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了关心自我，关心自己身边的人，还要懂得关心陌生人以及那些远离我们的人。”

校长带着我们来到初二年级的一个班。教室里，班主任聂老师正在开主题班会，黑板上醒目的写着当天班会的主题：老人摔倒后，我该怎么办？

多媒体屏幕上，放映着一段街头视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脚下一软，跌倒了，他挣扎着试图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好像一条腿根本使不上劲，他的一只手举得很高，努力想扶住不远处的绿化带栅栏，但是够不着……画面静止在这里，屏幕上打出大大的一行字：老人摔倒了，你肯扶他一把吗？

老师说：“扶还是不扶？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理由，肯扶的同学请坐到教室的左边，不肯扶的同学请坐到右边，没办法选择的同学请坐到中间。”

一阵忙乱之后，全班的学生迅速完成了一次换位。

老师把清点过后的数字写在黑板上：主张“扶”的有20 人，主张“不扶”的有18人，没办法选择在犹豫的有2人。

“你们能简单表达一下你们选择的理由吗？我们一直认为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不扶呢？”老师问。

下面马上一个学生回应：“老师，我选择‘不扶’。如果我扶了，可能会被他当作撞他的那个人。”

“是啊，是啊。”很多同学附和。

中间的一个学生说：“我觉得这是个两难选择，如果扶起老人，他赖我怎么办？如果不扶，良心上又过不去。所以我比较纠结。”

老师笑着说：“好吧，我们再继续看几个新闻报道，看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思考，然后重新做出选择。”

屏幕上滚动出下面的新闻：

辽宁：2013年4月18日上午，卢阿姨和邻居来到位于永丰地区的本溪市社保局办事情。10时15分，就在二人刚刚走出大厅的旋转门时，卢阿姨突然发现走在她前方的一位老人脚下一软，“我赶紧冲上去，可是没扶着，老太太还是倒在台阶上了。”卢阿姨和邻居赶紧上前将老人扶起，询问对方的情况。

此时，缓过神儿来的老人告诉赶到身边的女儿，“是她把我推倒的！”卢阿姨措手不及，老人的女儿和其他亲属也纷纷指责，“你不能走，得带我妈去医院！”为了防止卢阿姨“逃跑”，对方拨打了110 报警，随后找来了更多的亲属。

“他们就像是押犯人一样，前后左右把我给围在中间了。”卢阿姨一再表示，“你们放心，我不会走，责任都还没弄清楚呢！”

接到报警后，本溪市公安局平山分局工人派出所的民警李永全和付清林立即赶到现场，此时双方仍在原地。由于事发时的目击者都已经离去，民警无法当场找到证人，为了安抚报案方的情绪，李永全建议老人先到附近的医院去看病，同时细心的李永全发现，在事发地点附近有监控摄像头。

卢阿姨也发现了公安部门设在附近的监控摄像头，“这时候我心里才算是落了底，要不是有摄像头，还真就麻烦了。”

在老人一家人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簇拥”下，卢阿姨被带到了本钢中医院，老人的家人表示一定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价格不菲的三维立体彩超，并要求卢阿姨交钱。

“我兜里没有多少钱，而且老太太走路特顺溜，根本就不像是有事儿的样儿。”卢阿姨说。

就在双方为了医药费僵持不下时，办案民警返回了派出所，调取了监控探头，录像中还原了当时的情况，多次反复观看后，民警确定老人是自己摔倒的，而卢阿姨在老人摔倒前与她没有任何的身体接触。

确定了事实的真相，民警将老人的子女叫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又给他们放了一遍监控录像。”李永全告诉记者，看到录像后，老人的子女都默不作声，扭头就走。

四川：2013年6月15日，四川达州正南花园附近，3名小学生扶起了一位老人，反被老太和其儿子诬陷并索赔。未果之后，老人的儿子干脆把老人送到了学生家里。之后证人站出来替孩子们说话，警方认定受伤老太蒋某某系自己摔倒，其行为属于敲诈勒索，决定对其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因年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对其子龚某某给予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 元的处罚。

江苏：2013年8月26日，江苏南通的长途车司机殷红彬、乘务员郁维贞在路上扶起了一位被撞伤的老太太。事后，老太太指称司机为“肇事者”。但由于殷红彬、郁维贞所开车辆装了监控探头，一看录像，真相大白，司机和乘务员终获清白。

