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0日，“梦想的力量——2018东方卫视开放大会”在上海隆重举行，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高韵斐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致辞。

作为曾经是记者出身的《新闻透视》名主持、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品牌的创造者、上海电视台广告经营中心主任、上海电视台副总编辑，亦曾经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新报业集团、上海报业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任过要职的新生代掌门人，其丰富的阅历，给予他在传统电视面临巨大挑战的融媒体时代充满自信的底气：

……今天我们这个招商大会叫“开放大会”，因为我们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共识：一个封闭的平台在今天这样多元竞争的时代，无法赢得市场、赢得客户和赢得未来。29年前，当我进入上海电视台工作的时候，进入的第一个部门是电视剧制作中心。现在还有哪家电视台在完全自我循环、自投自播电视剧？中国电视剧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电视台所有平台向电视剧制作公司的开放。十年前我们还在追港台剧，但是今天港台在追我们的剧。事实充分地说明，如果我们要赢得受众，必须开放。东方卫视永远要坚持开放、包容、合作的理念。不仅要向所有的代理商和广告主开放，也要在一些可以开放的领域，在内容制作方面向一切优秀的制作公司开放；在所有能够向我们合作伙伴开放的领域，东方卫视要做到尽可能地开放。

高韵婓的这段话，引出了上海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一段历史。

在8月9日下午，2017“助跑新人”结业典礼在上视9楼举行。走马上任才不久的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高韵斐以自己1988年初到上海电视台的艰苦环境和亲身经历，寄语职场“小白”们在扎实工作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承担起SMG人的使命和责任。

以下为高韵斐同志在2017“助跑新人”培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

我很感谢一位老同志当年看上了我。那天，我到电视台5号楼（现在食堂的位置）3楼组织人事科，副科长邬克勤同志问我能干什么。1987年《新闻透视》刚刚创办，我说《新闻透视》的选题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我有机会去那儿吗？他说：“新闻部今年不进大学生。”其实那年进了一个研究生，就是陶丽娟。他问：“你搞公关行吗？电视剧制作中心要一个人，你到1号楼去，找老宋。”我和当时的副台长宋明玖聊了刻把钟，就这样进了上海电视台。

在电视剧制作中心，我主要的工作是泡开水和扫地，说是公关，其实是让我出去拉广告，但我没有任何资源……

高韵婓台长讲的29年前的故事片段，道出了当年上海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运作形态：一是完全自我循环、自投自播电视剧；二是拉广告。

高韵婓台长的立论：“一个封闭的平台在今天这样多元竞争的时代，无法赢得市场、赢得客户和赢得未来。”“中国电视剧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电视台所有平台向电视剧制作公司的开放。”

我们今天的日益繁荣、日益成熟的电视剧市场，今天的“我们电视台所有平台向电视剧制作公司的开放”，恰恰就是从那时的“完全自我循环、自投自播电视剧”、让没有任何资源的大学生出去拉广告开始的。

曾经担任过上海电视台副台长的宋明玖和张少峰，在建台30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为了电视剧事业的腾飞》的回忆文章，文章的一开头就写到：

上海电视台正式建台后的第25天，即1958年10月25日，她的第一部电视报道剧《红色的火焰》就呱呱坠地了……为了哺育电视剧这个新生儿，盼着他快快长大，羽翼丰满，凌空腾飞，从台领导到编、导、摄、美、化、服等各个工种人员，付出了多少精力，耗尽了多少心血呵！

1958年5月1日，我国的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开始实验广播。6月15日，播出了我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

上海电视台是继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之后全国第二家播出电视剧的电视台，也可以说是全国第一个播出电视剧的省市级电视台，那就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播出的电视报道剧《红色的火焰》。

如果说现在的电视剧还是如高韵婓台长所说的“完全自我循环、自投自播电视剧”的流程，那完全成了无法生存的笑话，可是在60年前，倘若没有“完全自我循环、自投自播电视剧”的艰苦创业，那么电视台和电视剧的诞生，也完全是个空谈与笑话。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条件，决定了创业创新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内涵，而激流勇进、敢为人先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当年轻的共和国挺进才九个年头，当上海电视台初创时仅仅是电台的一个部门，当全台所有人员加起来才只有三十来人，当上海电视台如初生的婴儿还没满月，上海电视台居然就在建台第25天（1958年10月25日），根据真人真事创作，差不多全台员工倾巢而动，在演播室里以直播方式播出了第一部电视剧《红色的火焰》。

