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纪录片，不能不说到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星的纪实频道和中央电视台的9频道，这两个都是业界公认的中国大陆影响力最大也是最有特色的纪录片频道。只是这两个一南一北的纪录片频道，其频道排版特色和纪录片风格各有千秋。上海广播电视台的纪实频道，通常都是以栏目化来编排播出纪录片的，即便原本独立的纪录片，哪怕是自拍的或是购买的纪录片，通常都要装进某个类型化的栏目中，有片头片尾，有栏目主持人加进串联词，栏目与栏目间会有广告插播，或者栏目会有某个商业品牌冠名，或者植入式片花等。纪实频道播出的纪录片，相对而言，更细腻精致，更接地气，更国际化。而中央电视台的纪录频道，刻意地淡化栏目概念，通常没有栏目串联，往往直接以纪录片来编排串联版面。央视播出的纪录片以系列纪录片居多，有影响力的系列纪录片，也往往以一季一季的方式来播出。因为央视的独特地位，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的纪录片自然大气恢弘，波澜壮阔，即便有微观切入的细节，也往往具有深广的背景，如《舌尖上的中国》，便是微观与宏观的结合。

说起两个纪录片频道的创办历史，自然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纪实频道早于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频道。纪实频道成立于2002年1月1日，是中国第一家纪录片专业电视频道，2012年起实行24小时全天候播出，2013年正式实现高标清同播。2014年6月16日起上星播出，成为全国性专业卫视。而中央电视台CCTV—9纪录片频道于2011年1月1日开播，比上海的纪实频道开播晚了9年，其前身是英语国际频道。但央视的纪录片频道一旦开播，便以一系列高忠诚度、高关注度和高美誉度的精彩纪录片迅速成长为中央电视台的标志性品牌频道之一，也已成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电视传播媒介。

纪录片拍摄中

而在这两个纪录片频道问世之前，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国门打开以及电视同行的思想解放，中国大陆的纪录片已然呈现雨后春笋、方兴未艾的探索与发展态势。其中，中央电视台摄制播出的《话说长江》、《望长城》（中日合作）、《让历史告诉未来》等耗资巨大、气贯长虹的系列纪录片，以及上海电视台摄制播出的单集纪录片《地下行》《摩梭人》《十字街头》《德兴坊》等，都以不同程度的热烈反响，引起业界和观众的关注。

说起上海广播电视台的纪实频道，就不能不说到《纪录片编辑室》这个堪称中国大陆纪录片里程碑式的栏目，就不能不提及在全国率先开创纪录片栏目《纪录片编辑室》的元老之一刘景锜，就不能不提及由他领导的在全国卓有影响的纪录片创作群体。

刘景锜，1941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摄影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视台，而那时的电视台，对外称电视台，实际还是电台的一个部，叫电视部。充满理想主义的他作为新闻组7位记者之一，开始了早期电视新闻的实践与探索。

早期的电视新闻，采摄编播的流程比现在的电视新闻和纪录片的采制要复杂困难得多。因为是用摄影机拍摄，更因为常常是骑三轮车、自行车或挤公交车去采访，所以早期的新闻片，往往是一条条3到5分钟的微纪录片。上海电视台开创时的第一条新闻片就长达近8分钟，其内容与形式，几乎就是纪录片的方式，只是几位记者，当时近乎玩命一样地抢新闻的时效而已。所以，上海电视台第一批纪录片的骨干群体，几乎就是新闻部的一帮元老们。于是，也有人将上海电视台摄制纪录片的对外部（后来改为国际部，又改为海外中心，再后来改为纪实频道）尊称为电视台的“元老院”。

那时的刘景锜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而且是位想做作家转而改做了电视新闻的科班出身的才子。如鱼得水的他从灯光、场记、采访、写稿、拍片到写字幕、配音，除了录音和洗印，什么都干，拳打脚踢练就了十八般武艺。1969年，他用阿克发16毫米胶片（感光度8度）摄制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30分钟的《上海知青屯垦戍边》。改革开放初期，即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电视台拍摄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纪录片《地下行》，片长40分钟左右。此片的导演是龚学平，秦海是摄影兼导演，郭大康是摄影。此片真实记录了建在上海地下的人防工程派上了新的用场：商场、车库、书店、地下娱乐设施等。片子的摄影、灯光、剪辑都比较讲究，还专门配了歌曲。因为这部纪录片选题新颖，内容也新颖，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感觉改革开放了，光是新闻不够了，纪录片应运而生了。于是，上海电视台新闻部成立了一个“纪录片组”：2个编导，4个摄影，刘景锜是编导之一。纪录片组除了拍摄新闻，其主要任务是用故事讲清一个事件、一个变化、一个人物。

刘景锜早年工作照

从电视新闻转到纪录片，从纪录片的起步到上海的电视纪录片在全国产生长期的领头羊影响力，既是时代的变化给刘景锜带来的机遇，也是刘景锜主动创造的机遇。在上海电视台建台50周年的时候，刘景锜留下了这样一段回忆：

20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发生很多变化，但是我们国家的形象在海外却很模糊，甚至有些人像是从哈哈镜里看到我们国家形象的。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有一些东西来反映中国的形象呢？在1984年，中央下令在全国各个电视台成立对外部。对外部不是为了生产文艺节目，也不是为了生产新闻节目，而是为了生产出口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就是为了让外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中国。所以我们肩负着这么一个任务。但我们当时的纪录片没有批判精神，而是带有应景的性质和光荣榜的性质。正因如此，我们的纪录片不能深入人心，不能把人们真实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反映出来。1984年底，我到宁夏区参加第二届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中央台有一个统计数据：上海电视台从1981年到1984年时间，通过中央台这个渠道一共出口两小时的片子，在全国30个省市中排倒数第三位。四年两小时，其中有1小时还是电视剧，还有1小时是两部纪录片，这两部纪录片的编导都是我。上海电视台作为仅次于中央电视台的大台，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我们在四年中只有两个小时的节目出口，而且是通过中央台的渠道出口的，这是一个什么景象？我觉得我们太失职了，我们作为电视工作者，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所以我非常着急，觉得很没面子。回来以后，我就给龚学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我说我这次去开会太难受了，我们是不是能够用三年的时间改变这样一个状况。龚学平同志很有魄力，他说：“那不行，什么三年？一年就要改变现状！”于是，1985年1月，就从新闻部里抽调了19人成立了对外部。当时给了我一个委任状，让我担任对外部的责任编辑。成立对外部的第一年，也就是1985年全年，我们就从中央台出口了19条片子，一举成为全国第一。

谁能想到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崛起是从对外宣传的需求开始的，而刘景锜的激情写信和龚学平局长的魄力举措，无疑为上海电视台的对外宣传和纪录片的勇立潮头，点燃了第一把薪火。

又有谁能想到，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大打翻身仗，并且引领中国的纪录片潮流，却是采用鲁迅倡导的“拿来主义”。

伟大的鲁迅曾经说过：“‘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既然真实本是纪录片的灵魂，既然国际上擅长运用真实的纪录片手法，既然我们的外宣纪录片也要通过国外电视媒体的通道，而真实反映现实的纪录片是国外电视媒体欢迎并且能够接受的风格，我们何不“拿来”，学习借鉴国外优秀纪录片的纪实风格。上海电视台对外部的第一任主任周济和刘景锜顶着压力，开始了勇敢的尝试。刘景锜说得很实在：

当时在对外部开会的时候，我说，虽然我们现在成立了对外部，但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搞新闻出身的，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和组织拍摄。这样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要从内转到外。过去新闻是对内宣传，但是现在纪录片要给外国人看，外国人觉得不好就不买你的片子，不放你的片子。从1985年成立开始，我们坚持了三年，采取几个措施来改变过去的错误观念。第一，每周有一天业务学习，主要内容就是看片子。我们看国内外的优秀纪录片，包括获奖作品或者国外比较有名气一些的纪录片。第二，我是责任编辑，我会修改所有的文字稿。从解说词动手，一是“帽子”“靴子”一概不要，二是所有的形容词都给删掉。对外的纪录片就是要讲大白话，老老实实的。第三，我们要拍光明的，也要拍些问题。我们不能全是莺歌燕舞，潺潺流水。一个立体的中国，那才是真实的中国。

通过三年的努力，我们知道了海外的电视观众对中国的了解，也就相当于中国小学生的水平，我们必须像对待小学生或者学龄前儿童一样，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讲得形象、生动、有趣才行。另外，我们开始认识到纪录片在国内或许仅仅是一个宣传片，但在国际市场上，它就是一个商品。想要把商品卖出去，就必须看看人家喜欢什么样的商品。也就是说，如果要它进入市场有社会效益，必须先有经济效益。必须先要卖出去，才能有社会效益。

中国的纪录片走出国门不仅要转变理念，遵循真实的法则，借鉴国外纪录片的先进经验，而且需要一步踏进文化产业的市场，将纪录片作为文化商品，按照国外观众的欣赏口味和国外纪录片的行情需求，既达到推介宣传真实中国的目的，又与国际纪录片市场接轨。中国大陆纪录片的崛起之路和产业化发展之路，就是这样出人意料却又顺理成章地先从与国外的纪录片合作及商业运作开始的。

