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

龚学平，个头不高，苦孩子出身，1967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西藏军区某部政治处工作。1974年从部队转业回沪时，并不想到传媒机构工作。因为他在大学期间曾到电台实习过，看到过很多“大字报”，因而感到上层建筑政治风险很大。那时还在“文革”动乱中，大学生也被视作“臭老九”，根本不吃香。吃过苦也不怕吃苦的龚学平向部队领导申请，坚决要求到工厂去。

如果龚学平真的到了工厂，他的事业的发展和人生的命运将会是另外一种轨迹。

当时上海电台的领导和专业办的领导看到龚学平的材料，认为他应该到新闻单位，尤其应该到电台去。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新闻界非常缺人，很多业务骨干都被打倒了。龚学平是新闻系毕业的，而且他的家庭出身较好，在部队表现也很好，他在电台实习的时候，当时电台的领导就曾要求将他留下来。所以，领导便专门来做龚学平的工作，说服他到电台工作。既然是组织决定，作为共产党员，龚学平只能欣然服从。

这算不算最早的伯乐？领导的赏识，组织的决定，龚学平的职业生涯，从此与广播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刚过而立之年的龚学平跨进广电行业，遇到的第一位伯乐就是建台元勋之一的周峰。

龚学平先到电台办公室工作，过了几个月，就接到通知，要他到电视台的教育台做筹备工作。因为龚学平曾经在干校劳动过，当时广电干校的校长是周峰。他对龚学平的劳动表现印象很好。粉碎“四人帮”之后，周峰担任了电视台副台长，分管新闻工作。于是他向上级提出请求，把龚学平调到新闻部。因为信任，他甚至提出，如果龚学平不到新闻部，他就宁可不当电视台副台长。

幸运的龚学平还没到教育台报到，就直奔电视台新闻部而来。

到了电视台新闻部，龚学平才知道周峰的良苦用心。

当时的新闻部，不像是新闻单位。仅从人员的构成而言，大部分都是转业军人，农场上调的上海知青，还有创台时从电台、电影厂和文艺单位调来的老同志，真正从事新闻工作的只有寥寥数人，像龚学平这样复旦名校新闻系本科毕业的真正懂得新闻规律的行家简直是凤毛麟角。

正因为如此，电视台新闻部在当时上海新闻界是没有地位的。龚学平好几回到市里采访会议新闻，往往会议结束了，有关领导会习惯性地说：请报社、电台的同志留一留。从来不叫电视台的同志留下来。龚学平当时颇感刺激，心里很失落。

新闻专业出身的龚学平心里很明白，上级单位和新闻单位还没有真正将电视台看做不可或缺的新闻单位，除了当时电视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就是当时电视台的同事们本身就没将新闻内容放在第一位，而是将电视画面放在了第一位，把电视当做电影来看待了。

当时的电视摄影手法被称为“组织拍摄”，也就是拍摄每一个镜头，都要进行组织安排，室内的陈设都要重新布置，出镜人物都要像演员一样，反复摆布排练，每拍一个镜头都要按艺术效果布主光、副光、侧光、顶光、装饰光等。

比如拍摄农村秋收场面时，往往要安排三批劳动力分别割稻、挑稻、脱粒，各就各位准备好，等摄影记者一声“开始”，大家一起动作起来。这样经过精心组织的镜头，看上去轰轰烈烈，实际上是表演的，并不真实。

有一年，全国电视界曾经开展过关于电视新闻真实性的大讨论，一种意见认为新闻摄影应当采用“挑、等、抢”的手法，禁止组织摆拍，但上海电视台的绝大多数的新闻记者还是坚持组织拍摄，坚持采用拍摄故事片的新闻运作模式。

这样的电视新闻时效性极差。拍一条新闻，首先要写分镜头脚本，先从形象的构图上精心构思。在题材的把关上，通常是摄影记者说了算。拍一条新闻，快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甚至更长时间。往往夏天播的新闻画面是冰天雪地，冬天却是鲜花怒放的景象，而且当时所谓的新闻大多是“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所以电视新闻成了老百姓最不爱收看的电视节目。如此不按新闻规律运作的新闻单位，何来竞争力和应有的地位？