这是一支建台的元勋团队，也是中国最早的电视剧的创制团队之一。编剧为李尚奎、沈西艾，导演为周峰、李尚奎等，由上海耐酸搪瓷厂、科影厂、上海戏剧学院、江南电影厂联合演出。为了配合20世纪50年代末上海开展的技术革新运动，向市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献礼。这部电视剧描述了上海耐酸搪瓷厂青年工人李志祥百折不挠、经一百多次努力，终于试验成功以石灰代替电石的先进事迹。

参与过早期电视剧创制的老同志们周峰、许诺、周宝馨等回忆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场景，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的演播室设在永安大楼的封闭式空间。说是演播室，其实只有几十平方米的面积。全剧需要的大小十多场内景全部在演播室里搭好。为了在直播状态剧情和镜头衔接得行云流水，在直播前还要让摄像师熟悉机位和镜头，用仅有的三台摄像机，在导演的指令下，跟着演员在各个布景前一场接一场地排练。那真是全台员工拧成一股绳，往往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其中有六名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小青年——许诺、李尚奎、江波、王总尧、沈西艾、周宝馨，在现场既当导演、又兼摄像或编辑，白天黑夜连轴转，星期天还要加班，那时既无奖金，也没有加班费，但是大家始终义无反顾，无怨无悔。

现在的经费、设备和人员条件不知比当年好上多少倍，可现在的电视剧没有一部是以直播状态完成的，只有一些真人秀或综艺类节目，可能会以情景剧的方式进行直播。当年的电视剧完全是说干就干的直播状态，快节奏，高效率。周宝馨回忆道：

正因为是直播，本身就意味着一切要严格要求，不能重来，机位移动，切换顺序，演员上下场，一切都得事先考虑周到，安排妥帖。为了换间大点的屋子适应电视剧的播出，把演播场地搬到了十一楼的食堂。这样一来，发射台在一层楼，机房在另一层楼，导演控制室和演播现场各占一层，演员化装、候场当然又得在另一层，一点疏忽都会使人上上下下跑上好几层楼，太忙乱了。为此，技术组搞了个小型步话机，以便随时互通情况，不料惹出了更大的“意外”：公安局发现了有小型发射台，立刻组织侦破，甭提多紧张了。现在想想当时为了严格保证节目的播出，真是挖空心思。什么都因陋就简：食堂的天花板上打洞吊灯，食堂的桌子拼起来在上面演奏交响乐，大概贝多芬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曲子会以这样的情景和观众见面。食堂的柱子加加工就成了布景，为了保证音响质量，食堂所有窗子都拉上厚厚的幕布，白日里饭菜余香未散，晚上灯光烘烤，以致有人戏称为“清蒸活人”。为散热，放上几块大冰，如果计划不周，很快就会水流成河。

很多年后还被观众认出是“电视台报幕的小辫子”的上海电视台第一任报幕员沈西艾回忆道：

最有意思的是要算直播电视剧了。我们尝试着演播了第一部电视剧《红色的火焰》，后来又演播了《百合花》。我扮演茹志鹃笔下那个纯朴、羞涩、寡言的新媳妇，因为当时没有录像设备。我们都称那是“直播小电影”。根据场景、镜头的不断变换，我们就得忙于不断更换服装和改妆，同时赶着从演播室内搭好的某一场景跑到另一个场景去适应摄像机，这样才能进行连贯的表演，给观众造成一气呵成的感觉。往往我们是忙得气也喘不过来了。这是现在搞电视剧的同志不可能遇到的情况，可惜这样的电视剧每一部只能演播一次，没有条件保留下来。