善于思考的刘景锜在感悟中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纪录片究竟是干什么的？我认为是用来沟通的。纪录片把东方的文化介绍到西方去，把西方的文化介绍到东方来。所以有时候我说，纪录片是一头驴，纪录片的编导就是赶驴的人，驴的身上背负着文化到世界各地叫卖，让其他人认识这个文化。这就是纪录片。文化是不可能被完全融合的，它只能沟通，或者说主要是被沟通而不可能被完全接受。所以纪录片最根本的使命在于沟通。

这样的比喻也只有刘景锜才想得出，可比喻得恰当而深刻。何谓纪录片？现在的教课书将纪录片的定义诠释得明明白白：是以真实生活为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与展现，以展现真实为本质，从而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是真实，其生命力也是真实。

可是科班出身的刘景锜对纪录片的颖悟并非从拍第一条纪录片开始的：

我1969年拍第一条纪录片，但那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纪录片，也不知道纪录片和新闻片究竟有什么区别。直到1985年以后，从事对外宣传工作，通过看书和一些切身体会，才认识到纪录片首先应该有一个现实的价值。当时的现实价值就是能让海外的观众看到中国究竟在发生什么？中国人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中国大地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又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纪录片不仅仅是为现在而做的。因为纪录片有真实性，因为它是同步的纪录，我们记者在场、编导在场、主创人在场，我们就在事件和人物的身边，所以我们记录下来的应该是真实的、第一手的、有历史价值的。除此之外，我们的纪录片还是一种创作。它不仅仅是纯自然主义的纪录，它还体现了编导的个人风格，他对事物的认识以及对美的发现。所以纪录片还具有审美价值。

尽管有了如此深刻的感悟，并且在纪录片的对外出口渠道和拓展海外市场方面，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已经打开了缺口，引起了海外影视同行的关注和兴趣，奠定了一些地位，但纪录片在上海电视台，乃至中国电视界，还是没有地位。在上海电视台总编室的节目编排中，纪录片通常被当成节目点缀或用来填补空档的，时间从来不固定，有时候在凌晨6点，有时候在中午11点，有时候在午后13点。因为纪录片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摄制完成的，所以台里也往往不将纪录片的从业者作为像新闻部那样一线岗位，给予某些照顾，因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因为在国内、在台里没有地位，没有影响，所以也没有人肯赞助。即便我们的纪录片已经打入了国际市场，创收也是杯水车薪，而国内的纪录片市场，完全是死水微澜，看不到一点动静。

天地转，光阴迫。心情郁闷但又不甘冷落的刘景锜和一心想打纪录片翻身仗的同事们，便日思夜想，琢磨着对外部是不是要主动申请创办一个自己的纪录片栏目，固定播出时段，培养观众的收视习惯。回忆起这段创业创新的经历，刘景锜和后来担任海外中心主任的王小平有点不尽相同：

王小平的回忆居然是：长途车里碰撞出来的点子。

记得那是在去苏州东山的路上，在一辆中型面包车里，我和汪求实、姜招虎、余永锦、徐之浩等几人坐在车的后二排，那是1992年的夏天，电视里正在播出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我们科室的氛围也比较“热”——头脑发热，大家坐在车里七嘴八舌地讨论、争论，主要话题是想求变，怎么变法？最后意见比较一致，是要开个纪录片栏目。去的路上将这想法坚定了，回来的路上则讨论如何实现。首要的问题是谁去说服部领导刘景锜。刘老爷子在部里还是有相当威严的，我们都不去，怕把握不大，被他骂出来，想来想去一致认为只有章焜华去跟刘老爷子谈有可能，他们是同学，资格上是同辈的。星期一一上班，就甜言蜜语地哄着章老师去同刘主任提，我们七八个人聚在大办公室等消息。没想到，一会工夫章老师领着刘主任一起来到大办公室，一进门隔老远，刘老爷子就大嗓门地说：“王小平，听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说。”我想，坏了，章老师还是怕啊，又推回到我们这边来了。谈就谈，豁出去了！

刘主任倒也没斥责我们的胡思乱想，只是比较担心背上栏目后会为每一期的节目源疲于奔命。大办公室里围着一大堆人，从我们两人对话到集体大讨论，最后，刘主任挺民主地放下一句话：“你们先拿个方案吧。”我们都挺兴奋，这就是说有可能啦！不久，老科长余永锦因公到美国半年，汪求实任科长着手酝酿方案。思路渐渐明晰：纪录片栏目可能要一定的长度，才能容纳下一定的篇幅，内容是要发挥我们已经开始的关注普通人命运的特长，形式上纪实，反对虚假。汪求实咬咬牙，设奖四百元征集栏目名称。最后是章焜华中标，他拿出来的几个名称中有“纪录片编辑部”，我们都感到挺好，平平实实又明白无误，只是“部”大了一点，还是谦虚一点，最后就定下了为《纪录片编辑室》。是栏目就要有主持人，大家认为主持人应是有资历的成熟的男性记者，我说楼下译制部有一个演员名字叫不上，每天来来去去面熟，外形上倒是可能符合这样的定位，他就是刘家桢，从那时一直到今天就是《纪录片编辑室》的主持人。

而刘景锜老师的回忆在细节上与王小平有较大的出入。

2019年元月的一天中午，刘景锜老师与我相约于上海电视台，这位年近耄耋之年的纪录片权威，抱病对我的初稿字斟句酌，补充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和辛辣中肯的修改意见，那种对纪录片事业的热爱、探索、自豪和担忧，所呈现出来的执着与较真，是我等晚辈及年轻一代少见的。老爷子的厉害果然本色不改。

老爷子对我说：

要争取对外部在台里的地位，大家的心情是一致的，但我从来没有反对搞纪录片栏目。事实上，他们给我的方案是办一个小栏目，叫《双日特写》，每次播出10分钟。他们要的是在台里的地位。我看后说：我们是对外宣传职能部门，你们想搞这样的栏目，那就离开国际部，到新闻部去好了。我说：要搞就纪录片栏目，长度按照国际惯例搞一个一小时的栏目，节目50分钟，广告10分钟，每周一期。大家想了很多名字，后来我说还是叫《纪录片编辑室》吧，栏目里一定要有“纪录片”三个字，为纪录片正名。又因为那时有一个电视剧叫《编辑部的故事》影响很大，所以就取名《纪录片编辑室》。

到1992年底，我们把这个栏目规划好了，把节目时间缩到40分钟，每周一期。我说，我们来一个观摩会吧！然后就把所有党委委员和领导都请来了。我把我们从1988年开始拍的《摩梭人》到1992年拍的所有的纪录片放了一整天，领导们看了一整天。刚调来的新台长盛重庆看了之后说：“我们台拍了那么好的纪录片，我怎么不知道？”我说：“没有专门的栏目呀，所以看不到呀。总编室给我们安排播放的不知道是什么时段，观众找不到，你们也找不到。”于是，当场他就批给我们栏目时间，星期六晚上8点钟黄金时段播出，每个星期一次。大家都欢呼，很高兴。

尽管回忆的细节有出入，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当时纪录片在中国传媒界的生存空间很局促，但是已经有一群热爱纪录片的媒体人在勇敢地探路，探索属于中国特色的纪录片之路。

中国的纪录片之路走得并不顺畅。1993年1月，《纪录片编辑室》正式开播了，但这档担当开山使命的新栏目，虽然放在星期六晚上黄金时间播出，刚开播时，收视率却并不尽如人意，观众寥寥，收视率排在十几位。这是一个慢热型的节目，不像《新闻透视》《体育大看台》《国际瞭望》等新闻热点类栏目或《大世界》《大舞台》《今夜星辰》等综艺类栏目，一开播就收视率飙升，一炮打响。这对刘景锜等一群“老法师”来说实在是颇为煎熬的事。

刘景锜回忆道：

一直到《毛毛告状》播放了以后，一下子万人空巷。整个上海都在讨论毛毛告状的事情。街上、电车上、商店里都在讲毛毛，而且我们分成上下两集，观众要等一个星期，才能看到下集。着急啊！就从这部片子开始，我们栏目的收视率一下子跳到了第一位，最高的时候收视率达到36%。

那个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办公室改成一个演播室。做节目的时候，先由主持人讲，然后放片子，完了以后，有采访对象或者编导的讲述以及专家点评，完全采用栏目的形式而不是纪录片的形式。当时，我给这个栏目规定了片源，三分之一是全国优秀纪录片，三分之一是我们自己生产的纪录片，还有三分之一是购买海外的优秀纪录片。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路子来做的。

《纪录片编辑室》创办十周年之际，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诗人王小龙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他骄傲地宣称：

《纪录片编辑室》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打出纪录片旗号的栏目，推出一批讲述城市平民生活的纪实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收视率甚至超过电视新闻和电视剧，一时成为上海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他以崇敬的口吻报出了《纪录片编辑室》初创时期的创作骨干：有1960年代的大学生，后来长期从事电视新闻工作的王文黎、章焜华，王文黎是极为轰动的纪录片《毛毛告状》的导演，章焜华的获奖作品更多一些，包括《半个世纪的乡恋》《回到祖先的土地》。中间一层有上过战场、读过老庄的宋继昌，有当过工人、农民、教师的汪求实、冯乔、江宁，摄影中有老一辈拍胶片出身的朱盾、赵书敬、祁鸣，有台里公认技术最好的摄影陈正才、汤炯铭、余永锦，有部队记者出身的李晓。