看完了这些新闻，聂老师让大家重新再进行一次选择。教室里一阵忙乱之后，老师重新统计，结果显示：选择“扶”的减少了10 名，变成了10 人；选择“不扶”的人变成23人。犹豫和矛盾的人变成了7人。

接下来，老师再放映几个新闻故事，同学们继续看：

武汉：88岁老人摔倒无人扶窒息身亡。2013年9月2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 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李大爷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据楚天都市报报道，该报记者赶到事发地知音西村菜场门口时，现场只剩下一小袋香蕉和一小摊血迹。卖莲蓬的易某称，那是李大爷留下的。易某目击了事发全过程，她回忆，李大爷是清晨7 点半左右在菜场门口跌倒的，面朝下摔在地上，他想站起来，但力气不够。附近的摊贩称，李大爷躺在地上一个小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没人敢上前扶一把。直到老人的家人获悉后，才送往医院救治，但老人终因呼吸道窒息死亡。据众多摊贩的说法，李大爷摔倒后，面朝下躺在菜市口近一个小时，这期间来往者众多，但大家仅仅是围观，却无人敢扶他一把。直到8点20分左右，李大爷的老伴和儿子赶到现场才将他扶起。8点40 分左右120 救护车赶到时，李大爷已摔倒了近一个半小时，他的呼吸道已被鼻血堵死。李大爷的老伴周老太悲愤地称，她家离事发地不到100米，但直到8点才有一个好心的邻居来通知她，“如果当时有人扶他一把，或者帮他转个身，他也许就不会窒息而死！”事发当天上午10点多，李大爷的儿子、女儿、女婿均赶到了汉阳医院，他们对自己父亲突然死亡感到难以理解，“难道现在老人倒地后，就真的没人敢扶了吗？难道助人为乐的美德就这样丢失了吗？”

上海：9月2日下午4时许，一名拄着拐棍的老人在上海市黄浦区尚文路中华路口不慎摔倒，血流满面。尽管当时有许多路人看见，但竟没有一个人上前搀扶老人起来，大家只是在一旁围观。大约过了10分钟，才有一名路人报警。老西门派出所两位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实施救援。民警联系120 救护车，将老人送到附近医院救护，并随后联系到老人的家人。

武汉：一位老人骑车摔倒，路人熟视无睹。3名路过的初二女学生看到，扶起老人并将他送回家。昨天，家住青山的昌先生专程给钢城八中校长办公室打来感谢电话：谢谢3名姑娘。

这3名学生分别叫刘双双、王佳仪和陈吉虹，都是初二（3）班的学生。都住在建设一路“金鹤园”小区。

今年大年初一晚8点左右，3个女孩约好到小区门口的场地上放烟花。刚走出门口，就看到一名60岁左右的老人倒在一辆自行车上，老人的头还流血了。

“突然一下看到，吓了我们一跳。”王佳仪说，当时有很多大人路过这里，但都绕着走，没有一个人过来问。“我们快点把这个爷爷扶起来吧。”刘双双建议，3个女孩一起上前，扶起老人。刘双双看到老人有手机，就拿过来拨通了一个电话，对方是老人的一个亲戚。听说情况，赶紧通知老人的儿子。

等老人清醒点了，她们问：“您住哪里啊？我们送您回去。”老人说自己就住金鹤园里。3 个女孩一个人推着老人的自行车，两个人扶着老人，送到家里。

到家后，老人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我的钥匙丢了。3 个女孩说：“不要慌，我们回去帮您找。”但找了半天，钥匙始终没有找到。正在找钥匙的时候，老人的儿子来了，问了她们就读的学校，就回家看父亲去了。

回家后，3个女孩将这件事情讲给各自的父母听，父母都夸孩子做得好。

一晃开学了，老人的儿子昌先生给学校打来电话，感谢孩子们对父亲的帮助。昌先生对记者说：“我父亲当天晚上在亲戚家喝了酒，骑车回家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多亏3个孩子的帮助，现在很多老人摔倒了，路边的人都不敢扶。3个孩子的举动，让我非常感动，她们的精神值得弘扬。”