尽管最早的电视新闻片保存下来了，而最早的电视剧因为直播，受到设备条件的限制，却未能保存下来，但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这一群血气方刚的第一代电视人，硬是靠着对中国电视事业的热爱和对电视剧未来的憧憬，靠着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在上海电视台电视剧的初创期，即1958年到1966年，差不多以每年3部的频率，共创作播出黑白电视剧39部，这在当时全国电视剧创作中还是名列前茅的。

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初创时期的电视剧，绝大多数是直接配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心工作，但创制者还是尽最大可能在艺术上和可看性上做了积极的探索，如喜剧《习惯成自然》，古典剧《葛麻》，惊险剧《活捉罗根元》，电视诗剧《小冬木》《海誓》，时事剧《怒涛》，《莫里生案件》，等等。

大家印象颇为深刻的是根据著名作家茹志鹃小说改编的清明忆先烈的电视剧《百合花》，是由吴淞改编，周峰导演，沈西艾、王宗尧、周宝馨主演。这部剧突破了舞台剧的束缚，用电影机拍摄的无台词外景和演播室内有台词的内景相结合，大胆尝试了意识流的艺术手法。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剧中的关键道具——百合花被面，竟然踏破上海滩找不到。为了尽力呈现电视剧的艺术魅力，导演与演员们，便在美工梁十千的带领下，通宵达旦地硬是描出了一床百合花被面。

充满活力的电视人在国庆十周年献礼之际，又突击改编和自演了大型电视史诗剧《红云崖》，也是克服场景多、内外景结合等很多困难，一夜完成直播，大大过了一把电视瘾。

十年动乱期间，上海电视台的电视剧创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十年只播出了两部电视剧，一部是1968年播出的《一切为着毛主席——门合》；另一部是1976年3月9日直播的彩色电视剧《崇高的职责》。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改革开放初期的10年，在龚学平、宋明玖、张少锋、孙重亮等领军人物的锐意拓展下，在黄允、郭信玲、李莉、富敏、黄海芹、张戈等一批著名导演的勇敢探索下，上海电视台共生产了近千部（集）电视剧，最高年产量150余部（集）。电视剧目在全国、地方、全市及国际评比中获奖100多项，涉及300余部（集）。生产数量与获奖记录在全国领先。自1984年起，年年有2到4部优秀剧目与大制作在全国性电视剧评比中获得最高奖项。1985年摄制的《穷街》，于1987年10月在日本札幌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电视节上获纪念奖，这是中国电视剧第一次在外国举办的国际电视节上获奖；同年摄制的《窗台上的脚印》，1989年在保加利亚获普鲁夫迪夫金盒子大奖，是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大奖的儿童电视剧。

1978年2月播出第一部彩色越剧电视剧《祥林嫂》。同年9月1日第一次以转播车内的摄像机拍外景，采用内外景结合的拍摄方式播出了电视剧《约会》。

作为上海电视台的元老，耄耋之年的黄允老师从隐隐约约听人说电视就是收音机上有块玻璃，像小电影一样的东西开始，不仅参与了上海电视台的筹建，而且几乎尝试了包括电视技术工作在内的所有行当，然而使她声名鹊起的居然是她成为上海电视台第一部电视报道剧《永不凋谢的红花》的编剧，从此她成为著名专职编剧，踏上了艰苦而快乐的电视剧创作之路，为早期的电视剧奠基奉献了后半生。

电视台元老、著名编剧黄允

在迎接建党58周年的日子里，从未干过电视剧创作的黄允，被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故事所感动：1968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38岁的张志新因为戴上“反革命罪”的帽子被逮捕。张志新在7年牢狱折磨中一直坚持真理，唯一挂念的是丈夫和一双儿女林林和彤彤，张志新最终被执行死刑，在临死前，她被残忍地割破了喉咙……在前期采访的过程中，黄允亲眼看到了审讯张志新时的一尺多厚的笔录，看到张志新被虐杀、割喉管的小屋和被枪杀的刑场，顿感无比震惊和愤怒，当时便灵感泉涌，决心不管写这部剧有多少风险，也要将张志新的光辉形象再现荧屏。黄允奋笔疾书，短短三天时间，就写出了《永不凋谢的红花》电视剧本。