其实，王小龙还漏掉了王小平、王蔚和柳遐，还有第一代电视人伍亚东、资深的音乐编辑庄维淞等。《纪录片编辑室》这些精英，差不多每人都有一部或者几部获国内大奖或国际大奖的作品。这是一支今天看来在中国也仍然难以找到的、整齐的创作集体。刘景锜特别强调：《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的产生和成功并非偶然。说起来，机缘首先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纪录片编辑室》又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对外宣传。又因上海开风气之先创办了两年一次的国际电视节，上海电视台便有意抽调有资历有才干的编辑记者做主要用以外宣的纪录片节目，台里进的第一个研究生、第二个研究生、第三个研究生也都分配到对外部。

天时，地利，人和。一群理想主义的才俊团队，因为外宣的需求，创出了中国第一个纪录片栏目，中国第一个纪录片电视频道，中国第一个开展纪录片国际交流和纪录片产业化运作的纪录片重镇。

当时，《纪录片编辑室》的一群创业者们，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学习、交流、借鉴、创新的创作氛围。王小龙说：

摄制组每次外出拍摄，回来就一起看素材，任何讨论和争吵都会引来同事们热烈参与。看片间的机器从来就关不掉，谁找到一部好作品，大家会一遍一遍地观摩分析，年轻的发烧友竟将有的作品每个镜头的长度都记了下来，像画一张解剖图似的。那是个痴迷的时期，单纯的时期。这些人有一定社会经历，责任感很强，都相信纪录片是一个严肃的社会工作，相信纪实的力量可以改变什么。

那真是如饥似渴的年代，连“从满头青丝做到鬓髻如霜”的王文黎、章焜华、宋继昌等老师，为了追求纪录片的真髓，都重新回炉，像重新回到课堂一般，观摩、学习、借鉴了很多国内外优秀纪录片。刘景锜感慨地如数家珍般回忆起那些年看过的经典纪录片：日本纪录片《五平太流转》《父亲从战场上的来信》《大地之心》《小鸭子的故事》等，使我们赞叹其选题之巧妙，结构之曲折；美国纪录片《巴卡·丛林中的人们》《信守诺言》等，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曾看到的世界，看到了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争；《内部宇宙》《肖像》《路易赛特的命运》《汽车联想》《白狼》等，又让我们发现，原来纪录片的品类如此繁多而精彩。处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这些年优秀纪录片也层出不穷。从煌煌巨制的《丝绸之路》《大黄河》《绿色长城》《万里长城》《七大古都》《望长城》到《刘焕章》《沙与海》《藏北人家》《家在向海》等，不仅记录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也记录了一大批纪录片创作者艰辛的足迹。

令《纪录片编辑室》一飞冲天，并且至今未曾打破这部片子36%收视率记录的纪录片《毛毛告状》的导演，就是王小龙提到的1960年代的大学生，长期从事电视新闻工作的王文黎老师。搜索王文黎的简历，意外地发现1935年出生的王文黎除了是上海电视台高级编辑外，她还是抗日将领国民党精锐师98师少将旅长王禹九之女。她和抗日英雄父亲的战友路景荣之子路月浦定过娃娃亲，淞沪会战之前，路景荣和王禹九同在国民党精锐师98师服役，路景荣是583团上校团长，王禹九是587团上校团长。因为路景荣壮烈牺牲，娃娃亲因此而耽搁。70年后，王文黎与路月浦相见，回忆往事，不胜唏嘘。王文黎的故事，本身就是绝好的纪录片题材。沧桑的人生，必然对坎坷的人物命运产生兴趣。

纪录片导演王文黎在纪录片拍摄现场

《毛毛告状》讲述的是一位湖南来沪的打工妹谌孟珍，与上海弄堂里的一位残疾青年赵文龙未婚生女，但是毛毛降生后，孩子的父亲认为自己的残疾程度不足以生子，拒绝认子。于是毛毛的母亲抱着3个月的女婴找到法院打官司。王文黎闻知此事，在跟踪采访的过程中，参与了调解帮助，在小毛毛还没到可以作亲子鉴定的法定年龄情况下，通过医疗机构为毛毛做了亲子鉴定。当鉴定结果出来后，在跟拍的摄像机前，毛毛的父亲悲喜交加地流下了眼泪，当场认了自己的女儿。因为这部比虚构的电视剧还要生动的悲情故事，以一家苦命人的命运纠葛，以现场进行的纪实镜头，在父亲到底会不会认女的悬念中层层推进着剧情，加之上集播出后必定要等到一个星期后才能看到下集的结局，一下子勾起了上海观众的好奇心，扣人心弦的剧情最终以一家人团圆结局，让急切等候在电视机旁的观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也让《纪录片编辑室》栏目出人意外地拉了一根收视长线。

这部纪录片的大获成功，主要的功臣当然是主创王文黎，但题材的甄选和线索的提供，同样离不开《纪录片编辑室》的创作群体，1983年底考进上海电视台，后来也成为著名纪录片导演的冯乔功不可没。据刘景锜回忆：

1993年春节前后，打工潮涌进大上海，连续几天的报纸上、广播电视里都是劝说盲目进城打工的农民离沪的新闻。我们请老编辑王文黎来看看能否做点别样的文章。在王文黎紧张采访的当口，另一位编辑冯乔在饭桌上听妻子说起一樁听来的新鲜事：一个打工妹抱着四个月的孩子到上海来认爸爸，可爸爸不认。于是毛毛要打官司，有名有姓，言之凿凿。小冯一想，这里面有“戏”！赶快把这一信息电告老王。老王判断，这个官司无论谁输谁赢，都值得报道。第二天，她带着摄制组找到了那位抱着孩子告状的湖南妹子，记录下了一个真实感人而又一波三折的故事。

正巧，在《毛毛告状》摄制播出前，1992年，由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的《秋菊打官司》上映，引起社会反响不小。而1993年《纪录片编辑室》播出的《毛毛告状》分明反映生活在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真实故事。同样都是讲女性打官司的故事，《毛毛告状》采用的是编导在现场跟踪的同期声实况拍摄，其故事的曲折与精彩一点不亚于虚构的故事片《秋菊打官司》。

跟踪式实况采访，追踪讲述寻常百姓生存命运的真实故事，这是如今中国电视纪录片早已熟练运用的创作理念和拍摄手法，但是当时，在改革开放多年后，才由上海电视台一群钟情于纪录片的从业者首次大胆尝试。从1988年的《摩梭人》，到1990年的《老年婚姻咨询所见闻》《呼唤》，乃至1992年的《劳改队纪实》《十五岁的初中生》《德兴坊》《十字街头》《谢晋和他的孩子》等，直到中国第一个纪录片栏目《纪录片编辑室》播出《毛毛告状》这样的追踪平民生存状态的人性化题材，引起轰动效应，标志着这一理念和手法的日趋成熟。

讲真话，拍小人物，看人性冷暖。王文黎在总结《毛毛告状》的成功时感悟到：

在竞争日趋剧烈，人情日见冷漠的商品社会，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更需要有人性和人情的温暖、滋润。

我们这个社会曾经长期将人性和人情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意识加以批判。我自己就曾经有过许多极“左”的观念。从前对一切人和事往往简单化为是、非、好、坏四个字，而很少去追究这四个字后面的“为什么”。我想前些年如果让我去采访《毛毛告状》这样的题材，我绝对不会去同情赵文龙，采访的时候说不定会义正辞严，作“谴责状”。果真如此，《毛毛告状》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也许根本就拍不成了。

观念的转变，加之于王文黎自己坎坎坷坷的人生经历，使得王文黎情不自禁地在跟踪采访中渗透了纪录片吸引人、打动人、影响人的精髓——世上真正宝贵的，不是高官，也不是厚禄，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份信任，一份理解，一份真情。

正是怀着这样一份对人性的敬重，对纪录片真实原则的敬重，王文黎的跟拍手法，从最初残疾人赵文龙的抵触，逐渐得到他的认可和配合，乃至后来发展到遇事请教，充分信任。

《毛毛告状》拍摄中

《毛毛告状》纪录片的跟踪拍摄过程，本身也是一段令人感慨的精彩故事。王文黎回忆道：

像《毛毛告状》的男主人公赵文龙那样在镜头前无顾忌地讲话的人是不多的。他对摄制组的采访也有过抵触。记得第二次去采访他时，他提出“不拍镜头我就说，要拍摄，我就不讲”，我们当即答应了。后来谈话的气氛越来越融洽，谈到他残疾后遭遇的坎坷和不平，我们又开机他也没有再说什么了。7月19日《毛毛告状》的预告片播出以后，他发现“邻居的眼光都变了”，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连续三次打电话问我们是否能不播？我们耐心地说服他，最后他总是说一句“我相信你们不会害我”而同意播出。可见采访和播出都需要采访对象对摄制组的信任，没有这一点要想拍出好的纪录片是不可能的。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就这样，从《毛毛告状》开始，名不见经传的《纪录片编辑室》忽然走红了，用上海话说就是“火热得得滚”。上海乃至全国的观众忽然发现，不仅仅是《毛毛告状》，一部部类似《毛毛告状》的关心小人物生存状态的、故事进行时的、充满动感的、充满悬念和视觉冲击力的跟拍式纪录片，一下子在电视屏幕上趵突出来，成为相当一段时间荧屏新看点和新亮点。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小人物、关注时代的嬗变，已然成为中国第一个纪录片栏目的名片和引领纪录片异军突起的旗杆。

