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分析现代教育社团，不难看出它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是与中国学人身上的一些弱点直接相关的。

国家教育协会的发起人余家菊、陈启天、范寿康、舒新城、左舜生、罗廷光、古楳、周邦道、章伯钧、田培林、杨亮功、吴定良、汤茂如、邰爽秋等39 人几乎每人都有专长，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其成立启事中强调：“救国之道多端，而其根本则在教育，此考诸历史而可信，质之理性而无疑者也。惟是教育之途径甚多，教育之议论亦杂，吾人果欲以教育之力，救国家之危，则吾人于教育之措施应决然以国家为前提，殆无犹移之余地，于是则国家主义的教育尚矣。所谓国家主义的教育者，乃以拥护国权，发扬国光，陶铸国魂，燮和国民为宗旨之教育也。信仰此主义而服膺此宗旨者，现已遍于国中，且各就其力之所能及而宣传并实行之，实为中国前途之一线生机。”^[12]在其不足两年时间的存续期内确实发生过较大的影响，在1924—1927 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发挥了组织、宣传等特殊作用，而它终止活动虽与党派之争直接相关，主要原因却是会务委员间存在意见分歧，并放弃责任分赴各地就职。

个人与宗派主义严重成为众多中国教育社团弊端滋生的重要原因。不少学人仅能从概念上凭感觉理解自由和民主，很难用自己的行为依据民主程序去切实履行，分不清民主、自由、权利的边界。中国教育社团中一些激进的人，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深，他们鼓吹：“自由者何？凡吾心所欲为之事，吾皆得而为之，而人断不能禁止吾压制吾也。”^[13]他们的确在反对专制上有积极意义，但非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对教育社团本身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

不少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依然难以分清现代社团与帮派，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中，中国式乡土气息十分浓重地弥漫于人际关系之中，教育社团中来自比较发达地区的江浙人士也难以消除地缘关系在教育社团的各项事务中的影响，中国教育会的创始人之一王慕陶愤然脱会就与不同省籍人士之间的纷争有一定关联。

自然、社会、教育的存在原本就是多样的，教育社团原本依据其多样性显示出包容性，而一些教育社团的成员却有意无意倾向于整齐划一，甚至一些人要以自己为中心整齐划一，以己是为是，以己非为非，限制了教育社团健康发展。

从不少中国教育社团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中，可以看出学人内心世界及其政治倾向变化发展中的局限或缺陷。

综上所述，现代教育社团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组织生成，又是中国教育乃至社会现代化的积极促进者，它们大都同时带有现代性与传统性，在开创的同时难以摆脱守成，在聚积教育能量，促成良性教育生态形成的同时又显现出自身的弱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每个教育社团都是十分有价值的独特存在，发挥着各不相同的独特作用。

【注释】

[1]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前言第1页。

[2]《武昌质学会章程》，载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82页。

[3]《苏学会简明章程》，载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85页。(www.daowen.com)

[4]《民国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报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5，第1页。

[5]《旅欧华法教育会一览》，载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459页。

[6]《旅欧华法教育会一览》，载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461页。

[7]《旅欧华法教育会一览》，载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464-465页。

[8]《蔡元培等人公启》，载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470-471页。

[9]青士：《全国教育学会成立》，《教育与职业》第143期，1933年3月。

[10]《蒙学公会公启》，载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89页。

[11]关晓红：《清末中央教育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2]《国家教育协会缘起及简章》，《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2期，1925年8月。

[13]钱瑞香：《论自由》，《童子世界》第10号，190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