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乐的体裁与形式，是历史时代内容的表现方式之一，不同的声乐体裁与表现形式所表现的内容重点不同，战争年代的声乐以合唱、进行曲为主体；新中国成立初期，声乐以独唱、颂歌、组歌形式为主流；改革开放后的颂歌、抒情歌曲等新时期歌曲体裁纷至沓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声乐体裁和表现形式与时俱进，应运而生。这既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变化的必然。

1978年9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武汉召开的“声乐作品创作座谈会”上，号召全国歌曲创作者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在此后的数年间，歌曲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不同题材、体裁的歌曲相继问世，一大批歌颂祖国、歌颂党的独唱作品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在人民中间传唱。如《党啊，亲爱的妈妈》《祖国，慈祥的母亲》《我和我的祖国》《可爱的中华》《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爱你，塞北的雪》《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故乡是北京》歌曲等充满了诗情画意，以抒情的风格、流畅的旋律歌颂了伟大的祖国和可爱的家乡。

在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还有一批歌颂青春和军旅生活的歌曲，这些歌曲反映了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如《金梭和银梭》《新的长征，新的战斗》《再见吧，妈妈》《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作品，以不同的音乐风格，从不同的角度歌唱了新时代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歌曲创作中，还出现了一批大胆借鉴外国作曲技法、探索新的表现技法的歌曲，如《涉江采芙蓉》《古诗十九首》。

这一时期“流行歌曲”乐坛也开始复苏。首先是港台“校园歌曲”和“时代曲”形式体裁的歌曲涌入，对中国“通俗歌曲”的兴起具有强烈冲击和刺激，并且《乡间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外婆的澎湖湾》《小城的故事》等歌曲，以及邓丽君演唱的抒情歌曲的表现形式，为年轻人带来了低缓轻柔的旋律和明快的节奏，其配器成为日后我国不少音乐工作者创作借鉴的有声教材。邓丽君的歌声影响了大陆许多歌星，并成为模仿的典范。20世纪80年代前后期出现的电影插曲，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电影《小花》插曲）、《太阳岛上》（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插曲）等优秀歌曲，为后来我国通俗歌曲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这些歌曲通过电影和电视等传播媒介传向社会，受到广泛欢迎。不仅如此，这些音乐形式也成为后来中国电影、电视音乐创作效仿的模式。我国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朱逢博、于淑珍、关牧村等对这一新形式歌曲的出现给予了的热情支持，同时在对通俗唱法、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结合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日后中国声乐的演唱起到了示范作用。(www.daowen.com)

1986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通俗音乐的创作也异常活跃，以《一无所有》为代表的具有中国“摇滚”风格的音乐形式出现，使通俗歌坛哗然四起。虽然《一无所有》具有明显的西方痕迹，但其中国风格鲜明，充满了中国西北高原那种苍劲悲凉的韵味。另外，《信天游》《黄土高坡》《心中的太阳》等在中国通俗歌坛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这股“西北风”以其粗犷、豪放、略带悲凉的音调，表现了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那坦诚、直率的性格。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以《亚洲雄风》为主题标志的一系列歌曲向世人表明，中国的通俗音乐体裁形式已趋向成熟。

纵观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的“通俗音乐”大潮，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从80年代前后开始到90年代，通俗音乐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十多年中，通俗音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古典音乐与传统音乐，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勃兴就会有委顿，通俗音乐也不可能永远站在高峰，在新的历史时期必然还会有新的音乐体裁和新的表现形式出现，这是历史的必然。通俗音乐创作所蕴含的内容、风格、体裁是多方位的。近年来，我国的音乐工作者把自己的立足点踏在中华民族的民间音乐土壤之中，广泛地向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学习，创作出不少形式体裁多样化的声乐作品。

纵览“学堂乐歌”到新时期声乐的发展历程，从依曲填词的歌曲创作到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特点；从单一从事进行歌曲体裁创作到多种音乐体裁作品的出现；从单纯地使用独唱到表演唱等多种表现形式的出现，可以说，每一种形式和体裁的产生都见证了我国声乐的成长历程。特定的体裁和形式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内涵，正是这些体裁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赋予了声乐的艺术魅力。我国声乐作品体裁与形式的演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勃兴的需要。声乐以不同的体裁与表现形式演绎了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容，适时地展现着人们的实际需求与精神风貌，在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借鉴其他艺术形式，逐渐丰富和完善自身。在不断丰富完善的同时，在培养民族精神、激励人民斗志、巩固国家政权、解放思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引领时代潮流、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占据着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