王小龙不无自豪地以数据说话：

2003年5月，中央电视台在近20个栏目被删除的情况下，《纪录片》被保存下来并改版为《见证》。《见证》首播的节目为纪录片系列《时间的重量》，该系列汇集了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纪录片。这是一次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纪录片成长历程的再梳理。“时间的重量”选择的第一批50多部纪录片中，我们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的作品占了8部，包括《大动迁》《妈妈不在的冬天》《重逢的日子》《茅岩河船夫》《德兴坊》《半个世纪的乡恋》《毛毛告状》和《一个叫做家的地方》。

这8部作品的导演都是重量级的纪录片导演，更是《纪录片编辑室》的功臣，他们分别是：

《大动迁》——导演章焜华，本片获1995年中国纪录片学术奖特等奖，上海广播电视优秀节目一等奖、上海外宣银鸽奖一等奖。

《妈妈不在的冬天》——导演叶卉，本片获第六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短片大奖，第十五届大众电视金鹰奖纪录短片大奖，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国彩虹奖，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学术特等奖，上海电视台百花特等奖。

《重逢的日子》——导演王蔚，本片获1994年全国外宣节目二等奖，入围1996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1999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国际纪录片节。

《茅岩河船夫》——导演宋继昌，本片获1994年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白玉兰短片奖。

《德兴坊》——导演江宁，本片获第四届上海电视节记者奖，第四届上海电视节观众最喜欢的纪录片奖，入选1999年意大利波波利电影节中国纪录片回顾展。

《半个世纪的乡恋》——导演章焜华，本片获第二届华语电视最佳纪录片金龙奖，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特别荣誉奖。

《毛毛告状》——主导演王文黎，本片荣获1993年四川国际电视节熊猫奖。

《一个叫做家的地方》导演王小龙，本片荣获上海电视节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奖。

获得大奖并获得社会美誉的岂止这8部，一路走来，列入《纪录片编辑室》光荣榜堪称经典的纪录片还有《上海最后的三轮车》《走进罗布泊》《沈漱舟的家》《回到祖先的土地》《婆婆妈妈》《劳改队纪实》《我的谭子湾小学》《下岗以后》《Bobby老师：您好》《呼唤》《老年婚姻咨询所见闻》《十五岁的中学生》《上海里弄》《上海石库门》《逃亡上海》《威海路20号》《出狱》《谢晋和他的孩子》《干妈》《远去的村庄》《红跑道》《房东蒋先生》《毛毛十岁》《教育能改变吗？》《喀什四章》……

《走进罗布泊》编导宋继昌、摄像李晓和主人公余纯顺合影

继往开来造就的一代代纪录片精英的还有应启明、干超、李涛、王韧、王文煜、周雯华、黄赢灏、袁维晖、朱宏、李菁、刘丽婷、徐冠群、吴海鹰、许盈盈、唐俊、王锋、张伟……

每部获奖片都有一段精彩的幕后故事。列入央视中国纪录片展映丰碑的由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创制的8部纪录片中，章焜华独占两部。

出生于1939年，从电视台文艺编辑转型到纪录片的章焜华，始终有着纪录片的情结，他早年拍摄的反映著名书法家、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周慧珺砥砺成才故事的纪录片，就是一部跟踪采访的纪实片。直到退休，他始终坚持纪录片不应虚构不应情景再现的原则，他在一系列回忆及论文中反复强调这一点：

我在电视台文艺部的时候，当时对纪实的手法认识还很不够，对一些已成过去的真人真事如何拍很迷茫，而我们又要拍，有时就只能用笨办法，让人重新扮演。比如说我在拍摄《龙华桃花别样红》的时候，就让刘文国扮演过殷夫，让胡志芳扮演过冯铿，还把烈士作品里头的话编成台词。也许拿今天时髦的用语，这可以叫“真实再现”，但我内心是挣扎的，纪录片能这样拍吗？

我从上海电视节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能够看到世界上各种不同样式的纪录片，真正是万紫千红，美不胜收，非常过瘾。那段时间，我们看到的纪录片的主要手法是纪实，那些片子的拍法和我们大不相同。我们的拍法是“马后炮”，他们是跟事件同时进行，同步拍摄的。所以与事件发展同步拍摄是我们上海电视台纪录片人从上海电视节中学到的，多年困扰我们的问题总算找到了出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现在有些人叫“真实再现”，这提法不准确，它应该叫“情景模拟”。现在一些纪录片的手法，我很不赞同的。他们将“情景摸拟”的镜头通过技术处理做旧，然后又跟以前真实记录的历史镜头拼接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哪些是“模拟”的，哪些是纪实的。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恐怕若干年后，我们的大学历史系就要专门开设一个专业，像鉴别文物真伪一样去鉴别我们纪录片影像的真伪了。

《纪录片编辑室》的工作照：主持人刘家桢和编导章焜华

章焜华用“沧桑巨变”四个字来形容第一代《纪录片编辑室》创业创新者创作观念和操作规则的变化：

过去的纪录片给人的感觉是摄影机（摄像机）似乎总是在半空中远距离地俯视生活。如今许多纪录片编摄人员已经把摄影机（摄像机）从空中降到地面，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由摆布调度转为发现、跟拍、抢拍。他们领悟到真实地记录生活，展示生活的原生状态，这才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

自从找到了同步拍摄的纪实手法，我和“情景模拟”就永别了。我不反对别人做，但我自己绝不做。我拍过一些片子，像《大动迁》这类，因为是采用跟踪手法进行拍摄的，所以不存在模拟的问题。而像《半个世纪的乡恋》，讲述的是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我还是坚持不用模拟和扮演的办法。在这部片子里，我抓住当事人，也就是片中的老太太寻找弟弟这一条线，因为这条主线是正在发生的，我在拍这个现在进行时的主线的时候，就可以不断地把她以前的事情表现出来，她自己可以回忆，周围人也可以讲，包括她的养子，她的丈夫以及她在韩国找到的一些人，这些人都可以让我们拍到大量生动的深刻的东西。此外，还可以通过一些影像资料、照片等，把业已过去的故事，表现得有血有肉，有笑有泪，而且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档案摆出来，让观众信服的。

可以这么说，不出国门，取得了真经，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归功于主动与国际接轨的上海电视节，归功于一群胸怀纪录片理想、勇于借鉴更勇于探索，让纪录片回归真实、回归本源、回归人性的纪录片开拓者。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位年轻教师吕新雨博士，正是从关注《纪录片编辑室》这个栏目起步，开始了对中国新时期纪录片的研究，十年后她的一本研究专著《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出版。她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及《纪录片编辑室》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

1993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二年，继南方的特区之后，上海的浦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上海进入超速发展的轨道，由此伴随的民工潮也越来越强烈地撞击起这座中国最大的沿海城市。这是一个城市大变革、大发展的前夜，作为中国最重要城市之一的上海开始承受巨大的社会转型的阵痛，充满了痛苦、焦灼与希冀。几乎所有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都无可避免地卷入到这个过程之中，并从此改变了命运。然而，在一个“摩登”的消费主义塑造的上海形象背后，一个平民角度叙述上海的可能性还存在吗？

正是1993年的初春2月，上海电视台8频道，作为当年上海最重要的电视媒体，在它的黄金时段开始了一个叫做《纪录片编辑室》的栏目，它也是“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在体制内确立的重要标志，这个时间点的确立并非偶然。这个运动以关注小人物和边缘人群为自己的主要特征。《纪录片编辑室》是全国开辟的第一家以纪录片为名的电视栏目，也是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在体制内的重要代表。它有过这样的广告语：“聚焦时代大变革，记录人生小故事”。在上海市民中，它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纪录片编辑室》开创者的回忆中，除了播出、国际交流、参赛、研讨、存档等常态性事务，都不曾提及当时《纪录片编辑室》的创制经费从何而来？纪录片和栏目是怎样进行市场化运作的？《纪录片编辑室》是如何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支点的IP模式在文化产业的舞台上长袖善舞的？当时的情况是，节目经费只是掌门人刘景锜操心的事，编导只管将节目做好就是。当《纪录片编辑室》潮起潮落，一度被称为“悲情故事”模式有所程式化或者同质化，纪录片的题材选择或者机制运营受到种种限制的时候，很少有人从纪录片的战略规划乃至文化产业的机制化运行方面，去深层思考与研究。

2003年，中国媒体曾经发起过一场“中国新纪录运动怎么啦”的大讨论，曾经担任上海电视台海外中心主任的王小平对纪录片出现的潮起潮落现象，就借鉴国外纪录片运行机制和市场运营，提出了引起争议的思虑：

