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视野指以人的健全发展为出发点组建教育社团，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研究、解决教育问题。

人们通常会认为，以人文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社团就会自然具有人文视野，历史事实显示并非如此，不少以人文领域为工作内容的社团依然只存在工具视野，反倒是一些从事某一专业领域研究的社团由于以人的权益维护为出发点而具有人文视野。

通常人文主义者认为：个体是社会的根本，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建立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与保障个人权利，使个人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得到更好的发挥，使个人的基本尊严得到更好的保障，以更好地实现他的使命。人文视野的社团以个体的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精神、民主法治的理念为社团行为的准则，使人文主义在教育社团中得到传播、遵循，社团由此走向成熟。

1920年梁启超等人组建讲学社采取的就是典型的人文视野，其简短章程中明确“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凸显出明显的人文视野。

一、本社因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递年延聘各国最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讲演。

二、每年聘请一人，若基金充裕时再图扩充。

三、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

四、本社设董事若干人，计画事业之进行，其每年所聘之人由董事议定。(www.daowen.com)

五、本社设管理基金员若干人，专司募集基金且保管之。

六、关于讲演事务，随时与国中各学校、各团体接洽。

这个简章大体写于1920 年9 月5 日之前。1920 年3 月4 日，梁启超从欧洲归抵上海当天即向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提出“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说明他关注青年人思想的人文视野此前已形成。为了实现此理想，梁启超先决定发起成立共学社。共学社于1920 年4 月成立于北京，共学社比讲学社基础要广泛，提出的目标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核心人物还是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和张东荪，但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范源濂、张伯苓、严修、林长民、张公权、丁文江、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胡汝麟、张嘉璈、梁善济等人都列名发起，进入董事会；徐新六、舒新城、梁维新、吴统续、叶景莘等为评议会的评议员，都是视野比较开阔的各界精英。1920年9月5日，梁启超曾经写信给张东荪称：“讲学社董事暂举定以下诸人，伯唐、孑民、亮俦、秉三、仲仁、任公、静生、梦麟、搏沙、陈小庄（高师校长）、金仲蕃（清华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尚拟邀范孙、季直、菊生，尚未得本人同意，想必乐就也。”^[11]从这些人也可以看出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小而非凡的团体，参与的人大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士人精神。它的活动是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中国，将外国智者请到中国，将先进的思想引入国内，让中国的教育、科学、政治、文学在短时间内得到革新，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留下较长时期值得回味的印记。后来因存续时间不长，活动不多，但还是对中外文化交流贡献显著，也显示讲学社视野的高远宽广。

判断一个社团是否有人文视野首先当然是看它的宗旨和目标，例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它的宗旨中明确“除文盲，作新民”，生活教育社的宗旨是“探讨最合理、最有效之新教育原理与方法，促进自觉性之启发，创造力之培养，教育之普及，及生活之提高”^[12]，显然都是具有人文视野的体现。但是有些在章程的宗旨中虽无人的成长发展和人的权益方面的表述，却实质上在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也属于有人文视野的教育社团，例如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宗旨就没直接提到人，只讲到“教育”和“教育改进”，但是它所倡导的教育改进是以人文主义的新教育和进步教育作为理论指导的，无疑也是具有人文视野的教育社团。

此外，除了参考教育社团的宗旨和目标是否瞄准人的尊严、权利、成长和发展外，还可以看它的内部成员关系是否强调平等与尊重，在处理团体与个人关系时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个人的权利，在开展组织性活动时对有不同看法的少数人的意见包容的程度。也就是在社团运行过程中充满人文性也是该社团人文视野的体现。

还有极少数教育社团尽管在宗旨中提到人，或者调门较高，但在实际行为中不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也不能算作具有人文视野的教育社团。

以上述标准考察中国现代教育社团不难发现，真正具有人文视野的教育社团是相对少数，其数量不到整体教育社团总数的十分之一。组成具有人文视野教育社团的成员大多数是包括自然理工学科在内的各门学科的顶尖人才，他们深刻领悟到科学、专业与人的成长发展、人的尊严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他们组建或以他们为主干成员的教育社团自然就具有了人文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