导演李莉、毛勤芳，扮演张志新的著名演员向梅，扮演张志新女儿后来成为著名电视新闻主播的印海蓉等立刻倾情投入摄制。1979年7月1日，电视报道剧《永不凋谢的红花》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后立刻产生轰动效应，创制人员也因此受到极大鼓舞。其实在电视剧拍摄的过程中，平面媒体已经开始集中宣传张志新的事迹和电视剧拍摄的进展情况。电视剧播出前后，电视台总机30多部电话常常全部占线，观众格外关注剧情和拍摄细节。甚至外国通讯社也关注起这部电视剧，主动要求联系购片。

黄允回忆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上海电视台电视剧创作生产的黄金时期，出了一些全国有影响的作品，也造就出一批创作人才，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创作集体。自《永不凋谢的红花》后，黄允一发不可收，接连创作了《家事》、《你是共产党员吗》、《他把希望留下了》、《深深的大草甸》、《故土》（前三集）、《她在人流中》、《亲属》等二十几部（集）电视剧，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一部电视剧问世，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作品获得飞天奖、金鹰奖或国际电视节奖。

轰动归轰动，兴奋归兴奋，然而在最初的电视剧的实际运作中还是遭遇了太多的曲折与纠结。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钱。

毋庸置疑，如今的中国电视节目市场，当属电视剧市场发展得最为成熟，虽然制播分离的政策早已实行多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全部电视新闻节目、相当多的电视栏目、电视综艺节目、纪录片等还是由电视台自己制作。而诚如高韵婓台长所说，唯有电视剧，我们电视台所有平台向电视剧制作公司开放。也就是说，如今的电视剧，也是资本大鳄竞相逐鹿的商业战场。如今的中国电视剧的优秀编剧年收入可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至于拿过白玉兰奖、飞天奖的一级编剧，稿费更是相当可观。一部电视剧的成功，首先抢的是好的剧本。在当今中国电视剧市场，真正有实力的编剧自然得到市场的青睐与褒奖。

而同样是编剧，同样是被称为电视剧创作的黄金时期，第一代电视剧编剧黄允深有体会地述说当年的苦衷：(www.daowen.com)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电视台的编剧是没有稿酬的，有时还得自掏腰包。那时电视剧编剧的社会地位不高，文学圈子里的朋友是不屑“触电”的，也不认为电视剧是艺术。拍摄中也常发生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时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煎熬。再者，拍电视剧需要投资，上一部戏很难。我内向清高，但为了让领导、投资人、合作者了解这部戏，好几次都是硬着头皮去游说。

不仅是黄允的辉煌成长，那时的上海电视台专门成立了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制作中心培养并云集了一群充满激情、充满个性、充满才情的编剧和导演。

郭信玲、李莉、富敏、张戈等，当年个个都是在中国电视剧领域叱咤风云的著名导演，都是靠响当当的高收视率、高美誉度电视剧赢得观众、赢得一系列大奖的中国电视剧的开创者。

13岁就当了文艺兵的郭信玲，也是10年后转业回到上海的一次观看演出时，看到了剧场上一台摄像机取景框的画面，因为新奇和喜欢，经过争取，荣幸地成为上海电视台的一员。她当过舞蹈演员，干过摄像，后来领导送她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导演课程，回来后，就导演拍摄了她的第一部电视剧《政治连长》。但因为“文革”的原因，她被整整耽搁了十多年，直到1979年重新回到电视台，被任命为电视剧科的科长，从此一发不可收，从《玫瑰香奇案》《法网》一炮打响，到《山道弯弯》《流失的岁月》《被撕毁的照片》《一个记者的日记》《奋飞》，再到获得飞天奖、金鹰奖、乌金奖等一系列大奖。她的代表作品有电视连续剧《故土》《秋海棠》《大酒店》《封神榜》《大家族》等。因为她的高产和“把真善美的本质刻画得细腻而又真实”的独特风格，她在1988年被评为电视台首批国家一级导演，同年又以120多万张选票被评为全国影视十佳导演。