是缺钱？缺人？曾经也这样想过，但作过一些调整后发现并不解决问题。多次碰壁苦苦思索后，终于发现问题是我们制作观念上没有变化，是我们运行机制的创新没有跟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本来，中国新纪录运动就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本来纪录片栏目的产生就是电视“求变”的结果。“神话”已经结束，我们需要理性思维。

记得1993年学术界曾热烈展开过“什么是专题片，什么是纪录片”的讨论。今天是否应再次讨论“什么是纪录片”呢？为什么许多人回到家热情地收看美国探索频道的《白浪探险》《医学探险》，却要批评《纪录片编辑室》到非洲、到南极去拍片？可美国探索频道明明是个专业纪录片频道。为什么不少台热情地引进BBC的历史长片、野生动物片和美国地理杂志的环境片，却并不对中国纪录片中尚有许多空白点而感到危机？我们曾经从“讲述身边百姓故事”出发，但不能把这定义为纪录片的全部。再来大讨论“什么是纪录片”实在是没有必要。纪录片是那么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观众又有那么多方面的需要，我们为什么要把路越走越窄呢？

在生产方式上，我们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制片人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外纪录片制作机制的核心是制片人制。不论是电视台还是独立制作公司，制片人管策划、确定项目、找资金、定导演、定成本，制片人对最后的成片质量和经济效益负责，导演只对艺术负责。我们的制片人更像个科组长，在经费运作和选题立项上都没有自主权。一层层管的人太多，制片人最后就成了个上传下达的角色。导演的怨言也很多，想到你是纪录片时就用纪录片的标准来要求你，不想到你是纪录片时就把你当应景文章来要求。现在开始讲成本核算了，又要导演自己去面对经费压力。我们渐渐丧失了一种精神，一种好纪录片导演应具备、应坚持的精神，那种个人独立的思维，那种个人独特的对周围世界的敏感和责任心。拍片不再是生命的需要，不再有冲动，不再有激情，只剩下为工作而工作。

中国电视业的环境这几年已有很大的变化。电视剧从10年前互相交换几十元一集到现在渐渐形成市场，按质论价，制作公司优胜劣汰。数字化新技术、网络时代新经济、制播分离、WTO前景，使电视制作机制日渐活跃和多样化，最终形成市场，也是迟早的事情。中国新纪录片运动走了10年，是不是该在如何良性运作方面成熟一点？

国外电视中的纪录片大致有两种：一是专业的纪录片频道，美国有“历史频道”“地理杂志频道”“探索频道”，欧洲有法国的“艺术频道”等；另一种是电视台有纪录片栏目，像美国公共电视台、日本NHK、英国BBC等。内容上一类是新闻杂志型，像《六十分钟》《四十八小时》，像BBC的《大广角》，除此之外，可以说纪录片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天文地理、人文历史、科学和经济，运用纪实手法，有一定长度和内容深度，有导演个人艺术风格的，都是纪录片。制作方式上也有两种，一种是大量的委约外制，美国几大纪录片频道80%以上的作品是这样制作的，有制作公司拿着策划方案上门的，也有电视台有了计划对外委托制作的。一来二去，信誉好且有专业水准的，成了一些长期联系的制作单位，但新人也常有机会。另一种是自己制作，除了新闻类纪录片大多自己制作外，BBC、NHK和许多大台也自己制作其他各类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不仅到处拿奖代表了大台的制作实力和权威性，更是这些台“生财有道”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有纪录片部，有很强的策划人、制片人、导演、摄影，这些常常是项目定下来后外请，但电视台有很好的技术部，专门提供各类适合纪录片拍摄需要的设备器材。不论是哪一种制作方法，纪录片的投入都很大，一般国内一小时为10万美元，海外制作一小时为50万至100万美元。这么大的制作成本怎么回收？靠规模化制作，靠市场化经营，靠纪录片多次多地甚至是长时间的卖片价值。也有的到别的市场上去包频道、包时段播出。

我们纪录片要想从目前制作的尴尬中解脱出来，从怪圈突围出来，就要向国外纪录片比较成熟的制作体系学习，按不同的功能要求分开来，做得单纯一些，符合规律一些。有条件的台可以搞新闻纪录性纪录片栏目，像《六十分钟》《四十八小时》那样的，专门针对本地观众，观众特别关注的焦点、难点，有深度、有时效，是肯定有高收视率的。但卖片呀，冲国际奖呀，外宣呀就不要强加给这种纪录片人做了，太难为他们了，也做不好。新闻类之外，还有相当大的一个纪录片的天地，电视台要搞，就拿出好策划，找到好制片人，找到投资人，找准市场。什么时候国内纪录片制作分类明确、分工明确，真实按制作规律办事，“中国新纪录运动”才能真正走出幼稚期，走向成熟。

说是“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怎么了”的大讨论，其实也是大争论，就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一味照搬国外的一套，是不行的，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理论和观念的冲撞是探索，而实践的探索始终没有止步。比如刘景锜老师认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提法有待商榷，他说：

人们把20个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勃兴定义为“新纪录片运动”，当然也可以，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实践者到理论界，中国当时没有人认为有纪录片这个东西，有的只是“专题片”。我们这样的从广播学院毕业的科班生，也只是在学校里听到有纪录片的名字，并看了一些国外的作品（主要是苏联的）。到电视台工作后，就再也不见有人提起了。因此，我个人倒倾向于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纪录片的发展概括为“中国纪录片的崛起”。

于是，刘景锜老师将1994年由上海电视台国际部主办的全国纪录片研讨会定名为“中国纪录片的崛起”。

作为中国纪录片崛起的实践者、组织者和宣传者，刘景锜在操心纪录片的外宣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在操心纪录片的经费和节目的经营。他担任海外中心主任的时候，纪录片播出还没有独立的频道，但海外中心的一档节目，放在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播出，全年的广告收入就达到1 400万元人民币。那可是1995年，1 400万元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中国的纪录片除了社会价值，同样具有市场价值，中国的纪录片通过市场运作也开始创收了。

刘景锜老师的创业时代，精力主要放在中国纪录片的崛起，扩大纪录片在海内外影响力，而对于中国纪录片走向市场、建立纪录片IP模式的产业链，十分低调。客观地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不曾提出“文化产业”的说法。2000年10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文化产业自身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从文化产品的工业标准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次消费的角度进行界定。文化产业是以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为主要活动，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作为目标，是指文化意义本身的创作与销售。

响应发展文化产业的号召与要求，在坚持正能量“内容为王”的导向下，按照纪录片产品的工业标准化要求，有规划、有规模地开展纪录片作品的生产、整合、推广、流通、消费，使之形成海内外拓展的中国纪录片的品牌效应和产业链，这一使命，毫无疑问地落在了上海电视台的后起之秀黎瑞刚、应启明、干超、李逸等率领的团队身上。

应启明，这位当过轮渡公司员工、中学语文老师、电视台编导，因摄制系列纪录片《毛泽东在陕北》《长征——世纪丰碑》，创办知名电视栏目《今日印象》《有话大家说》，特别节目《财富对话》而扬名立万，在海外中心担任副主任期间，却因为国内的纪录片跌入低谷，事业面临瓶颈而到一家有着外资背景的影视公司担任两年高管，尝试着制播分离下的国外引进节目《世界财经纵横》的市场运作。其间，2002年，上海电视台在黎瑞刚的率领下，推行小巨人的品牌战略，在累积了492期的名牌栏目《纪录片编辑室》基础上，将其扩大成包含追踪历史、反映现实、解读自然等18个栏目在内的国内第一个专业纪录片频道——纪实频道。但是如同《纪录片编辑室》初播时，纪实频道广告收入虽有所递升，前两年广告收入均为2 200万元，2004年增长至2 500万元，但依然连续三年亏损。在这种情况下，应启明重回体制，2005年出任纪实频道总监，在集团领导的鼎力支持下，对纪实频道的整体运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扭转了纪录片的颓势，频道定位精准，节目品质齐整，屡获大奖，而且当年创收4 800万元，几乎是2004年收入的翻番，一举扭亏为盈。以后连年递升，2006年达到7 200万元，2010年，纪实频道单广告收入就达到了1.24亿元，纪实频道一度神奇地进入让国内纪录片人惊叹艳羡的快速发展期，受到中宣部、广电总局和市委领导多次批示表扬。

经过“围城”内外磨砺，尤其是经历过市场经济、公司化管理与经营洗礼的应启明，不向政府伸手的意识非常强烈：(www.daowen.com)

我们纪录片界开会的时候很多人呼吁政府的支持投入，我的观点恰恰相反，从一个纪录片人的良心来讲也不应该讲这个话。不要看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税收收入有这么多钱，但是，要讲投入的话，现在中国急需要解决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中，纪录片应该排在什么位置？纪录片只是在某些特定阶段需要的一种宣传形式，需要国家扶持。剩下的就交给市场自己解决。更多时候，国家只是多从税收政策方面偏向一些就已经非常好了。

有一篇报道这样介绍应启明走马上任纪实频道总监的“三把火”：

首先是节目的“格式化”播出。

“格式化”理念的执行，第一步就是聘请专业设计师对频道定位、形象、logo进行整体系统的包装设计，使每个栏目适应规模生产；第二步是将一些零碎的小节目改版成为整点播出的日播节目，有利观众形成收视习惯，将节目预告、形象宣传片与广告糅和，节目与节目之间实行无缝播出，大大提高广告收视率与广告价格。

