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声乐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诗赋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声乐形式丰富多彩，主要有大曲、相和歌、但歌、琴歌、铙歌等形式，同时还受北方民族不断侵扰的影响，在边塞形成了一个新的乐种——鼓吹乐。后来，这种鼓吹乐逐渐用于汉代宫廷及宗庙祭祀之中。汉代出现了包括杂技、魔术、歌舞、角觝等艺术形式在内的白戏，它与戏剧的特点十分类似，可以看作戏剧的先声。

（一）汉乐府

1.乐府的建立

秦始皇为了巩固政权，创立了一系列国家制度，其中包括参照周朝采风制度首次设立的国家音乐机构“乐府”，这被1976年2月在秦始皇陵区建筑遗址中出土的错金银钮钟上的铭文“乐府”二字所证明。

乐府作为音乐机构，其宗旨是收集、整理、加工民间音乐及管理宫廷音乐，组织祭祀、宴飨等场合的乐舞表演，此外，也创编新的音乐为新政服务。乐府作为一种诗歌体裁，是指秦汉以来可以人乐歌唱的诗歌或模仿乐府风格的作品。汉袭秦制，乐府真正的发展是在汉代之后。

汉初，统治者以秦亡为鉴，休养生息，与民休息。汉统治者为了解民情，巩固其统治，遂将“乐府”的规模改组扩展。设在西安上林苑里的西汉乐府达到800多人（包括乐器制造工匠在内）的规模，乐人分工精细，如“郊祭乐员”“骑吹鼓员”“邯郸鼓员”“巴渝鼓员”“竽员”“色员”“琴员”等。

汉朝乐府的设置，对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乐府的官制

据《通典·职官七》记载：“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及丞，又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可见当时的歌舞管理机构分为两个系统：奉常属下的太乐令及少府属下的乐府令。乐府官署设在长安城外西南郊的上林苑。为了满足宫廷日常宴乐之需，便于随时召唤，朝廷又在黄门集中了一批乐府名倡。此外，汉帝在宫中掖庭也集中了一批由能歌善舞的人组成的女乐。

汉代的太乐令、丞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先朝留下的古乐，即雅乐。汉哀帝诏罢乐府之后，太乐令、丞还负责掌管郊庙乐及古兵法武乐等。

3.汉乐府歌谣

汉乐府诗歌大多来自民间，因此富有民众性，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乐府诗歌可以说是比较正规的民族声乐艺术，诗歌也就是歌唱的前身，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当年乐府诗歌中保留下来的汉朝民歌，大都是经过乐府的音乐家整理加工过的。这些民歌内容丰富，大多反映爱情、平民生活以及战争带来的痛苦等。

乐府通过采集民间歌谣，一方面了解各地的民政、民情，以达到“闻乐知政”的目的；另一方面把采集来的民歌加工整理，进行艺术演奏、演唱表演，或经过加工修改之后，再返回民间传播、宣传，作为其宣传的工具。

汉武帝是位非常喜爱音乐的皇帝，他在位时不但创作了许多乐曲，也创作了不少声乐作品，如流传至今的有《关山月》《胡笳曲》《焦仲卿妻》《广陵散》等。

（二）相和歌

汉代的民间歌谣原本均为徒歌表演形式，为这些歌曲配上伴奏，以丝竹管弦乐器为主，便形成了相和歌。《宋书·乐志》云：“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

《乐府诗集》将相和歌划分为十类，即相和六者、相和曲、吟呗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侧调曲和大曲，其中相和六者与四弦曲为纯器乐曲，用于序奏或穿插其中，大曲则是相和歌发展的最高形式。

相和歌改变了雅乐古词的三言体、四言体，形成了以五言体为基本形式的诗歌体裁。文学风格上以具体细致、平易近人的写实描写为主，格律比较活泼自由，让大众易懂易学。

汉代相和歌主要采用民间歌谣配上乐器伴奏的形式，多演唱于宴乐嘉宾之时。如汉相和歌《陌上桑》便是用弦管更迭相和的歌诗。相和歌一般有两个名称，即歌辞名称和乐曲名称。如汉古辞《江南可采莲》，乐曲名《江南》；古辞《鸡鸣高树颠》，乐曲名《鸡鸣》等。现保存于《宋书·乐志》中的相和歌有13支曲调、15首歌辞。

相和歌开始没有乐器伴奏，以“清唱”表演，后来逐渐发展加上帮腔，再进一步发展加进了管弦乐器为歌唱伴奏，这样在演唱的形式上、声音的效果上、音色的变化上更加丰富多彩，更趋于成熟。因为演唱人数较多，又有乐队伴奏，便有一名歌唱演员手持名为“节”的乐器来打拍子，统一乐队（实际上也起了乐队指挥的作用）。

相和歌中以《江南》最著，其辞曰：(www.daowen.com)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一般认为前三句是领唱，后四句为唱和，但没有明确的记载可以稽考，只是今人的推测。