导演郭信玲在电视剧《封神榜》拍摄现场

导演富敏在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拍摄现场

那时的电视台，很多领导、摄像、编导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在儿童、青少年题材的电视剧创作方面独辟蹊径，凭借《十六岁花季》获得飞天奖、金鹰奖、金童奖等无数奖项的夫妻档编剧兼导演富敏和张弘，也是从部队回来的文艺兵。

也许是电视剧尚处于起步阶段，富敏接受的第一部电视剧《好好叔叔》，是从事儿童剧出身的副台长奚里德为她选的剧本，台领导的帮带、丈夫的扶助、加上演员出身的富敏自身的颖悟，在磕磕碰碰中学习摸索的这部剧，居然在1980年荣获了首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儿童剧一等奖。就这样一步跨进了行家里手的门槛。之后她又拍摄了《开市大吉》《插班生》《穷街》《窗台上的脚印》等一系列口碑不错的电视剧，但真正让她们焕发出创业创新激情，被评论界誉为开创了当时中学校园生活和青春思潮的标志性电视剧的，还是那部一度在全国家喻户晓的《十六岁的花季》。

对青少年成长格外关注的富敏与张弘，当时的初衷是为了真实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两代人的代沟，真实反映当代中学生的生活和心声。为了保证电视剧的质量，她们走访了很多学校，采访了很多学生，光采访就花了七八个月时间，写剧本又花了两个月，然后用近乎现在的海选方式，到学校和社会上去选演员。如今上海广播电视台当红主持人吉雪萍就是当时通过这样的选拔，当上了《十六岁的花季》的女主角白雪的。

世间事，凡有创新和突破，必遇坎坷与纠结。当《十六岁的花季》前期准备差不多的时候，项目却搁浅了。原因是片子涉及很多敏感问题：早恋，强调学生个性，何谓好教师等，现如今早就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却是进退维谷的“雷区”。于是，电视剧本投石问路到了中央电视台，结果促成了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的合作，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花季”，由此成为十六岁左右青少年年龄段的代名词，至今依旧沿用。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李莉虽然是科班出身，但她大学学的是舞台戏剧导演，进了上海电视台，她先学摄像，懂得了镜头语言，又去上影厂，跟着黄祖模导演，学会了摄制电影的全套武功。幸运的她，成为由黄允编剧的上海电视台第一部电视报道剧《永不凋谢的红花》的导演。那时的她，完全是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初心，投入电视剧的拍摄：“那时没有可携式的摄像机，我们到华师大拍外景的时候就将转播车开过去，拍好了发送回来，用刚从美国进口的2英寸大录像机录下来，内景演播室拍完的也录下来，最后和同期声一块儿接起来，进行混录，补上音乐，一气呵成。我记得那时拍了一个星期，我两天三夜没睡觉，尽管辛苦，但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一炮打响，观众热情赞扬的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李莉强烈感受到电视剧创作蕴含的深远的潜力和生命力，于是她与郭信玲一起开始了电视连续剧《流逝的岁月》的尝试。以后，她接拍的电视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家风》《家·春·秋》《杨乃武与小白菜》《上海一家人》《若男和她的儿女们》《金融家》等，几乎每部都堪称经典。

早期的电视剧创作，每位导演都会遇到选而不立，立而生变的风险。知名电视剧导演黄海芹回忆起电视连续剧《孽债》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真是感慨不已。

黄海芹原先是在上海电视台电视剧文学部工作。当时的电视剧部主任宋明玖要求找选题和剧本：“不能等米下锅，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在当时的广电局局长龚学平倡导下，上海市电视剧编导协会应运而生。黄海芹就是在一次编导协会活动中，了解到知青作家叶辛正在写反映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孽债》。黄海芹凭直觉认为这一题材肯定会引起关注，于是她立即向叶辛约稿。叶辛欣然答应，几个月后，当叶辛将剧本送来后，却审查没有通过，之后，叶辛又将剧本送到云南电视台，还是没有通过。云南电视台副台长因为支持这个剧本，还被降了级。

多少年后，黄海芹回忆起自己冒着风险拍板的情景，简直就像电视剧的场景：“辗转一年多，已是1993年前后，叶辛又问我，还要不要《孽债》？我当即收下，并付给定金。后来听说叶辛捧着定金，十足吓了一跳——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万元户？”