扶起老人的时候，不担心被对方讹上吗？3 个女孩说：“当时没有想这么多，只想着他是老人，摔倒了不能这样没有人管。”

不过，小丫头们还是有想法：“当时路过的大人很多，我们不理解大人为什么那么冷漠。”(www.daowen.com)

成都：车主“成都白手帕”在一个汽车论坛上发布了团购倡议：“汽车‘黑匣子’——行车记录仪，能够帮你还原真相。”短短5天时间里，竟有700多名网友报名团购。“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更希望在伸出援手时保护自己。”在团购首页上，“成都白手帕”这样说。据了解，行车记录仪就是一种车载摄像机，一旦汽车引擎点火，它就立即开始自动拍摄，用于记录行车过程中前进方向的所有影像和声音。

一名主持人在节目中说：“助人为乐做好事也要带个摄像头，这是一种讽刺，更是一种悲哀。千万不要在微博上围观，只当一个冷漠的看客，而忽略了将来我们也会老！真的，有的时候奉献爱心不仅需要行动，也需要在是非难辨的时候站出来说真话。扶不起的，不是老人，是脆弱与混淆的举证机制，更是你我的良心！”

专家：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学教授史铁尔称，近年，救助老人引发的误告、诬告事件，使人们“谈‘扶’色变”，其实。人们并非不愿意帮助老人，而是怕惹上麻烦。史铁尔介绍，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有一条保护救助者的《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是关于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责任免除的法律条文，也被称作“无偿施救者保护法”。该法对于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一般给予责任上的赦免，对于造成的伤害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从而鼓励人们对伤病人士给予帮助。史铁尔认为，我国也可借鉴国外相关法律，保护助人为乐的无偿施救者。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洪认为，人们在公开场合会降低自己的责任感，而最近媒体上相关报道及长久以来的社会现象使得大家认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容易惹祸上身。要改变全社会这种缺乏责任感的风气，应从相关制度建设着手，例如，在做好事者或见义勇为者受到委屈时，公权机关应主动介入调查，由他们承担举证责任，这样才能卸掉市民见义勇为时的思想包袱，促进正义的社会风气形成。

接下来，老师让同学们进行最后一次选择：结果选择扶的人变成了38 人，选择不扶的剩1人，犹豫的还有1人。老师笑着让剩下的两人说说他们的想法，一个孩子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老师，我心里其实很想扶，但是真的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还是犹豫，我不怕冤枉我，只是害怕他们要我赔钱，我虽然不能为家里挣钱，但是绝不能增加父母的负担。所以我还在犹豫。”

另一个孩子接着说：“老师，我也是这样的想法。第一眼看到这道选择题，我首先想到的是‘扶’，因为从小就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好事做了一火车。老师也教我们要助人为乐。所以看到老人摔倒在地，我很想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但妈妈告诉我不要去扶，怕惹麻烦。我觉得妈妈讲的话有道理，在保护好人的法律没完善之前，我选择先找证人然后再扶。”

老师接过来说：“明白，你不是不扶，而是有条件地扶！”

全班的孩子哄堂大笑。在学生们快乐的笑声中，校长带我们走出了教室。

“关心别人与其说是一种美德，毋宁说也是一种信仰。因为和遵守道德比起来，维护信仰就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孩子们今天面对扶老人的难题，他们心中的纠结其实并不是当代社会所抛下的难题，因为任何时候你关心别人都可能面对不同的风险和困难。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曾经有一阵子天天晚上做噩梦，噩梦中重复一件同样的事情，就是我在车上看见一个人偷别人的钱包，我喊了一声，小偷就持刀向我逼来，明晃晃的刀尖一直逼近，在一阵冷汗中我就醒了。为什么做那样的梦？因为那一阵子在道德形成期，我一直在进行道德的设问，真的有小偷我会挺身而出吗？这样的问题我一直到成年都没有找到答案，也幸亏没有闯入眼帘的小偷考验我的道德底线。但是有一天我醒悟了，那天我在大街上正走着呢，一个小姑娘突然从后面靠近我，一边走路，一边大声说：“您看看您丢东西没？刚才有贼一直靠近你，包不要那么背了。”我低头一看，果然挂在身体一侧的包拉链是开着的，不过幸亏我包里只是塞了一件衣服，钱包放的很深，所以没有丢什么东西。我回头看，百米开外有一个小伙子鬼鬼祟祟地走远了。我再感激地望向小姑娘时，她也已经朝前走远了。我忽然醒悟，面对小偷或者其他的非道德行为，小姑娘这种机智的处理，不正是给我的最佳的答案吗？”