（三）汉代百戏

汉代百戏上承周代散乐，是多种民间艺术的汇合。它包含着许多与武术有着联系的花样，如比力、举重、爬竿、弄丸、弄剑、走绳索、翻筋斗等；也包含着鸟兽虫鱼的扮演，人物故事的扮演等；有音乐、有歌、有舞、有动作，有时还应用到活动的布景，与戏剧相仿。

简单地说，百戏就是现在的杂技。它在汉代得到高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内容更加丰富。汉代桓宽的《盐铁论》中将其称为“倡优奇变之乐”。张衡的《西京赋》、李尤的《平乐观赋》中列举了百戏演出的节目有“鱼龙曼延”“东海黄公”“乌获扛鼎”“走索”“吞刀吐火”“画地成川”“跳丸剑”等，规模庞杂，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在百戏中，多有丝竹鼓乐伴奏，所谓“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如今日歌舞杂技中的音乐。

如此规模庞杂、妙趣横生的娱乐性百戏歌舞的出现，实在是汉代民间俗乐中一朵奇葩。在百戏节目中，像“鱼龙曼延”“总会仙倡”“东海黄公”等大、中型的化妆歌舞当中有丝竹、钟鼓音乐伴奏，也就是说，在杂技舞蹈中也离不开音乐。

山东沂南汉墓百戏画像石中，可以看到十余人的钟鼓乐队在为七盘舞伴奏。其中除有歌手外，还有击鼓、击铙、击钟、击磬、吹箫、吹竽、弹瑟等乐器的演奏。

在汉代的百戏中，有着人物故事的扮演。除此之外，从有些记载可以看出，戏剧的某些因素、某些社会作用和某些原始形式，在秦汉时期也已逐渐呈现出来。

傀儡戏在汉代以前便有。战国时期，人们在谈话中间讲到“木偶人”，好像已是一件大家知道的极寻常的东西了。傀儡戏原来是在丧事上面用的。但到了汉代末年，它应用的场合渐渐扩大，连宴会娱乐的场合也开始出现傀儡戏了。

百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丰富的艺术创造力，也为后世综合性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形成的我国人民对其某种综艺性质的审美趣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的形成。

（四）鼓吹乐

秦汉时期得名并发展起来的鼓吹乐，是一种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兼有歌唱的一种音乐形式。《宋书·乐志》云：“鼓吹，盖短箫铙歌。……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刘谳《定军礼》：“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骚人曰：‘鸣篪吹竽是也。’”这说明了鼓吹乐的演奏形式和乐曲特征。

鼓吹乐是汉代乐府音乐中较有代表性的乐种，一般被认为是乐府所采集的民间音乐。秦汉之际，乐器的发展已脱离了上古时代凝重、质朴的特点，纤细柔婉的管弦乐器更多地代替了“以矩为美”的“钟磬乐”。器乐演奏形式明显地向轻便和灵巧的方向发展。

大约在秦末时期，鼓吹这种音乐形式已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出现。汉初，鼓吹乐传入中原，汉惠帝曾命“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随着汉朝国力的强盛和疆域的拓展，北方和西域的音乐逐渐传入中原，如李延年就曾根据张骞所带回的乐曲进行改编，使鼓吹乐的形式也日臻成熟、完善，东汉则索性以黄门鼓吹乐取代乐府，足见当时鼓吹乐的规模。

在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围猎生活中，人们将笳、角等带有游牧生活气息的吹管乐器用于弋猎队伍，开始有了“鼓吹”乐的形式。这就是班壹在北方边地游牧生涯中草创的“鸣笳以和箫声”的鼓吹乐。

鼓吹乐中的吹乐器有排箫、笙、竽、篪、笳、埙、角等，击乐器有鼓、铙等，并根据其应用场合、乐器使用、乐队编制和表演形式的差别而分为黄门鼓吹、骑吹、横吹和短箫铙歌四类，其中以短箫铙歌最具代表性。

在西汉时期，根据乐器配置和用乐场合的不同，鼓吹乐有鼓吹和横吹两种形式。“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有鼓、角者为横吹，马上所奏者是也。”作为鼓吹的仪仗音乐后来又有“黄门鼓吹”之称，它施于殿庭，置于官署，甚至在宫廷宴饮中也常有运用。而作为军乐的鼓吹，东汉时又称“短箫铙歌”。

短箫铙歌以排箫和铙为主奏乐器，声音嘹亮、峻亢，具有很好的艺术表现效果，“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初为器乐曲，后发展为先奏乐，后歌唱，或歌乐相间，主要用于军乐，所以杨度才会有“君作铙吹，观我凯旋”之语。据《古今乐录》所载的相关内容来看，汉代的鼓吹铙歌有十八曲，分别为《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拥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其中以《战城南》《有所思》《上邪》三首最为著名。

在现存鼓吹曲词中，有一些表现汉代人民现实生活内容的歌词。如《战城南》述说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而《上邪》和《有所思》则反映了人民热烈、坦诚的爱情，这些词作保留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鼓吹乐的形式在汉代一些墓葬砖中可以看到。

鼓吹作为礼仪音乐在汉以后得以延续。特别是在民间更有着广阔的发展基础，现存各种鼓吹、吹打、吹歌、锣鼓等，可以说都与鼓吹的发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