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内容、方式、途径多样的沟通与交流系统是教育社团在现代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其中包括建立起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横向沟通与交流系统，自下而上的沟通与交流系统，行政体系内外的沟通与交流系统，充当了教育革新运动运行的脉络。

不少教育社团就将自己的功能定位为联络，1912 年北京教育会成立时就称：“创设北京教育会，联络学务人员合力同心，共谋进步，期于地方学务稍有裨益。”^[8]不少教育社团的章程中都将联络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能，事实上能够发挥沟通与交流功能的不只是教育社团，教育社团在沟通和交流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在于：

一是教育社团进行的沟通促使城乡对教育有思考的人结合起来，使基层的教育变革者有了组织感。尽管一些官办的教育社团对其成员有比较高的门槛要求，即便通俗教育研究会里面也充满了教育部、学务局、直辖学校、劝学所、警察厅职员，只留给京师教育会、京师通俗教育会各2 人，“其他对于本会研究事项有专长者若干人，由本会延聘”^[9]的狭小空间，民间教育社团还是给城乡教育内容、方法、观念的交流开放了空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就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选择昆山徐公桥作为试验区，聚拢了一批乡村教育的研究和实验者。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4 年成立了乡村教育委员会，在1925 年的第四届年会上乡村教育成为重点议题，赵叔愚拟定了改进乡村教育和乡村生活计划，其中包括改进全国乡村教育草案、筹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特约试验乡村小学等，开启了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联络起了潘一尘等一批直接从事乡村教育的有经验、有思想的乡村教育当事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其他教育社团也在这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通常教育社团到乡村进行教育变革是受到村民欢迎的，尤其受到乡村青年人的欢迎，地方当权者却往往担忧自己的权势受影响而以各种借口从中作梗，实质上这种冲突是新知学人与旧式士绅的分离对立，双方间或成为同路人，又可能矛盾迅速激化，开明士人和乡村青年与由士绅支撑的正统秩序始终无法调和，从而促成了城乡对教育变革有所追求的人之间更为亲和，以求实现他们所认同的理想教育目标。

二是打破了教育上官方与民间的恒定关系。通俗教育研究会本是教育部所成立的社团，主干人员为教育部任命，经费由教育部支给，却认定“就改良社会而言，则学校教育不如社会教育，高等社会教育又不如通俗教育……惟通俗教育常与一般中下级社会相接触，上至农工商贾，下至贩夫走卒以及妇人孺子，皆能直接受其感化，故其范围最广，效力最宏……社会上之事业，如教育实业等事之类甚多，社会上均须有人去做，万不可完全依赖官府”^[10]。这一段话代表了当时官方对教育社团发挥官民合作作用的期盼。既然官办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尚且如此期待，其他官办教育社团自然要与民间接触合作，而民间教育社团也倾向于与官方合作，教育社团在官民联络、沟通上的作用一直发挥得比较显著。

三是在思想、理念的沟通与交流中发挥着其他机构难以发挥的作用。教育社团除了成员间的直接接触可以进行思想理念的沟通与交流外，还主要通过报刊、会议、参观访问等各种形式把新的教育思想传播到教育第一线。1933 年当时已经有不少教育社团，教育学者们还想尽各种办法延续自1927 年就开始努力的建立中国教育学会的夙愿，其重要的动力就是期望借此进行相对专业的教育思想和学理交流。(www.daowen.com)

教育社团在思想、理念上的沟通与交流常常伴随着深层的碰撞，文明、先进的思潮通过推动教育变革的开明士人与青年学生多渠道传播开来，他们常奉行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原则，与传统社会中服从、统一、控制、等级森严相冲突；他们试图寻求经济均衡、个人自由、社会平等，也博得一些民众的拥护，民众较易接受新教育理念倡导的理想化的教育变革，官僚阶层则由于担心切身利益受到侵害而具有强烈抵拒心理，尽力阻止思想的流通，相对于中国久存的传统社会结构体系，教育社团只能起到社会启蒙作用。按照理想化模式建立起来的教育社团，代表了民主化的追求与趋向，常引发矛盾、冲突，但不少教育社团很难承受激烈对抗所产生的政治及心理重压，于是选择比较安全的调和折中，从而使其社会影响受到限制。

四是教育社团在不同国别教育间发挥沟通与交流作用。早期的留学生教育社团就已经开启中国与不同国家的教育交流，华法教育会、寰球中国学生会、讲学社更是以这种交流为主要职能。江苏等省教育会还组织俞子夷、陈容、郭秉文等人出国考察学习。这种交流的高峰则为与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尤其是与欧美教育的交流，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与欧洲新教育运动以及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交流。1921 年后中华教育改进社积极推动中国教育界参与世界教育大会，1923 年首次年会发动中国数十名教育前沿专家编撰了17 本材料参与会议交流，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郭秉文作为首席代表参会并当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在首次年会上表决并通过了关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加入世界教育联合会的提案，此后又连续参加两次年会。这种交流目的明确，态度积极，措施多样，包括选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在社团活动中开展与国际交流相关的活动，搜集相关资料，向大会提交议案，做好国际活动的媒体传播工作等。中华教育改进社还先后邀请推士、麦柯尔来华指导科学教育的开展、教育心理测验题目的编制；邀请道尔顿制创始人帕克赫司特女士、设计教学法发明者克伯屈来华讲学。中国教育学会1937 年也试图积极参与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联合会，后因日本暗中支持日伪政权的教育代表出席，中国教育会发出抗议并拒绝参会。

在不同国别间进行教育交流的还有中国科学社、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测验学会、华美协进社等一些教育专业社团。它们在某个专业领域或某个教育议题上保持了与世界各国同行之间不间断的沟通与交流，拓宽了中国教育专业人员的视野。

由于政府的相对封闭性，教育社团成员与国际同行的沟通与交流在整个社会的教育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如同陶行知批评政府“不早些从事准备，那世界真要以为中国没有教育了”，主张一方面要有人办教育，一方面还要有人分门别类地观察、调查、研究各种教育之消长和真相，报告国人，使彼此有所参考。^[11]

教育社团的活动不仅促动了教育的发展，它们的存在本身也丰满了仅仅由政府和学校组成的教育结构，使教育机体更加灵活而具有弹性，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对教育的更为复杂的需求，应对教育自身所发生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