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教育社团与教育发展的时候，可以看出教育社团所做的努力十之七八并未留下直接的教育结果，仅有十之二三留下了类似学制改革之类传播久远的教育结果。这也是教育社团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的人越来越少的重要原因。但作为历史研究，又不能忽略它们也进行过一些从长期历史看来属于无效或无直接结果的教育抗争与探索。但无效不等于无必要，这种必要一方面是对教育自身和教育社团而言，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而言。教育与社会进步的过程就如同幼童前行，不能保证每一步都是有效的前行，但每一步对其机体技能的发展而言都是必要的。

各种学会自1895 年兴起就受到社会顽固势力的阻挠和打压，教育会合法化后，旧的社会势力依然仇视教育会之类提倡变革的社团。它们或者倚仗权势，或者煽动愚民以各种手段干扰或破坏教育社团的活动。有的干脆利用权力，强行封闭会场，禁止教育社团借书院、庙宇进行活动。所以，各教育社团的建立、发展、开展活动都带有一定的抗争色彩，民间教育社团的抗争色彩更浓。类似的抗争并未留下直接的教育遗产，但它维持了当时新旧教育及各种诉求间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教育社团的活动在当时是有效的，也会为后来的教育发展留下了程序性的后效。

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教育会及多个教育社团自1914 年起延续多年推动的教育独立运动。1914 年，直隶教育会向各省教育会发函以期联合呈请教育独立，提出“教育为救国之根本，非有独立之官厅，以执行事务，则教育之一切计划，难期进行”^[12]。注意这里要求的是教育行政机构独立。

1922年2月，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建立，当时因北洋政府财政窘困，教育经费无着，于是教师组成该会。提出三点要求：（1）教育经费应急谋独立；（2）教育基金应急谋指定；（3）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因政局不定，不久后活动无形取消。

上述教育社团的活动目标并未实现，但这些活动确实为当时欠拖未解的教育经费问题缓解、教育行政体制的完善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在一些专业领域，教育社团也进行过不少久攻未克的工作，比如：中国教育在学习日本和欧美的过程中，教育专业名词的使用五花八门，缺少规范，1918年中华新教育共进社一建立就关注这个问题，计划做“中英法德日对照教育名词汇”，这项任务尚未完成，中华新教育共进社就合并组建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也继续这项工作，1923 年称已完成三分之二，却未见到有据可查的稿子，1927 年大学院成立译名统一委员会，依然是未完成工作机构就改名。1933 年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会上通过“拟请本会组织教育名词审定委员会”议案，其间几次更换人员，一直到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也未拿出像样的成果出来。即便如此，这些教育社团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为后来人们的继续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对这些社团成员们所做的工作不能一概抹杀，而应给予符合历史实际的认可。

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社团所做的占它们工作量大约十之七八的工作，当然可以从它们的当事人的见识、专业的角度加以解读，也可以说它们的工作效率不高，还可以认为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代价，它们本身是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后人对它们所做的那些工作不应忽视、轻视、藐视，而应怀着真诚敬意。

简言之，在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嬗变的过程中，众多的中国现代教育社团或积极主动，或接受政府的分派安排，或做开路先锋，或紧跟政府及其他社会机构，总是在不断地寻找机遇，选择时机，发起教育新潮，参与教育变革，从事自己有一定见识而又乐于从事的工作，曾发挥过重要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早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到处都留下了教育社团的深深印记，它们的影响有的在百余年后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教育社团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一体多面、相互推动的共同存在，也是有着丰富内涵的历史过程。教育社团的存在对于教育事业发展的价值一方面在于它们所做的工作，另一方面在于它们的存在丰满了教育肌体，提升了教育肌体的功能，使教育生态更加趋于良性，使教育自身更加专业、多元、平衡。

【注释】

[1]本表内容主要来源于本书前文所做的分析。

[3]《征集议案之通告》，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30页。(www.daowen.com)

[4]张敬茂：《工作情形的报告》，《儿童日报》（上海），1937年2月5日。

[5]汪达之：《我自新旅来》，《战时教育》第5卷7期，1939年12月10日。

[6]白辛：《新安旅行团访问记》，《少年先锋》（武汉）第10期，1938年7月5日。

[7]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006页。

[8]《本会成立呈请核准立案文》，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31页。

[9]《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77页。

[10]《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梁次长代表汤总长训词》，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82页。

[11]《陶行知全集 第一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第461页。

[12]《提倡教育独立之通函》，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