应启明说：“我们是一个小众化的相对弱势的频道，现在有这么多播出时间不固定不连贯的小节目，就像一块一块的自留地，需要一个规范的系统，让他们成为齐整的大棚菜。我们很多纪录片人很自恋，结束以后有很长很长的字幕，一分钟的都有，可是这不是在电影院里，除了自己的亲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没有人会关注这些，一看到很快就会转台。后来我给他们规定，七秒之内必须解决。”

其次是逐步建立一系列日播的黄金时间核心栏目，并通过核心栏目带动周边。应启明强调：“一个频道要办得好至少要有一个黄金时间的核心栏目做支撑，对纪录片来说，这个黄金时间可能是八点也可能是九点、十点，节目的时长要达到一个小时，通过这个核心栏目发挥带动效应，比如现在我们做的《见证》等，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核心的标准但是已经初现端倪。”

为了满足大量日播节目供应，纪实频道还对纪录片的生产方式、流程和播出机制进行了改革，改编导中心为制片人中心，推进规格化、规模化、流程化与团队作战的新模式，将成本、时间、风格、质量都纳入可控制范围，大大降低了成本和市场风险。比如10集系列片《唐山大地震》，在一两个月内，将几百个采访对象集聚在唐山，集中拍摄，流水操作，节省了60%的费用和时间，而其节目除了卖给内地多家电视台和香港亚视、凤凰卫视之外，销售远至东南亚甚至加拿大电视机构。

运用工业化流程组织纪录片生产，使SMG纪实频道在短短几年中推出了《往事》《文化中国》《档案》《经典重访》《真实影院》《探索》《传奇》等18个栏目，囊括了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专业频道口述类和纪实类琳琅满目的风格样式与内容。

再次就是广告策略的调整。应启明认为：寓教于乐、老少皆宜这种话我是不赞成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目标受众定位得很清晰，就为这些人服务，这个节目这些人不欢迎我们就不要它。这些受众就是我们的广告受众，我们需要为广告客户“精确制导”，广告客户与我们观众群是吻合的，那么广告就是“精确制导”的。“精确制导”要比普通炮弹贵，但是要比盲目的地毯式轰炸要便宜很多，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广告思维去做的。

这种广告思维根本上还是源于对纪实频道资源的深刻认识。与国内其他地方性纪录片频道相比，应启明觉得，作为地处上海的地面频道，SMG纪实频道的优势在于“拥有大批高端品牌的广告客户”，其观众群多为35岁至55岁的社会地位较高的中年男性，而这些人恰是高端广告客户的目标群体，而上海又是诸多国际高端品牌进入中国市场通常会选择的第一站，这个资源优势别的地方无法复制。

这“三把火”紧密相连，精准严谨，把把烧到了点子上。难怪报道者感叹：

“会赚钱”在当下的中国纪录片界是一种难得的才华。中国才华横溢获奖无数的纪录片人比比皆是，财大气粗精明善营的文化商人也不在少数，但是既能够深刻理解纪录片的本质又能够运用商业管理方法，让一直以来以精英、小众为代名词，以教育、引导为己任的纪录片不落俗套地获得收视和广告的青睐，获得市场的认可，委实不易。

岂止是“三把火”，摘掉了亏损帽子的纪实频道，在黎瑞刚“小巨人”品牌战略的主导下，推出了一系列堪称大手笔的纪录片品牌化、产业化的大动作。且看纪实频道的后续动作：

2006年，纪实频道推出第一届“真实中国·导演计划”。

2009年，纪实频道成立真实传媒有限公司，进行公司化改革与运作，成为SMG媒体板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2年7月30日起，真实传媒负责运营SITV下属“全纪实”数字频道节目提供、频道包装（审片、编排）等，每天首播节目达6小时，24小时四轮滚动播出。真实传媒作为专业纪录片频道的制作机构，一并运营纪实频道和“全纪实”数字频道。

让我们解读一下充满创意的“真实中国·导演计划”。

“真实中国·导演计划”的启动，旨在吸引那些富有创意的纪录片专业人士和爱好者，鼓励本土纪录片制作人的成长，支持中国纪录片发展，服务海内外华语市场，构建一个面向世界的优秀纪录片播出平台，倾力打造一个本土化的纪录片品牌。

“真实中国”纪录片创作计划，是一项长期发展计划，每年举办一次。首届“真实中国·导演计划”从2006年6月起面向海内外征集富有创意的纪录片故事提案，主题是发现和纪录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命运故事，申请者只需提交一份纪录片故事大纲和一份适当的制作预算，即可参加初步遴选。由专家组评定后，最终将评选出8位优胜者。纪实频道将给8位优胜者提供充足的拍摄资金和全程的技术支持。最后，这8部作品将在纪实频道集中展播。此外，优胜者还将有机会参加本次“真实中国·导演计划”特设的大师培训计划，与中外纪录片大师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纪实频道也将力荐其中的优秀作品参加国际性纪录片赛事，为优胜导演创造更大的，展示才华的舞台。

这场以选拔优秀纪录片导演为宗旨的“海选”，一经发布，立刻引来了全国19个省市的480余名纪录片专业人士和爱好者踊跃参与。初选入围的20名选手参加了由知名导演张元、赖声川等人主持的培训班，再通过公开竞标，阐释自己的创意，以赢得“真实导演”大奖，获得充足的拍摄资金和全程技术支持，实现自己的纪录片提案和创作梦想。最后经过终评的激烈角逐，朱鹰文、王云龙等8名导演凭藉《最后的枪手部落》《寻房》等作品赢得了“小金人”。

何为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指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以及资源的配置与整合方式。

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尔（G.Hamel）认为，核心竞争力首先应该有助于公司进入不同的市场，它应成为公司扩大经营的能力基础。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企业或者国家或者参与竞争的个体能够长期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是企业所特有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延展性，并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技术或能力，而且随着企业资源的变化以及配置与整合效率的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自打《纪录片编辑室》创办问世，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平民故事纪录片，以人文关怀时代沧桑的真实视角，引领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潮流，以致中央电视台陈虻专程来《纪录片编辑室》研讨会“取经”，他回京不久，“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改版为九分半钟的纪录片栏目，片尾总会响起的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和上海《纪录片编辑室》宗旨一致，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著名作家王安忆看了《纪录片编辑室》播出的《毛毛告状》，深深感叹：这样的纪录片以“真实”挑战了文学，它推翻了文学中“很多虚伪的东西，假的东西”。以致应启明一度想以新创办栏目《真实第25小时》来升级，但最后还是扛不住《纪录片编辑室》的知名度与魅力，宁可停播《真实第25小时》，也要恢复《纪录片编辑室》。直到现在，《纪录片编辑室》的不少经典老片，还在不断重播，依旧受到观众的青睐。

这就是《纪录片编辑室》创造的最初的核心竞争力。

2014年3月，应启明卸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总监、真实传媒总经理，他充满感情地留下了一段卸任告白：

今年SMG将进入大改革，这是一次向市场化深刻转变的一次改革，真实传媒也将在改革中获得转型发展，相信新班子一定会比我做得好。遗憾自己不能与大家一起亲历这次艰巨而伟大的征程了，好在我和大家的距离并不遥远，我会举起双手，为你们鼓掌，为你们加油。

应启明的接力棒交给了年轻帅气、才华横溢的干超。屡获殊荣，尤其以一部纪录片《红跑道》获得十多项国内外大奖的干超，一上任，便面临黎瑞刚所统领的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向市场化深刻转变的大改革。与其说是大改革，不如说是大嬗变。因为干超直接面临新媒体崛起所引发的对传统媒体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其直接的冲击便是本就是高端小众的观众分流，收视率下降，导致广告收入锐减，严重影响纪实频道，或者说真实传媒的产业链拓展及其整体效益。

这些年在媒体的产业化运作方面卓有建树的高韵斐，以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和集团总裁的新身份重新回到台里不久，便先到纪实频道开展调研。他的一番“从战略高度重塑纪实频道新辉煌”的讲话，引起业界高度关注：

从集团战略层面而言，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哪些是我们集团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哪些是我们在未来还能掌控的核心资源？我的判断是：除去新闻，纪录片作为一种最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具备导向作用和教化作用的节目样式，在未来依旧是我们电视台的核心能力。因而，纪录片创作在我们上海电视发展史上有着优良的传统，也历来是上海电视的传统强项，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二三十年前，上海电视台国际部老一辈的纪录片工作者制作了一大批有影响力、有长久价值的纪录片，至今为观众所津津乐道。现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在互联网冲击下、在传统电视下滑的状态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前，我们不能着慌，必须稳住心神。纪录片发展到今天，应该有新的运营方式了。纪录片制作的门槛不像过去那么高了，在这种情况下，纪录片生产的理念一定会发生改变，我们必须随之改变，不能固守原来的内容生产方式。我们应该把平台搭建好，在这一前提下，是否可以通过内容众筹的方式，鼓励受众一起来参与纪录片生产？在视频制作门槛越来越低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用互联网思维办好新的电视频道，创新地实现平台运营。用创新的思维建立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电视制作理念，这是交给我们团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在上海电视界，有一个奇妙的现象，电视界创业创新的领军人物，绝大多数首先是创制电视节目的业务精英，当创制节目的同时，生存与发展的使命又要鞭策他们从事文化产业的运作，他们心有灵犀，不忘初心，锲而不舍地在传承与创新中投入一次次创业。纪实频道及其麾下的云集将来传媒公司就是这样一面继续整合弘扬前辈创造的纪录片原创力、营销力、品牌力资源，一面以研创《跟着贝尔去冒险》《本草中国》等纪录片为创新标杆，通过新成立的云集将来传媒（上海）有限公司构建纪录片全产业链平台。且看云集将来传媒的自我推广：

