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团的内部交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社团的价值、时代特征、行为方式和能力。但是由于内部交往大都具有隐秘性，也不受社团成文规约的限制，能够找到的资料较少，只能从相关个人回忆中洞悉其交往特征，并据此对该教育社团的特征加以分析。

社团的内部交往是社团内部人际关系的重要表征，社团内部的人际关系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团的运行与发展状况，不少教育社团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常常就是由成员间不健康的内部交往造成的，正常或良好的内部交往又可能是教育社团健康旺盛的重要润滑剂和添加剂；而突破某些底线的内部交往又有可能成为教育社团分崩离析的诱因和催化剂。内部交往的隐秘性特征，使它对教育社团的助益与伤害都不外显，但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正常的社团内部交往常常表现为各成员间是全方位通畅的，没有人不心心相通；在不同人之间是平等的、均衡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在不同时间内是均匀的，而非涨落不定的，顺利时热乎，逆境时老死不相往来。

从相关文献分析看，教育社团内部交往常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是不通畅。常常由于不同成员间的个性、观念、行事风格、细枝末节的小事、个人恩怨等各种因素，部分社团成员间从不交往，形成隔阂。在社团发展过程中，成员间越来越熟悉，通常会形成不同的趣味相投的小群体，内部交往的不通畅有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小群体间，如中国教育会的激烈派与温和派之间的交往就越来越成为问题。社团内部的交往不通畅又有阻塞程度和阻塞面大小的差异，浅层局部的阻塞可以通过公开理性沟通加以解决，深层大面积的不畅，尤其是双方发现属于价值上的不同而引发的交往问题则很难解决，有可能隔阂越来越深。

二是不均衡、不平等。社团成员间依然有身份、地位的不平等，有时可能是思想意识的不平等，它们同样会造成交往障碍，使一些人不乐意与另一些人交往，或者在交往中不对等，相互之间理解上存在歧义和障碍。

1903 年6 月，爱国学社与创建它的中国教育会分裂。从文献中可以看出，爱国学社内部与中国教育会之间内部交往的不平等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爱国学社成立后，学生大都加入中国教育会，双方在组织和财务上名义有别，实际上难分彼此。大家通力合作，使会社事业日新月异，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部分学生借口财务原因，“揭示戒诸生勿往来中国教育会治事室”，并拒绝出席中国教育会例会。5月24日中国教育会月会上有人提到“教育会立爱国学社”，“学社即教育会之一部分”，学生趁机发难写出《爱国学社之主人翁》一文，提出爱国学社与教育会是平等的二团体，挑起会社主体之争，还刊登广告，严分会社关系。会长黄宗仰从中多方调解，但章太炎与吴稚晖却因素有积怨而各执一端，吴表同情于社员，章则主张不与学社合作，并指责“学生踞学社，不务储能为国用，日夕相与议论结党援以与本会抗，学社之不复为本社有明甚”。提议：“以书警之，能幡然悟则善矣，不然并削诸学生籍。”^[13]黄宗仰、蔡元培等调解无效，6 月13 日，中国教育会为此特别召开评议会。蔡元培鉴于戊戌梁启超与汪康年争夺《时务报》两败俱伤，徒授反对党以口实，主张听学社独立，黄宗仰表示赞同。后蔡元培辞职北上青岛，3 天后，爱国学社发表《敬谢教育会》一文，宣告独立。黄宗仰公开致函《贺爱国学社之独立》，承认既成事实，而当时清政府正与租界当局相勾结，紧锣密鼓地策划对这两个社团进行镇压，分裂使得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两败俱伤，失去应变能力，终致学社瓦解，中国教育会风雨飘摇，教训极为惨痛。如果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之间各成员的沟通交往是充分、均衡、平等的，两者分离的情况几乎就可避免。

教育社团内部交往的不均衡、不平等常常与成员间交往的态度不同有关，其中有些人爱交往，有些人不爱交往；有些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利益低人一等，有些人则只愿意平等交往，还有一些人习惯于居高临下。上述不同人结合在一起，交往自然会出现不均衡、不平等。

三是不均匀。也就是内部交往的时冷时热、时断时续。尤其在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时，正常的内部交往被有意无意阻断了。

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内部，朱其慧、陶行知、晏阳初无疑是三位主将，正是他们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平民教育运动，当他们为推进平民教育而热烈高频度交往的时候，有人向朱其慧和陶行知报告，晏阳初寄往国外的邮件中有“Rus⁃sian”字样，这在1925 年前后是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引得朱其慧和陶行知来到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会所，要求审阅全部工作文件，接着要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分开办公，双方交往由此中断。

教育社团的内部交往最直接的决定因素是成员的个人修养。如果社员间能行君子之交，则社团内部交往中的大多数问题可以消除。只是任何社团都不能确保自己的成员都是君子，因而只能有意识地防止社团内部交往中的问题出现。

深入分析众多的中国现代教育社团不难发现，尽管有一批优秀的学人投身教育社团的建设，并借社团这个平台对中国教育现代化产生巨大作用，但由于参与人员的整体素养限制，各个社团的组建时间不长，社团内部交往文化未能形成并发挥效力，社会环境未能给教育社团足够的空间等多种原因，教育社团内部特质优良的不多。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社团更好地发挥作用。

【注释】

[1]中国教育学会编《中国教育学会会章、会员录、成立会纪录》，1933。(www.daowen.com)

[2]《南学会大概章程》，载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65页。

[3]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570-571页。

[4]整理自：《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名录》，《中华教育界》第21卷第7期，1934年1月。统计时，考虑到上海比较特殊，进行了单列，平津计入河北，南京计入江苏，杭州计入浙江，长沙计入湖南。计算所占比例时总数按扣除不详者之后计。

[5]冯自由：《革命逸史上》，新星出版社，2016，第92页。

[6]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419页。

[7]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1月1日。

[8]《陶行知全集 第四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第306-307页。

[9]《南学会大概章程》，载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65页。

[10]《陶行知全集 第一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第685页。

[1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1页。

[12]《陶行知全集 第四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第306页。

[13]参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228-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