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沿用近百年的中国新学制从建立到实施、完善都是教育社团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1915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一成立，各省区代表就提出对壬子癸丑学制的修改意见，湖南省教育会的《改革学校系统案》比较全面地提出原学制的六条“弊害”，被提交大会讨论，会后带回各省征求意见，1916年江西省教育会又提议案修改学制。几经反复，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太原召开第五次年会才真正启动新学制改革，美国教育家杜威参加了这次年会，学制改革的目标从此前的德国学制转向美国学制。此后，各省区派人赴欧美考察，1921 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次年会上以多数赞成的方式通过了《学制系统草案》。

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社团主导的学制改革问题讨论得到较大范围的社会认可的时候，当时官方不能忍受的是，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通过《学制系统草案》的第七次年会由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掌权的广东省教育会主办，而广东政府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次年会的议决案没有送到教育部去，教育部对此十分恼火。但全国教育界对广州年会议决案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不但对其悉心讨论，甚至有些地方还开始试行。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自问不好意思，于是用取巧的方法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次年会开会之前的9 月15 日召集学制会议，草拟出《学校系统改革案》，学制会议又出现教育总长汤尔和为代表的北大派和时任代理教育次长的邓萃英为首的高师高专派两大势力的争论，通过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很大程度上照顾了高师高专派的情绪，北大派则持不同意见。北大派的汤尔和提出“拟将议决案送往济南征求全国教育会同意，以昭特别郑重之意”。经过一番争论，学制会议最终决定双方各派一人代表教育部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次年会，并将学制会议议决案交给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作为参考。

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次年会上，教育部代表交给年会做参考的实际有两份议案。一份是学制会议议决案，另一份则是教育总长交议案。由于沟通不畅，完全不提广州年会议决案，这使得各省区代表大为不满。北京代表胡适与教育部的代表同车南来，知道其中内情。为了缓和气氛，胡适主张根据上年议决之学制，并以教育部议决之学制为参考，速修改通过，以定中华民国之新学制。几经调停，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次年会才确定审查底案“精神上大部分用广州案，而词句上多采用学制会议案”^[7]，并推举在调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胡适拟订了一份《拟修正学制系统草案》，还组建了甲组审查会负责审查此案。

在济南年会上，甲组审查会推举袁希涛、胡适和许倬云为起草员，根据讨论结果起草了《学校系统草案》提交大会进行三读，经反复争论，各省区代表无异议通过，将此案定名为《学校系统案》（济南年会议决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次年会推举袁希涛为代表将详细经过情形报告教育部，大多数代表都希望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教育部能达成和解，因为双方都不可能独立承担学制系统改革的重任。因此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给教育部的呈文巧妙地回避了第七次年会没有呈送教育部和双方在第八次年会上的纷争，大有在教育部的领导之下进行学制改革的味道。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呈文既如此客气，则教育部亦顺水推舟。1922 年10 月23 日，教育总长汤尔和召集教育部科长以上人员开谈话会商谈学制改革问题。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次年会的会员袁希涛、黄炎培和胡适以及学制会议的正副主席蔡元培和王家驹也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确定对学制进行改革，并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交的《学校系统案》为改革标准，只在文字上做了若干修改。11 月11 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次年会议决的《学校系统案》以《学校系统改革案》名义发表。《学校系统改革案》的颁布，标志着壬戌学制的确立，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掀起的新学制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功。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政治势力相互较量的情况下，经过前后四年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反复讨论和修改，集中了当时教育界的智慧，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壬戌学制颁布以后，紧跟新学制的是制定新课程标准，各省区代表在《学校系统案》通过后即开议新学制课程标准问题，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联手，两次组建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选举袁希涛、金曾澄、黄炎培、经亨颐和胡适为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先后制定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新学制师范科课程标准纲要》和《新学制职业科课程标准》，为新学制的顺利施行提供课程开设条件。其中1925 年8月出版《新学制职业科课程标准》弥补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职业教育部分课程标准的缺失，标志着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各教育社团联手修订新学制课程标准工作的圆满结束。(www.daowen.com)

新学制各科课程标准纲要是当时中国最为完善的一个课程标准，教育界试行一直到1927 年国民政府公布《大学院组织法》，各级各类学校普遍以新学制各科课程标准纲要作为课程设置的指南，各地出版机构包括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著名教科书出版商也都按照新学制各科课程标准纲要来编写教科书。

新学制及各科课程标准纲要并非完美无瑕，但它们架起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骨架。这一工作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或任何一所学校都是没有能力承担的，而且百年来这个学制一直沿用下来，其间几经政治及各种力量的冲击，反复证明它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显示出现代教育社团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学制和课程建设中，教育社团担当了当时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在内的其他机构都无力承担的角色，这才是教育社团对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独特价值。而且近一百年对这一学制使用的历史表明，它们较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一使命，经得起专业和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