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团将一群念念不忘国家民族百年大计，时时心系中国教育变革与发展，有着“研究学理，介绍新知，发展教育，开通民智”共同理想和愿景的人聚合在一起，从而聚集起巨大的教育能量，对不适宜的旧教育加以洗刷。

清末新政中教育成效最为显著，其中少不了像张謇、袁希涛、沈恩孚、黄炎培等人组建的教育社团所发挥的影响。以1911 年召开的中央教育会为例，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朝野纷争情况下，选派代表、拟定收集并提出议案、报告或说明议案内容、研究讨论、质询和答疑、逐项表决等，无不依程序进行，与会代表无论官绅均有参加讨论权和一票表决权。这种沟通中央与地方、行政与教育、官府与民间的新颖形式较之此前的仅仅由官府少数人决策，大大增加了民意成分。据1911 年7 月22 日至8 月20 日《申报》《大公报》《盛京时报》等报刊的报道和《中央教育会速记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学部档案）统计，为期一个月的会议期间与会者发言达286人次，有的会员发言次数达15次之多，相当踊跃，会场常常出现代表们“纷纷发言，争述己意”，致使“秩序大乱”的情形。会中代表们有充分意见交流和观念交锋。教育行政官员与中小学堂堂长监督共聚一堂，议论辩驳，有的意见和建议当面被否决或取消，表明与会代表态度认真，没有因为会议缺少决定施行权而敷衍了事。例如，其中讨论军国民教育案时，学部代表罗振玉、王季烈、范源濂、戴展诚对如何实行主张不一，发言中各抒己见。第九次大会上因学部代表一再阻挠通过军国民教育案，江谦质问道：“此案是否学部大臣所交？”罗振玉答称：“不能以学部大臣即不论是非利害。”媒体评论“就议决各案观之，成绩卓然。第一次开会已能如是，实可喜之现象。”^[11]

中央教育会的例子表明，发展教育涉及许多方面和部门，不仅仅是教育界或教育行政机构所能闭门确定，需要将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具体目标和政策结合起来，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督促。(www.daowen.com)

在1895至1949年间，参与教育社团的人数以万计，他们对教育所发挥的影响远远大于相同数量的单个教育人。可以比较的是，当时教育从业者远远多于教育社团参与者，而他们对教育的影响远没有教育社团产生的影响那么大和那么久远。同时对教育变革影响较大的人均参与教育社团的活动，且有些人参与多个教育社团，成为教育社团的创办人或主干成员。

教育社团活动的历史事实表明，它们之所以能聚集起巨大的教育能量，是因为各个教育社团代表当时整个社会中有责任感、积极、活跃、专业、理性的成分，它们更接近教育的规律，依据教育的规律确定教育的理念、目标、方法和措施。接近教育规律是教育社团力量巨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