接下来，校长继续给我们讲述关心陌生者的理论。那么，我们到底对那些远离我们的陌生人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个问题需要在孩子们中间进行讨论。当我们以集体的名义试图关心远方人士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危险是情绪化的趋势。情绪化的一个标志就是让煽动性的语言宣传代替实际行动。我们创造出来一个又一个富有感染力的口号，诸如“生命只有一个”“我们共享一个地球”“所有生命都有生的权利”“救救鲸鱼”等，因为这些口号动听而又正确，我们愿意与倡导这些口号的人站在一边。青少年们尤其容易被具有煽动性的语言和行为所鼓动和诱惑。他们甚至可以侵犯另一个团体以显示对自己所属团体的忠诚。学校里一定要对这种行为倾向进行探讨。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对谁负有责任？对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必须三思而后行？

所以孩子们必须先要了解远距离表达关心的困难，然后对这些困难有所准备。远距离关心至少面临两大困难。第一，我们无法接近要关心的人，无从得知是否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关心。第二，有弄巧成拙的可能，我们的行为也许还会给那些我们要帮助的人带来痛苦。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都对要关心的人的情况不甚了解。我们过分依赖抽象的概念来进行判断，也被那些富有鼓动性的口号所迷惑。同情来自想当然的推测，关心流于形式，空泛的不切实际的原则指导着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样的事情的确很多。

2013年4月20日8时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地震后，很多社会车辆涌向灾区。新希望乳业公司员工肖代荣说，他们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拉着5000多件牛奶分赴邛崃和芦山县。他们从雅安到芦山县的车队是晚上8点30分出发，当时雅安通向芦山县的318国道已修通，他们并没有经历太大的拥堵，耗时2个多小时就赶到芦山县城。另外还有很多企业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地震当天，还有汶川县几十辆出租车组成的爱心车队，他们称“知恩报恩”，满载着生活物品向芦山县进发。微博上，很多爱心人士和公益组织纷纷发布消息，地震后他们立即派出救援小组和物资，在微博、微信上构建起救援平台。

20日21点50 分，有媒体记者在微博上写道，“短短30公里的路，走了8个小时，许多伤员快不行了……私家车请不要前往救援。消防车和战士都无法抵达前方进行救援”。在多营镇，雅安通往多营的路上拥堵严重，各地志愿者和救援物资接应都在这里，绵延几公里的车辆堵在高速路口，有老板自发给驾驶员发放盒饭。地震救援的第三天，也是黄金救援72小时的冲刺阶段。在芦山县境内环城路上，遭遇大规模交通拥堵。据目测，车辆排队“长龙”至少超过200米。数辆有“成空汽车营”字样的军车也被困其中，久久不能前行。车上一名军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几辆车上运载的均是引导直升机的相关救援设备。现场一名交警说，地震当天前往灾区的车辆太多，这些车辆导致芦山的道路全部被堵，芦山县城变成了一个大的停车场，车辆无法进出。中国国际救援队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很多社会车辆参与爱心救援导致灾区交通非常拥堵。“因各路救援盲目涌往灾区方向，现雅安地区道路拥堵，伤者出不来，救援进不去。”面对拥堵，央视等媒体都在集中呼吁理性救援，不要让拥堵造成救援悲剧。有志愿者在灾区打出告示牌，建议为确保绿色生命通道畅通，请求社会车辆及非专业救援人员不要进入灾区。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蔡竞也表示，不提倡个人自行前往灾区救援救治，希望大家理解支持。面对大量的社会救援车辆，四川省交警部门连续发布公告，呼吁大家不要盲目赶赴灾区。

人们对四川雅安地震的热情也许和汶川地震的痛苦记忆有关，在看到那么多的受灾群众需要帮助，有热情和爱心的人士都想亲自付出这份关心。但是对灾情、环境和现场的不了解，导致很多人激情而去，沮丧而归，这样的行动对时间和资金的浪费都是小事情，但是对参与者的关心的信仰，却是一次消极的记忆。

