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教育社团中有很大一部分以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为主要活动。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寰球中国学生会等在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方面做了大量的策划、组织和实施工作。

各个行政部门所属的委员会也主要从事具体教育政策的研究、制定与实施工作。各级教育会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相关部门授权的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工作，直隶等地教育会还参与教育经费的管理。不少民间教育社团也参与教育变革的发起与实施工作，所以参与教育变革实施的教育社团总量不少，在教育社团中所占的比例也很高，大约有90%的教育社团都参与过教育变革的发起与实施工作。

1914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建前发出的征集议案通告所列范围包括小学教育、师范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社会教育、教育机关等方面，每个方面也列出更细的具体问题，其中小学教育就包括学科增减、各学科教授方法应如何趋重实用、学年增减、村落小学设施方法、小学机关及职员、地方学款筹措等问题^[3]，从这些内容看无论是各省教育会，还是后来建立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都把工作重心放在教育政策研究和实施上，若要进行教育变革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去进行。

收回教育权运动在中国教育史上影响巨大，中华教育改进社、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国家教育协会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调查情况、搜集资料、提出议案、充分讨论，选择合适的方式解决问题，加之余日章、程湘帆、吴雷川、陈裕光、刘湛恩、刘廷芳等为代表的教会教育家也参与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团体的活动，收回教育权议案在这些社团的会议上讨论给了他们充分表达的机会，通过的议案文本吸纳了各方的意见，更加合理可行。一经通过就使这部分教育家倍感压力，又让他们不断觉醒，最终站到了维护中国教育主权的立场上来，促使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

与上述定位不同的是，一些民间教育社团还开展对特定的教育理论的实验和实施工作，比如生活教育社、新安旅行团就曾对生活教育理论开展实验和实施活动。

新安旅行团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17 年中跋涉五万余里，践行“社会即学校”，在民众中进行各种各样的十分有益的生活教育工作，既锻炼了自己，也服务了大众。他们用“小先生制”一边旅行，一边放电影、演讲、唱歌和读书，他们认为：中国的教育不发达，是因为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不识字。因为不识字，所以根本不会明白国家大事。叫他们来救国，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普及教育在中国是极需要的。电影是普及教育最好的工具，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他看了也可以懂，可以明白意思。觉得电影的力量伟大，于是就拿到乡间去放映。演讲是对放电影的弥补。所以只好推动当地的小学生及其他的人去实行，就用演讲和谈话的方式，提出几个问题或时事，和他们讨论，使他们能够明了。唱歌可以鼓舞人的情绪。读书则是由于内地的青年因为交通不发达不会读许多好的新书……所以带了一部分书到内地去，使他们也能得到新的知识，使他们的思想也能够进步起来，和全国青年站在同一战线上。^[4](www.daowen.com)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新安旅行团诞生的基础，又是新安旅行团行动的指导，新安旅行团是生活教育理论实践的结晶，生活教育培养了新安旅行团成员的生活力，新安旅行团丰富和发展了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

汪达之在《我自新旅来》中道：新安旅行团虽是一个儿童和少年工作的团体，但同时也是一个实验战时儿童和少年集体生活教育的工作团体。^[5]新安旅行团运用生活教育指导日常行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磨砺自己，进行个体生活和集体生活的磨砺。

他们遵循陶行知“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的教诲，实行民主管理、自我教育，每日召开生活会议，轮流当主席，集体会议是其权力来源，并制定了十四条公约：“（一）努力争取学习与宣传工作机会，并注意正确性与效率，以增进抗战建国的力量；（二）执行一切共同决议案；（三）完成要做的工作，创造工作的新纪录；（四）每天有适当运动的习惯；（五）每天睡觉八小时；（六）每天除应吃饮食外，不得随意吃零食；（七）每天注意喝水和大便；（八）每天看书看报，写日记；（九）每天开生活会议一次；（十）按期举行各种会议；（十一）热心做主席及团务干事分配的临时工作；（十二）有事外出须通知主席或团务干事，并登记；（十三）凡违反团体纪律，应由大会给予警告、记过及取消团员资格等处分；（十四）对团体和抗战建国国策有特别贡献，应由大会给予最光荣的奖励。”^[6]

类似的教育实验还包括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社会教育社等教育社团开展的教育实验，它们在中国教育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