《孽债》剧本几经修改，完稿后往上送审，我难免心中忐忑。好在盛重庆台长看了本子说：“黄海芹，看得我眼泪水嗒嗒滴。”于是，台里再往上送审。一天，叶志康局长突然问：“黄海芹，《孽债》什么时候拍？”我都傻掉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叶局长当下签了字，就这样，《孽债》通过了。

如果叶辛当初问黄海芹时，黄海芹不敢拍板，如果盛台长和叶局长也不敢批准剧本，还会有《孽债》播出产生热烈反响的效应吗？即便成功播出了，《孽债》还是遇到一波三折的故事。且听黄海芹的回忆：

《孽债》播放时，上海的大姐小巷，都响起了它的主题歌，收视率一路飙升到百分之四十三点几。能够让观众那么喜欢，是我们电视人的最高追求，我很高兴。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各路谣言纷至沓来，归根结底，就是有人追究：“谁作的孽？向谁讨债？”

飞天奖评奖，《孽债》不准参评。我问领导这是怎么回事？领导回答：不要问，不要响，不要说话。我想，领导的压力一定很大。到北京开会，中国视协有人悄悄告诉我，上面不让你们《孽债》参加评奖。每每看到叶辛在电视里不厌其烦地解释说：什么是“孽债”，“孽债”在辞海中的注释是：非婚生子女。我唯有苦笑。

而直到几年后，叶局长在一次会议上传达说，朱镕基总理说，电视剧要拍贴近百姓生活、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如北京的《渴望》、上海的《孽债》，我才算真正松了一口气。

俗话说：巾帼不让须眉。上海电视台早期电视剧生产的创制团队中，在全国赫赫有名的女编剧、女导演确实形成了强大的娘子军阵势，但须眉中也有凤毛麟角的精英，张戈就是其中的优秀导演。

电视剧导演张戈在拍摄《济公》时的工作照

张戈导演的电视剧《血染的风采》《陈毅与刺客》《济公》《上海的早晨》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金鹰奖，《原谅我的心》《上海的早晨》《徐玉兰艺术集锦》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济公》《逆火》获法国巴黎首届华语影视片雄狮奖和1995年德国柏林国际广播电视节亚洲未来奖。1988年被评为全国十佳电视导演。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和其他导演有所不同的是，张戈不仅是出类拔萃的电视剧导演，还作为上海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二公司总经理和电视剧导演兼制片人的身份，直接参与了电视剧的市场化运作，开始走出了“完全自我循环、自投自播电视剧”的封闭式运营状态。

在上海电视台台庆50周年之际，张戈回忆了这段历史：

到了1993年，上海电视台的改革又有了新的举措，电视剧创作中心要企业化管理，要让电视剧走向市场。实际上，在那时候，全国的电视剧还没有形成市场化机制，台与台之间只有节目交换。这在当时来讲是属于比较领先的了。电视剧走向市场以后，电视台在体制上也要有一些变动，就是说不一定都由电视台来投资拍戏了，不能再吃“皇粮”了。拍电视剧的人要自己在市场里求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就被撤销了。当时成立了两个制作公司，后来又从这两个制作公司里分出来成立了几个制作社。于是就变成了两个制作公司，三个制作社。我则是二公司的负责人。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干劲还是蛮大的。不停地拍了好多戏，如《逆风》（上下集）、《上海风情》（18集）、《异乡人》（4集）、《家在上海》（38集）等。我们二公司在经济上也运转得很好，基本上每部戏都有盈余。大家觉得市场化很好，既得到了锻炼，又能够正常运转。现在想想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还是背靠着上海电视台。我们当时还是属于上海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二公司，出去打交道时，我们用的还是上海电视台的介绍信和名义。那时候如果没有上海电视台的支持，我们是得不到重视的。

到了1996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电视台的改革又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提出影视合流、制播分离，也就是影、视要合起来搞，而电视台的制作跟播出要分开。我们两个公司、三个制作社就彻底离开了电视台，归属到永乐影视集团公司。这样一来，可以说是将我们彻底推向市场了。