机遇说来就来。到新闻部没多长时间，龚学平就担任了新闻部领导。他主持工作的“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在了改变新闻观念上。他引导大家讨论电视新闻到底是姓“形”（形象）还是姓“新”（新闻）？他观点鲜明地提出：电视台首先是新闻单位，不是扩大的电影制片厂，不是电影院和剧场。电视新闻应该姓“新”，“形象”应该为新闻服务。如果所报道的事件没有新闻价值，形象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当时正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思想大解放时期，龚学平的第一把火形成了大家的共识，于是，第二把“火”就烧在群策群力，在新闻内容上下功夫。

如何提高经济新闻的质量？如何减少会议新闻？如何开展正确的舆论监督，即扩大问题新闻的范畴？如何增加社会新闻的比重？一个个攻坚克难的新闻战役就此展开。龚学平带领大家沙场练兵，攻破了一个个新闻报道的禁区，也赢得了观众的一片叫好。

在社会新闻和批评性报道方面擅长抓拍和敢于碰硬的虎将朱黔生，就是在那个时候脱颖而出的。

1979年7月4日，上海电机厂发生火灾。记者朱黔生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拍下了火灾的实况。此前，电视新闻中从来没有类似的灾害性报道。当这条新闻送审的时候，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有关部门认为，上海电机厂是学大庆的先进企业，电视台报道它失火了，这不是给先进企业抹黑吗？所以坚决不同意播放。龚学平等就是不放弃努力，最后为这条新闻专门去请示时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陈沂仔细看过新闻后，同意电视台的观点，认为先进单位不等于没有问题，有问题就应该报道，报道了改正错误仍然还是先进单位嘛。这才是实事求是。

结果这条《上海电机厂发生严重火灾事故》经过逐级审查拖了足足一个星期的旧闻，还是以电视新闻方式对外播出了。播出的反响可想而知。因为电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实现了灾害性报道的历史性突破。

新闻播出后，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且引起了境外新闻界的关注。一名英国路透社记者，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采写了一条《上海电视台播出灾害性新闻》的专讯。《香港大公报》也刊登了这条消息。

朱黔生拍摄社会新闻工作照

这条新闻的意义在于既是开创了灾害性电视新闻的先河，也是开创了社会新闻的先河，更是开创了问题新闻或批评性报道如何把握报道分寸的先河。

尝到甜头的龚学平总结道：

我们的社会新闻报道与西方那一套是不同的。我们不是为暴露而报道，而是以事故来进行教育。通过火灾的报道对老百姓进行消防的教育；通过交通事故的报道，对老百姓进行安全的教育和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我们搞社会新闻的指导性是很清楚的，不是添乱，而是帮忙。所以，我们的社会新闻是强调积极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当时公检法非常积极地支持我们搞社会新闻。公安局给我们警车警灯，在全国，我们是第一家。消防总队给我们的记者配战斗服，也就是消防服。新闻的时效是很重要的，有他们给我们提供一手的公安、消防信息，我们的新闻采访车比其他媒体去得早，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社会影响提高了。

社会新闻和事故报道的禁区一打开，加上公检法的大力支持，领导又给朱黔生这支清一色部队转业回来的“皇家摄影队”（电视台将时政组记者戏称为“皇家摄影队”，当时的时政组报道范围很广，除了中央领导、外国元首来访，还负责公检法司、部队、社区、民政、社会新闻等条块），配备了刚从社会招聘的文字编辑（笔者有幸曾经也是“皇家摄影队”的一员编辑，与老记者朱黔生、灯光师周福康、司机孙宝成搭档，时政组另一路记者则是由采摄编全天候记者林罗华独立担纲）。“皇家摄影队”如虎添翼，成为上海滩最“牛”的电视别动队。在当时上海交通因为历史原因特别堵塞的情况下，这支特别能战斗的小分队，因为配备了专门采访用的警车、警灯，配备了车载电台和大哥大、传呼机，而且最早配备了最先进的电子摄像机，淘汰了操作繁琐影响拍摄效率的16毫米摄影机，所以可以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畅行无阻。以致采编电视新闻最多时，1天达到7条之多。每天18：30的《新闻报道》里，“本台记者朱黔生、林罗华、孙泽敏报道”的外事新闻、重要会议新闻、交通事故、火灾事故、严打犯罪等时政新闻，往往是视觉冲击力最强，也是观众最感兴趣的新闻。(www.daowen.com)