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高韵斐

云集将来传媒（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自设立以来，以优质的资源投入，汇聚国内外优秀专业人才，打造纪录片开发、制作的产业高地；以前瞻性的运营视角，构建纪录片全产业链平台，塑造真实类内容领域的产业标准；以全球化的开拓布局，携手世界传媒讲好中国故事，创造华语纪录片的国际品牌。

云集将来传媒与中央电视台、全国卫视、BBC、FOX、探索频道、KBS、优酷、腾讯、爱奇艺、哔哩哔哩等媒体平台深度合作，开发真实类内容产业，出品纪录片、纪实娱乐、纪录电影、新媒体纪实内容等。公司设制片部、创作部、市场运营部、品牌公关部、行政管理部和财务部。以内容IP开发为核心，建立具备坚实基础、明确目标、精准执行、重点突破的产业运营格局，树立专注、极致、新锐、合作的文化理念。

云集将来传媒旗下设立一家合资子公司：上海香蕉云集新媒体有限公司。上海香蕉云集新媒体有限公司由云集将来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与香蕉计划游戏传媒合资成立，由王思聪先生担任董事长。香蕉云集依托强大的制作力量和产业资源，以全新思维打造电竞视频产品，构建电竞新媒体平台，驱动产业变革和产业标准的塑造，目标成为中国电竞泛娱乐新媒体优质的视频内容提供商。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云集将来传媒的定位显然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更前瞻、更新锐、更具IP、更全媒体、更产业链、更全球化。

王思聪何许人也？赫赫有名的财富巨子万达集团王健林的独子，北京普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IG电子竞技俱乐部创始人、万达集团董事、网络红人。

香蕉计划游戏传媒本是王思聪电子竞技泛娱乐类产业平台，旗下有电竞赛事、主播明星、俱乐部等电竞产业上下游资源。从电竞到直播，再到王思聪本人都玩得很溜的网红产业，他所看中的产业不约而同地都成了如今的风口产业。

得益于王思聪秀出的一口纯正英语，王思聪出镜BBC纪录片《中国的秘密：适者生存》，这部讲述电子竞技在中国现况的纪录片在网络爆红。或许就是受这部纪录片的影响，王思聪产生了把旗下的电竞行业参与纪录片市场化运作的冲动。又或许看中了真实传媒是中国纪录片当之无愧的最具创新活力的产业领导者，与国内外主流媒体、民营制作力量建立了长期亲密的伙伴关系，在纪录片产业链运营上独具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看到了干超导演的《跟着贝尔去冒险》《本草中国》等纪录片在全媒体产生的巨大影响，所以王思聪格外重视与云集将来传媒的合作，洽谈合作细节的时候，王思聪几乎每次出场。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干超毫不遮掩自己的新思维：如果要发展纪录片，就应该发展这个产业，要能持续不断地出精品佳作，并拥有各种平台空间，释放商业价值。在我看来，时间是决定纪录片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纪录片的拍摄技巧、运作模式、市场开发等都是决定纪录片成败的因素。比如，Discovery的纪录片系列，导演会用一个讲故事的模式，主人公面前有一个起点和想达到的终点。3分钟时主人公碰到一个障碍，5分钟时解决掉，7分钟时又一个障碍，然后再解决。

近年来，纪录片的发展虽然又遇到了某些瓶颈，但时不时有几部出色的纪录片唤醒了人们对纪录片行业的关注，尤其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广告效应和新媒体的影响力。譬如《舌尖上的中国》，其第三季独家冠名拍出了1.18亿元的高价。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除了电视媒体，产业化的纪录片在中国市场上仍然有广阔的空间待开发。再譬如意外走红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仅仅3集的容量，讲述了故宫文物的修复过程以及修复者的生活故事，成功地在以“90后”为主的哔哩哔哩网站（简称B站）圈粉大批观众。公开资料显示，这部纪录片的制作团队来自一群年轻人，经历5年项目调研、4个月不间断拍摄才完成。

也许看到了纪录片产业链的巨大市场空间，也许是新媒体冲击下的背水一战，2017年底，由新媒体“广电独家”记者林沛撰写的一篇报道，展示了纪实频道和云集将来传媒的大手笔：

东方卫视放“狠料”！

10分钟内发布15个纪录片项目，而这还不是全部！

东方卫视2018年将率先在全国一线卫视推出纪录片黄金时段的事，很快引起了广电界的震动。

在11月10日举行的招商会上，SMG纪实频道和云集将来传媒以“真实：超乎想象的巨大价值”为题，在短短10分钟内发布了15个纪录片项目，让熟悉卫视招商会套路的广告主们眼前一亮，而这还不是全部。

随着东方卫视招商落下帷幕，四大卫视年度排播也相继浮出水面。

其中，周间档的晚间黄金时段纪录片单元的加入，不仅意味着东方卫视将是其中唯一固定排播纪录片的卫视频道，更意味着纪录片首次规模化地登陆一线卫视黄金时段。

作为新闻、综艺、电视剧之后的“第四驾马车”，纪录片具备了“翻天覆地”的平台筹码。

而东方卫视所公布的纪录片项目，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极具市场的杀伤力和吸引力。品类多样跨界、视野广阔深邃、题材新颖独特、视角当代新锐，充分展示了SMG纪录片创作上的综合实力。

续　表

看着这张满满的片单，纪实频道的掌门人却很冷静：“真正的大片，是那些有生命洞见和思想深度的纪录片。组织创作时，跟着时代审美的惯性走是难免的，但最终哪部纪录片有价值，时间会做出回答。”

SMG对新闻纪实手法的重视在业内都是少见的。近些年，不仅仅是纪实频道和真实传媒，融媒体中心等部门推出的纪录片《人间世》《梦想改造家》《急诊室故事》《海上丝绸之路》等也赢得了不少的荣誉与社会肯定。

SMG董事长王建军也曾指出，“我们有着国内顶尖的纪录片团队，纪录片内容制作能力和IP开发能力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1993年，中国第一个纪录片栏目《纪录片编辑室》诞生于上海；上海纪实频道是中国第一个纪录片专业频道；作为第一个台属专业纪录片公司的真实传媒，在国内电视体制下打开了纪录片的市场可能性；而“越野”“贝尔”“本草”等IP的制作方云集将来也诞生于SMG的土壤，近年来风生水起，领跑纪录片产业。

上海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军

而在已被广泛验证的社会价值之外，兑现可匹配的商业价值，才能使纪录片的“核心竞争力”名副其实。

2017年2月，《越野千里》以东风日产为总冠名，百度总裁李彦宏等一众嘉宾驾驶着品牌SUV车型，驰骋在草原、高山与河谷。

作为《跟着贝尔去冒险》的升级版，云集将来出品的《越野千里》达到1.09%的最高收视率，广告与版权销售价格超越前作《跟着贝尔去冒险》两倍。

《本草中华》海报

此外在2018年9～10月，同一团队以《本草中华》登陆东方卫视周日晚8点档，创下35城0.94%的纪录片收视纪录，同时段全国第二，超越了众多电视剧和综艺。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年轻用户对这一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的热捧，电视端收视显示，35岁以下观众占到65%的比例，而这一数据在互联网端竟高达95%，豆瓣评分达到9.0。

《本草中华》树立了中医药产业在大众传播的新标准。据透露，“目前已有20多家客户寻求合作，第二季6集节目的冠名价值已经达到2 500万元。”

“包括纪录片在内的真实类内容，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他说，“纪录片产业是在做一场革命。不是高高在上，不是‘性冷淡’，而是关心用户的需求，关心社会柔软的地方，关心传播的效果，关心客户价值的充分体现。”

“大片”的设定与实践，使真实类内容本就具有的商业价值成倍放大。

以“真人秀+纪录片+硬科幻”的形式，东方卫视、云集将来携手美国FOX、国家地理频道联合出品全球首部宇宙探索真人秀《火星计划》，搭载好莱坞级的制作和创意，展现人类从探索宇宙到2033年登陆火星的全过程。

2018年各卫视招商落下帷幕，周末时段“死咬”、增值空间越来越少，周间时段的归属成为各大卫视的创新点：湖南卫视主打女性、家庭的节目或剧，浙江卫视全线贯通打造定制节目，江苏卫视则以“晚间生活服务节目带”聚焦垂直领域。东方卫视则首开纪实类“大片”攻占时段的先例。