当时我们账面上有现金一百五十多万元，这些钱是我们这三年多来自己逐步积累起来的。除了这一百五十多万元，还有八十多万元的固定资产。后来我们又陆续拍了《浦东歌谣》（20集）、《兄弟》（上下集）等。但当时在购片中所出现的一些不正常情况，确实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转。我经常会反思，是不是我们思想保守了？是不是不够灵活？是不是也应该按照所谓的“潜规则”去运作？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所坚持的原则是对的。我没有在市场化里迷失。我的主导思想一直是想多拍戏，拍好戏。

张戈所谈的还是上海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成立后电视剧创作与市场化运营向纵深发展的情况。其实，1987年，时任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党委书记、局长兼上海电视台台长、总编辑的龚学平，决定成立上海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从那个时候开始，上海电视台的电视剧创作开始了“自我化缘，少吃皇粮”乃至“不吃皇粮”的历史。

时任上海电视台副台长兼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宋明玖

参加过抗美援朝，也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回来，在上海电视台担任过导摄科科长、文艺部副主任、副台长的宋明玖出任了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

虽然当时已有不少电视台也成立了电视剧制作中心，但由于上海电视台已经培养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导演、摄像师、美工师、化妆师、服装师、道具师，所以电视剧制作中心刚创办，就云集了一百多位精英人才。在局台领导的全力支持下，宋明玖尝试了全新的竞争机制和市场运作的激励机制。中心分成文学部和六个创作组。黄允、黄海芹、方艾等著名编剧在文学部出剧本，郭信玲、薛英俊、李莉、富敏、张戈、孙雪萍等骨干分别在创作组领衔当导演或制片人。剧组实行的是导演中心制。而宋明玖这个掌门人从一开始就是既要抓剧本，又要抓制作，还要抓钱。幸亏在庆祝建台50周年的时候，宋明玖作为老电视人，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这段回忆也是我们对驾鹤远行的宋明玖老台长当年创业辛苦的一段缅怀吧：

电视剧的制作所需要的投入不完全是由国家出钱的。我刚到中心的时候，电视台给我们5分钟的广告时间，但是只有1987年这一年有。那年我们大概筹到了将近1 000万元，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制片主任或者其他熟人拉来以后用来拍摄的。当时1 000万元可以说是很值钱了。我们就靠这1 000万元来拍电视剧。我们电视剧中心有一个财务科，这是其他中心都没有的，我们光财务科就有5个人。

20世纪80年代初期，制作拍摄一个简单的电视剧，花费在5 000元左右。那5 000元就是演员的演出费、夜餐费以及买道具的钱等，可以说那时候钱比较少。每一集都要根据戏的具体情况进行预算，控制成本。比如是古装戏还是现代戏，人数多少、场景多少等。所以每次拍摄，我都要跟制片主任商量好，我可以给你多少钱，然后让他根据我的预算去拍摄，不准超过。比如李莉的《上海一家人》，讲述的是解放前上海底层人民的生活，用来拍摄的房子租金也很便宜，所以每集的预算比较低。

我们基本上就是靠广告来赚钱。电视制作每年结余的钱就上交。如果拍摄制作经费不够了，则要剧组自己去解决，没钱就别想接着拍。所以那时剧组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辛苦的。

宋台长的回忆正好与现任台长高韵斐的回忆，从时间上对上了号。高台长其实是幸运的，虽然高台长1987年到电视台投石问路的时候，在新闻部碰了壁，但刚刚成立的电视剧制作中心慧眼识珠，他一开始虽然干的是扫地、泡开水、拉广告的打杂活，但毕竟跨进了电视台的大门，而且接触了给电视剧拉广告的市场运作的真刀真枪。以后他开发第一财经品牌，担任广告经营中心主任、文新报业集团总经理，再回到老娘家当掌门人，最需要“脑洞大开”的恰恰也是媒体的产业化运作。

如今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早已成为文化产业的成熟市场，可又有多少人了解最早的电视剧是怎样问世，怎样运作的？这一段最早电视剧的制作历史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