有一回，时政组刚从嘉定采访完中德总理参加第一条桑塔纳轿车流水线奠基仪式，一听到上海南汇遭遇了龙卷风灾害，立刻闻风而动，在交通极其拥挤的状况下，驱车开启了警灯和警报器，主动承担了为市领导前往灾区救灾开道车的义务，及时赶到现场，并抓拍了灾情和救灾的场景，又及时赶回电视台，当晚播出了来自龙卷风现场的最新消息。

还有一回，国庆前夕，上海发生了一起某青工戕害一邻居老太和工厂车间领导的报复凶杀案，案发后凶手逃之夭夭，一时间上海滩人心惶惶。四天四夜以后的一个下午，刚刚采访回到台里的朱黔生和孙泽敏接到公安局打来的电话，案子已破，凶手刚从杭州押回上海。急促的警报声回荡在南京西路上空，采访车亮着警灯箭一般穿过人潮车流，向公安局驶去。当晚18：30，电视新闻中播出了凶手被擒并押回上海的消息。新闻最后特别强调了记者得知这条新闻线索的时间：17：00。一条电视快讯，安定了全市市民忐忑的心，也平息了社会上的种种传闻。人们赞扬公安机关的办案速度，也赞美电视新闻的神速。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龚学平在新闻部抓观念改变，抓新闻质量，正好赶上20世纪80年代初，电视台在上海市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下，先后于1980年和1983年两次向社会招聘了近50位优秀的记者、编辑、编导、主持人。这批新生力量绝大多数都是本科毕业的才俊，在数千应聘者中过五关斩六将脱颖而出。用老局长邹凡扬的话说，他们是新中国第三代电视人。如果说，前两代电视人，是电视台的开创者、奠基者，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招聘进台和分配进台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大陆电视事业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传承者和革新者。

求贤若渴的龚学平和他的锐志改革的同事们如逢甘霖，立刻将分到新闻部的10多位才俊安排到采访第一线和编辑部门，基本做到了摄影记者和编辑1比1搭档。部分记者因为格外钻研，如沈渊培、林罗华、东升、葛乾巽、邬志豪、沈宏发等后来成为摄编合一的复合型记者。于是，新闻部的人才结构开始变得合理有序，逐渐形成了内容为王、编辑为主的采编格局，新闻的质量和信息量大大提升。

随着国门的打开，新闻部的编辑记者有机会看到国外电视新闻的采编手法，聪明好学的记者便尝试借鉴暗访、跟拍、抢拍等真实摄影的技巧，因其内容鲜活、画面生动而受到观众的赞扬。

1982年，记者俞永锦在拍摄新闻专题片时，最早尝试了暗访偷拍一群在电影院门口滋事生非的年轻人，那种玩世不恭的形态动作令人难忘，绝非组织摆拍所能表现。

1984年，记者林罗华采摄了一条《蟋蟀市场搞赌博今被取缔》的新闻片，采用近距离偷拍的手法，将聚赌者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因赢钱输钱喜怒交加的真实表情，以及见到警察时惊慌逃窜的情景，全都拍了下来。

也是同年，记者汤炯铭摄制了一部新闻纪录片《龙华庙会》，采用现场即兴抢拍采访的方式，将烧香男女的虔诚神态，以及年轻女子回头见到主持人一时有些慌乱茫然的表情与应答，包括围观人群嬉笑打趣的镜头，极其生动地记录下来。

这些生动精彩的新闻内容和富有视觉冲击力的镜头语言，一扫以往组织拍摄矫柔做作的刻板新闻，成为新闻部业务培训的成功案例和新时期电视新闻的新样式，令观众一饱眼福，从而增加了电视新闻的吸引力。

1983年11月14日至12月9日，新闻部派出周济、洪浚浩、秦海等五人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由亚广联举办的亚太国际新闻交换培训班，重点学习电视新闻的内容把握，结构框架，画面取舍，逻辑章法，还专门了解了国际卫星交流技术及“无剪辑拍摄法”。

