策工具、市场型政策工具，并多次修改、修订，地方、行业政策多以现存生态环境、需要解决的现实需求为导向，相对更具体实际。

首先，对国家关于生态文明并出台的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出台的相关规章进行梳理并发现，从2016年开始，国家生态文明政策法规进入了密集发布期。2016—2018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法规。这种情况不仅在国内前所未有，在国际上也是十分少见的。这些政策法规所涉关系之重大、酝酿准备时间之长、协调难度之大，显示出这些政策法规面世的历史突破与战略跨进，更显示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信心。(www.daowen.com)

其次，对不同地区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更多从宏观角度进行规范，但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方产业发展重点不同，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同。因此，存在国家层面的政策规范比较宏观、落地难、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找不到具体抓手等问题，需要适合地方政府、适合不同行业的法规。因此我们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地区，主要是京津冀地区的法规。因为京津冀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该地区存在大面积雾霾频现、资源环境超载严重、生态恶化等诸多难啃的“硬骨头”。针对京津冀环境污染等诸多难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最后，对不同行业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进行梳理。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是三高企业，这类企业是受政策影响最大的。针对煤炭、石油、水泥、造纸、电力等不同行业的政策法规，即是三高行业的主要政策法规。

总的来说，党的十九大以后，省市地方政策注重具体指标和评价考核相结合，作出了具体部署，任务量化到具体指标，明确考核主体和考核责任。国家、地方、各地行业政策针对细分领域突出问题，采取政策措施、指标限定，如针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及制造业发展带来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问题，国家相关部门陆续颁布的大气十条、水十条和土十条等政策，有效地为细分领域的污染问题提供了处置措施，加强了国家环境保护的政策落实，有利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