所以，关心那些与我们相距遥远的人很不容易，必须要理解相关的困难和局限。让我们审视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军为轰炸敌人居民区的决定所做的宣传吧。我们听到“盟国面临压倒一切的危机”这样的说法。考虑到当时纳粹德国和其他法西斯国家对“自由”世界所构成的巨大威胁，这是事实。但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危机就允许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吗？假如将这些事情事先告知参加空袭轰炸的年轻人：你的轰炸将会使怀孕的妇女流产，会炸飞老人的腿，会让少女的脸变形，会让小伙子丧失生殖能力，会弄瞎孩子们的眼睛，会烧死猫和狗。假如士兵们知道这一切，他们还会参加轰炸吗？他们还会面对面地做这些事情吗？

有人会反驳，这些后果并非我们的目的。我们预料到这些后果，但我们并没有计划主动造成这些后果。不过，丘吉尔也曾经直白地表示，盟军毁灭性的轰炸就是要让德国人“吞咽品尝一下他们以前强加给人类的痛苦。”我要问，是谁给人类带来了痛苦？是生活在德国的孩子吗？是那些怀孕的母亲吗？是那些老弱病残者吗？有人试图对“无辜”一词重新定义，以逃避受到滥杀无辜的指责。他们声称没有谁在德国是无辜的，因为每个德国人都与纳粹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有的哲学家也持同样观点。萨特就认为每个人都对他所存在的世界负有责任。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我们确实对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根本站不住脚。难道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譬如希特勒的小孩子，也要对纳粹所犯罪行负有责任吗？孩子是无辜的，他们没有理由接受我们残忍的报复。

关心那些与我们不在一起的人，我们会面临种种困难。这里“与我们不在一起的人”，指那些因时空所限与我们相隔的人，也指那些即使物质距离不远但是心理距离遥远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完成对一个远方人的关心过程。相隔遥远，关心者无从获得被关心者的反馈，所以，即使关心者怀有多么良好的愿望，他所启动的关系也难以成为真正的关心关系。还有，当我们仓促投入到关心他人的行动，但却不能建立一种关系，我们将只能依赖于抽象的知识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难以将自己关心的人视为真正独立的个体。我们可能错误地认为他们想要过与我们一模一样的生活：拥有一样的知识，做同样的工作，进行一样的宗教活动，打发每一天的日子。我们也可能错误地假定他们想过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因为我们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行动可能轻易地沦为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慷慨。还有，当拥有对远方人采取某种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先发制人。我们会过于自信，过于骄傲，过于不耐烦，从而不能认真地倾听和鼓励他人的意见。我们忽视了别人也想要努力有所作为。这也是目前教育的一大弊端：我们总是在试图把一样的教育给予所有学生。改革家们自认为知道别人要什么或者想要什么。由此可见远距离关心的难度。

关心伦理的本质是要建立一种人与人互相关心的文化，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被冠之以邪恶而遭到我们的唾弃。

为了使孩子们在人类的领域具备这样关心陌生者的能力，学校需要提供相应的课程和安排，使孩子们能够获得相关的经验和习惯。

一是应该认识到一个人可以同时站在争论双方的立场上。特别是当我们试图将关心送给远方的个人或组织，我们必须杜绝感情用事，杜绝出于对某一方的忠诚而与另一方为敌。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将谁对谁错放在一边，对双方都以诚相待：“请相信我，我确实希望你们双方都好。”暴力必须要尽量避免。我们总是听到“他先打了我”这样的借口。这个借口绝对不能成为实施暴力的理由。除非在面临突然袭击时而不得不进行自卫，否则对他人实施暴力总是应该被谴责的。法国一个犹太人墓地遭到破坏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世界。所幸的是，事件真相很快就大白于天下。原来是两个犹太极端主义者企图嫁祸于阿拉伯人，目的使全世界的犹太人更加团结起来与阿拉伯人对抗。他们试图加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仇恨。这种行为无疑让热爱和平的人感到悲哀。这样的例子提醒我们，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其他群体的福祉。为什么我们倾向于将自己所处的团体与其他团体隔离开来，并且不自觉地对圈外的人进行负面评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关心怀有一种自然而深刻的渴望。我们需要被别人关心。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小人际关系圈子里被爱，需要在一个稍大的范围内被认识、被尊重，需要在一个更大的环境里感到安全。加强自己与自己所处团体的联系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和从属感。我们努力从自己的圈子里获得更多的爱，而尽可能免受来自外面的伤害。问题在于，大多数在我们圈子外的人与我们想法一致。他们和我们一样珍惜充满关心的人际关系，需要保护他们自己免受外在的进攻。