其实三个月前，即8月19日，新闻部已经成功尝试了无剪辑、不复制、一次性合成的现场报道方式，以最快的时效，播出了一条电视新闻片。

1981年，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失踪，中共中央和政府派部队前往寻找。上海电视台派出摄制组，跟随部队拍摄新闻纪录片，冒着摄氏40度到60度的高温，录音员庄维崧采用原生态的现场录音手法，将部队首长的讲话，直升飞机的轰鸣声，汽车在戈壁滩行驶的马达声，警犬的吠叫声，队伍行走的脚步声，如实地记录了下来。回来后编辑时用实况录音的方式，取代过去用音乐配画外音的方式，使得新闻纪录片更具现场感和真实感，令观众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与此同时，电视台新闻部主动联络，组织建立了上海地区电视新闻通讯员供片合作网络和华东地区电视新闻协作网络，联合上海地区近百家拥有电视摄像机的单位和华东地区数十家城市电视台，开展业务交流和提供电视新闻片的业务合作，大大增加了上海电视台电视新闻的信息量和影响力。

抓规律，抓质量，急性子的龚学平风风火火，恨不得马上改变新闻部的面貌，可是他发现，电视台的管理机制完全是国有企业“大锅饭”的翻版。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新闻部的记者，有的人一个月就拍两三条新闻，有的人一个月完成了二十多条，可是每个月大家拿的报酬都是一样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机制束缚了大家的积极性，领导者纵然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搅动着一潭不死不活的温吞水。

不信邪的龚学平烧起了第三把“火”，他在老局长邹凡扬的大力支持下，争取到了每人每个月6元钱的奖金基数。于是他立刻在采访科开展了打分制的工作考核。

记者采编新闻的数量和播出质量，通过量化的打分考核，同奖金挂起钩来。

看起来平均每人只有6元钱，可是一旦打包按奖勤罚懒和奖优罚劣考核，差距就拉开了。大家的积极性也一下子调动起来。原先一年只有两百多条新闻片，搞了考核，一年居然多达三千多条新闻片。

30年过去了，龚学平每每回忆起这“三把火”，尤其是这6元钱的小小考核，他依旧是激情满怀：

这6元钱，看起来不起眼，其实它烧掉的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它烧旺的是电视新闻工作者发展新闻生产力的积极性和推动力。

也许，文化产业的星星之火就是这样点燃的。新闻也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电视新闻生产力的发展，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相匹配，并促进其发展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电视新闻的运作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充满活力的上海电视产业的发展，就是从这不起眼的“三把火”烧起的。

短短几年，上海电视台的新闻运作体系和新闻面貌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

龚学平摸着石子过河，由采访科、编通科、专栏科等组成的部门管理体系建立起来了，以记者、编辑、责任编辑、科长、主任等组成的采编一条龙的新闻运作体系建立起来了，覆盖全市乃至华东地区的电视新闻协作网络也建立起来了。电视新闻旧貌换新颜，符合新闻规律的观众关注的重大新闻、热点新闻、社会新闻、新闻评论越来越多，观众对电视新闻的认知度也越来越高。

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用龚学平的话说：“正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和改变，市里再开会的时候，电视台的记者不到，会议就不开始，等我们的记者到了才开始。”

大刀阔斧的改革，带来了有目共睹的变化。龚学平的能力，被时任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的局长邹凡扬和局领导班子看在眼里。动乱过后，百废待兴，最缺的就是有魄力有想法有能力的开拓性管理人才。从《上海广播电视志》关于干部任命的记载就可以看出，龚学平是1983年9月起，直接升任为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兼任上海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总编辑。

龚学平采访美国前总统福特

如此三级跳式的提拔，如果不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提拔，如果不是上级伯乐的慧眼识珠，如果不是龚学平本人的出类拔萃和优秀的业绩，断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在大胆提拔龚学平的过程中，还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上级领导经过认真考察、民意测验、反复调查，尤其是老局长邹凡扬的极力推荐和鼎力扶持，最终还是将信任的权杖交到了龚学平手里。跨过不惑之年的龚学平，殚精竭虑，不负众望，迎来了他人生舞台上最富挑战性也是最具成就感的长袖善舞。

沙场练兵只是刚刚开始。新的宏图只是刚刚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