在策划者看来：高品质、高收视率、高市场价值、高社会效益，纪录片是可以同时做到这四点的。随着中产人群和受高等教育人群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从纯娱乐转向接受更原创、更有见解、更真实的内容。随着年青一代的成长、他们渴求知识和视野，渴求属于这个时代的真情实感，渴求真正高品质的内容。这就是文化消费升级的时代，真实类内容将点亮下一代中国荧屏。

SMG列出的节目单中，有一行“《纪录片编辑室》系列”的小字，可就是看似不起眼的一行小字，分明是中国纪录片的一座耀眼的里程碑，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纪录片与国际接轨逐步走向文化产业的一点星星之火。

没有1985年，龚学平听取刘景锜建议成立对外部，上海电视台对外交流的纪录片一跃为全国第一，何来上海电视节纪录片的国际交流的红红火火？

没有1986年首届上海电视节的举办，全世界顶尖纪录片评委以及海外优秀的纪录片作品纷至沓来，让上海电视人推开了一扇学习海外优秀纪录片的窗口，何来《纪录片编辑室》的惊艳出场？

没有《纪录片编辑室》引领中国纪录片的如火如荼，以及创制积累了一大批重量级的纪录片经典作品，并被评为上海十大文化品牌（1994年），以及一大批星光璀璨的纪录片精英（国际部被评为上海市劳模集体、余永锦被评为广电部劳模、王文黎被评为三八红旗手、章琨华被评为全国百佳记者、柳遐被评为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等）的卓越奉献，何来中国第一个纪实频道，第一个上星的纪录片频道？

没有中国第一个纪实频道，又何来上海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纪录片重镇，又何来真实传媒、云集将来传媒构建以各种类型的纪录片IP开发模式为核心的全媒体纪录片产业链，为中国的文化产业推波助澜？

在上海电视节白玉兰“中国纪录片产业新势力”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如是论断：

“就全国而言，上海的纪录片观众应该说是最成熟的，才有可能一个栏目延伸出一个频道，变成庞大的集团，始终在引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这种引领无论是美学，还是市场，甚至政策博弈，都功不可没。”

何苏六口中的“一个栏目”，便是《纪录片编辑室》，便是撬动中国纪录片产业的一个小小的支点。

除了精良的内容制作与可观的收视表现，事实上，从上海纪实频道到东方卫视，纪录片平台时段的多次进阶，与SMG高层的重视与推动密不可分。

然而，当笔者费尽心力写完这篇一度放弃却又补写的重要章节《最早的〈纪录片编辑室〉》时，听到了业内传来的信息：

纪实频道经济效益大滑坡，干超跳槽到了一家新媒体，依旧从事纪录片创作和产业化运作。

这两条信息给业界的震惊可想而知。

而当我即将完成本书的第六次修改时，上海广播电视台又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纪录片调整与发展的大动作——

2019年4月15日，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纪录片中心正式揭牌，形成了“三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运营管理模式，由先后担任过外语频道副总监、SMG广告经营中心主任、上海广播电视台总编室主任、东方卫视党委书记的少壮派李逸，出任SMG纪录片中心主任、上海纪实频道总监、真实传媒总经理。用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SMG总裁高韵婓的话说：

“我们大胆尝试纪录片制播体制改革，通过优化调整人力资源结构，把分散在融媒体中心、东方卫视中心、第一财经版权中心等全台多个部门的纪录片制作力量集中起来，成立SMG纪录片制作中心，对纪实频道进行全新改版。”

李逸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分析了当下的纪录片市场和整合应对的良策：

目前整个市场，内容把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投资风险也越来越大。电视剧和综艺之外，纪录片是一个受到关注的市场方向。从受众方面来说，大众口味也在发生变化，大家很愿意观看真实非虚构的内容。其次，从客户角度来说，广告投放逐渐变为内容投资，电视剧、综艺投资额度较大，投纪录片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机构愿意参与纪录片合作，其中有一些来自政府。

上海纪实频道具备纪录片的生产实力，但是一直以来，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内部，它只是一个主力队员。上海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专业人员和团队是分散在各个频道中的，很多频道都可以承制外部的合作项目，存在互相压价的情况，这其实对集团整体发展是不利的。因此，从人员到生产上进行一次整合十分必要。4月挂牌成立的纪录片中心，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路径。这样一来，纪录片中心就有150人的规模，目前，在纪录片面临严峻挑战的关口，我们仍然保有全国广电当中一支建制完整、实力强大的纪录片团队。

我们对集团内部的纪录片专业人员进行了整合，同时在集团整体的战略布局下，我们将统筹规划全集团三至五年纪录片项目选题，面向外部市场统一出口，避免频道与频道之间的不良竞争，提高生产效率和对外的竞争力。面向集团内部，纪录片中心的内容生产不只针对纪实频道，还面向东方卫视、新闻综合频道、第一财经等多平台输出。所以我们除了运营自己的频道，还要成为集团内部的纪录片供应商，以及面向市场的纪录片供应商。这样思路打开了，理顺了，无论是内容创作还是市场运营空间都会越来越大。

在生产机制上，纪录片中心统一管理，将成立很多个工作室。纪录片需要花时间钻研，在某一个领域要进行深挖，我们鼓励团队做深做透。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电视对内容的深入挖掘，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同时，我们也赋予工作室半市场化的灵活机制，把他们推向市场，让他们去了解怎么获得预算，怎样进行面向市场的选题策划，让他们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进而生产出更多更优的纪录片。

李逸认为，纪录片传播要关注两端，一端是小屏幕，一端是大屏幕。我们制作了大量短视频纪录片，在小屏幕移动端投放，也尝试做竖屏纪录片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投放。比如，策划投放了的100条上海老建筑的短视频。我们的盈利方式既有与短视频平台的分成合作、订制合作，也有一些整合营销收入。当然，也有版权售卖，比如B站就购买了我们很多纪录片内容。

上海纪实频道的纪录片版权资源比较丰富，有不少获得过国内外大奖，利用好现有IP，做更多端的开发，具备一定的基础。除了线上多种新媒体的分发合作，从线上到线下，上海纪实频道也尝试推动了纪录片进院线，5月上映了《尺八·一声一世》，2019年还要推动纪录片《人间世》进院线上映。

令人意外的是：2019年6月16日，上海纪实频道迎来了又一次全新升级。从6月16日起推出全新版面，这是该频道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版。

这次改版，最大的动作是：新版面在时段内容的安排上有重大突破，改变了以栏目结构版面的传统思维。从18：00到22：00，依次为自然动物时段、上海文化品牌时段、现实类纪录片时段、历史类纪录片时段、精品纪录片时段、探索未知时段、纪录电影时段。每个周日21：00，纪实频道还专设了一个纪录电影时段，近期将推出《美人谷》《生活万岁》《尺八·一声一世》等作品，助推国产纪录电影发展。

纪录电影《美人谷》剧照（改版后的纪实频道专设了纪录电影时段）

这样一来，本章开头所解析的纪实频道原有的与央视纪录片频道迥然不同的以栏目来串联版面的拍片风格，从此不再保留。为了打消忠实观众以及纪录片前辈的顾虑，将拥有26年历史的上海电视台老牌经典纪录片栏目《纪录片编辑室》回归上海地面主频道——新闻综合频道。因为《纪录片编辑室》当年创办时就是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的，而在上海地区，新闻综合频道的收视率始终高于纪实频道。这既体现了对纪录片品牌栏目和纪录片优秀传统的的重视和继承，也是纪录片中心在媒体融合新时代的战略整合与营销方式。

这又一次证实了文化产业自身发展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以及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在独特社会条件下的市场运作的特殊性，当然更证实了新任上海电视台台长高韵斐在台庆60周年庆典大会上所说的：“互联网风暴、5G时代的来临颠覆了一切现成的模式。”

继承《纪录片编辑室》一路创业创新优秀传统的新一代纪录片精英们记住了高韵斐走马上任到纪实频道调研时毫不动摇的表态：“纪录片作为一种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具备导向作用和教化作用的节目样式，是我们台的核心能力。因而，从集团战略层面上，必须把纪录片生产放到坚守阵地的高度来认知。”

纪录片中心为此专门请来《纪录片编辑室》的一群老功臣前来座谈。座谈会上，为《纪录片编辑室》殚精竭虑的前辈们语重心长，期望殷殷。

《纪录片编辑室》第一任制片人汪求实说，不讲大话，不唱高调，要平实。

《纪录片编辑室》资深编导宋继昌说，拍什么？怎么拍？靠谁拍？这是纪录片创作者必须不断回首和自省的问题。聚焦现实，讴歌时代，关注社会变迁，书写人间冷暖，这些上海纪录片的优良传统，要弘扬传承。

《纪录片编辑室》资深编导冯乔说，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二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三要敢叫日月换新天。

优秀的纪录片如何打开市场？《纪录片编辑室》资深编导周雯华说，当下的纪录片中心要有两支队伍：一支队伍打磨大片精品，走向国际舞台；另一支队伍制作纪录片短视频，面向市场。我们的纪录片要创造市场，创造美的价值。

新的考验，新的挑战，新的创业，新的机遇。中国的纪录片舞台已然不是纪录片刚刚崛起时的寸土寸金，中国的纪录片产业将在更大更广更全更深的领域展开。

最早的《纪录片编辑室》负重道远，还在路上。

谁是真正的赢家？时间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