面对远距离关心这一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对自我的清醒认识，也需要对他人正确的了解和评价。为了使孩子们对世界各地的民族和国家有更多了解，学校里可以适当开设多元文化课程。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个目的是使学生们了解其他文化中的人民及其习俗，借此减少误解、偏见和对陌生人的恐惧。但是，知识本身无法建立一种充满关心的人际关系。具有多元文化知识的人有时候也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甚至一些名牌大学也搞这种名堂，用几页纸向教职员工介绍一个少数民族，譬如亚裔美国人。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亚裔都不愿意被称作东方人，所有亚裔孩子都学习努力并且都无条件地顺从父母。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亚裔像其他族裔一样，其内部也是丰富多彩且充满个性差异的。所以不要期望书本上的知识可以帮助你取得他人的信任和关心。欲关心别人，你必须真正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你必须将自己融于另一个人的生命。知识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获得知识的最好途径是人际交往。有一件事我们应该尽力去做。那就是在社区、国家和国际之间鼓励一种关心态度的形成，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国与国之间，必须保持交流。

二是应该引导孩子们学会关心残疾人。学会关心的意思是教会孩子们要面对不同的残疾人个体采取适合的关心方式。在实际生活中，残疾人和具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各种各样，其具体情况五花八门。有的残疾如此微不足道，以致我们不能不怀疑对这些人士进行标签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有活干。比如那些轻度小儿麻痹的人，还有那些因为后天事故导致肢残的人士，这些人不管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他们都能够和正常人一样自理，因此他们对别人施予的同情很敏感，甚至希望你不要特别注意到他们，所以更是拒绝相关的帮助；事实上有的残疾人的特殊行为如果换一种角度完全可以视作创造性的一种表现：如果你对盲人和聋人的学校有所了解，你会发现很多聋哑学生具有独特的观察能力和美术天赋，国内大多数聋哑学校都为孩子们开设了美术专业课程，使他们能够成功地考入美术学院。因此孩子们对残疾人应该树立起平等的观念。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对不同人的不同生存状态视而不见，比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脑受损伤的智障学生跟大家一起进行学术讨论，一起学习高深的数学问题。那些能够与残疾人成功地在一起工作的人，往往在残疾人身上能找到独特的人类情感反应。虽然这些人可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运用语言、智力给我们司空见惯的回应，但是他们的欢笑、拥抱、温柔的触摸却反映了他们真实而无价的情感。护士、生理理疗师以及从事特殊教育和保教的老师可以对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他们可以帮助学生在了解关心残疾人的过程中，理解人类反应的广泛性，教导我们如何鼓励最有意义的反应的产生。

在建立对陌生者的关心方面我们应该引导孩子们注意到两类榜样，一类是那些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关怀者形象，比如媒体宣传的“最美女孩”熊宁；另一类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整个社会关心水平的提高，比如后面要介绍的“德国人的选择题”中卖药的女孩。

熊宁是一个拥有关心情怀的西安女孩。大学毕业后，她对公益事业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发展成为自己的理想。她希望自己能办一家穷人的银行，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帮他们改变人生。2007年她还专门跑到北京，请教经济学家。熊宁本来有机会在广州做一名月薪万元的白领，但她认为那不是自己向往的人生，这想法得到了丈夫黄晨的支持。黄晨和朋友合伙，在西安开了家室内装饰公司。虽然收入不是很多，但除了吃和穿，还略有盈余。这样，熊宁就专注于她的公益活动。

熊宁经常到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做义工。福利院办公室主任熊某说，最初熊宁只是来看望孩子，从2007年年初开始，坚持来这里做义工，平均每周来一天。在熊宁的努力下，先后有5 名孤儿被外国人收养。熊宁以她独特的号召力，带动了身边许多朋友参加公益行动。她曾先后4 次前往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所孤儿学校支教，还捐了1 万元。她到底帮助过多少人？没人计算得出。一位姓周的单身母亲说，2002年，她认识了熊宁，那时自己生活比较困难，独自一人带孩子很辛苦，熊宁常常买衣服和书给她的儿子。

熊宁

专注于公益活动

2008年，青海省遭遇了大面积雪灾，玉树积雪面积约占全州面积的21.43%。截至2008年2月27日，玉树死亡牲畜18.15万头（只）。大年初六，熊宁得知玉树受灾的消息，立即展开募捐行动。为了募到物资，她动员了许多朋友，跑了许多家企业。经过约半个月的努力，她募到了一批救灾物资。2008年3月1日，熊宁和丈夫，还有另外两位志愿者，开上借来的车，带着部分物品从西安出发。他们一行四人不顾高海拔和大雪，颠簸两天后，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隆宝镇，将衣服、冻疮药等一些急需物品发放到灾区群众手中。之后，他们去了距玉树80 多公里的村庄，将剩余的物资送给灾民。那里海拔平均4000米以上，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一路上还能看见冻死的牲畜。2008年3月10日，熊宁从玉树搭乘一辆开往西宁的便车，行至玛多县境内时发生车祸。一朵生命之花就如此轻易的凋谢了。

熊宁的故事，像风一样吹进了玛多县群众的耳朵，他们的眼睛湿润了。远在几百公里外的玉树县的群众也得到了熊宁遇难的消息。很多受过熊宁帮助的人号啕大哭。2008年3月12日下午，海拔4200多米的玛多县城，看不到半点春天的痕迹，人们裹着厚厚的皮袄，聚集在县医院门口，为熊宁送行。善良的人们把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放到熊宁的遗体上，祝愿熊宁“回家”的路一帆风顺！今年20岁的西安石油大学学生王洋说，熊宁的可贵之处在于她的志愿行动已经内化成人生追求，没有功利目的，不求回报；我们年轻人的偶像，应该就是熊宁这样的人。熊宁的事在网络上传开，上千名网友留言寄托哀思，他们把熊宁称为“西安最美丽的女孩”。

如果说天使一样的熊宁是关心之树上盛开的耀眼的花朵，那么培养孩子们的关怀之心，就是要让关心之树上长满能够持续供给营养让大树生命久长的绿叶。

程玮的“德国人的选择题”可以给我们相关的启示。

“那是我在德国度过的第三个春天。当来自南方的风吹来时，我就开始抵抗花粉过敏的行动了。懒得去找医生开药方，我直接去药店买抗过敏药。想到每年都吃同样的药，开口就让人家给我一个大号盒子，免得明年再麻烦。

卖药的女孩儿告诉我，我想买的抗过敏药有两种大盒子。一种是50 粒一盒，一种是100粒一盒。我告诉她，买100粒的。她又补充说，50粒盒装的正在减价，10欧元一盒，而100粒盒装的是正常价格，30欧元一盒。算起来，买前一种盒装，价格便宜了1/3。她让我决定到底买哪一种。我看了一眼这个看上去很聪明伶俐的女孩子，心里忍不住暗笑，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德国人才会问出这样简单的选择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买两盒50 粒装的。这样既达到了我的目的，还省下1/3 的钱。女孩显然没有想到，这个选择题还有第三种做法。她愣了一下，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然后轻声细雨地向我解释说，她不是不想卖给我，只是眼下正是花粉时节，想买这种药的人很多。为了减少患者的花费，药店进行了优惠。50粒装的正好够用一个花季，与其把药闲置一年，还不如明年需要的时候再买。我听出了她想表达的真实意思。其实她就是想说，这样的优惠，应该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很惭愧地感谢她的提醒，重新做了选择。

走出药店时，我深深鄙视自己当时貌似机灵的小聪明。自我第一，丝毫不为他人着想，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多么根深蒂固！由此想起很多人在国外代人买奶粉，受到许多商场的抵制。我猜想，有些商场并不一定是奶粉供应不足。人们反感的是那种毫无顾忌地搬空货架上所有奶粉、丝毫不为他人着想的行事方式。有位年轻的母亲告诉我，去超市买奶粉的时候，如果货架上只剩两罐奶粉的话，她一定只拿一罐，留下一罐给别人。

为他人着想，小时候就开始学习的道理，我们是否真的学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