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教育社团的是持什么观念的人呢？在1915 年新文化运动之前，他们主要为下面的前两类，1915年后有了第三类。

一是接受日欧美新知的新知学人。中国人接受欧美新知一开始是以日本为中介进行的，所以教育社团的成员中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比较多，后期从美国留学归国的郭秉文、陶行知、胡适等人积极参与其中。新知学人不只是所学知识与传统士人不同，更为突出的是他们具有相对独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生成新的使命感。新教育观念和联合意识是他们组建社团的主要意识元素。

接受日欧美新知的学人大多在青少年阶段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儒学在其知识结构体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他们在日、欧、美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或专业教育，有着颇深的西学修养。他们所建立起的社团宣扬的内容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中所没有的，他们认为这些方面是中国教育变革所需要的，是在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中学习欧美的科技文化知识的重要方式。这些社团中官员参与得较少，也不需要依靠官绅的政治影响，即使少量传统社会中的知名人士被邀请参与新社团的筹建，也是为了尽快将欧美文明融入中国社会。

二是有较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士人品格的传统士人。这些人有过科举入仕的经历，接受过儒家教育，如张謇、黄炎培、袁希涛等人，对教育的情结和乐忧天下的情怀是他们的主要思想元素。虽然他们在知识结构上存在缺陷，严重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但他们能够不故步自封，而是追求变革，对欧美文明心怀羡慕和向往。

也有一些传统士人干脆建立以自己所信奉的儒学为价值观念体系的社团，道德学社、国学保存会、孔教会和国学会便是这样的社团。这些社团带有济世、教化使命，运行方式也不同于新知学人组建的教育社团，但他们在同一个社会时空中开展活动，整体上是中国教育社团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不同特征的体现。(www.daowen.com)

三是在中国接受新文化和新教育的学人。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全部成员、国家教育协会的大部分成员、生活教育社的骨干成员都属于这一类，典型的例子就是生活教育社，它在高峰时期社员达2400 余人，但长期参与的主要骨干成员是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学生方与严、杨寅初、刘季平、戴伯韬、王洞若、张劲夫、操震球、程本海、汪达之等人，以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张宗麟。从数量上看，1930年后各教育社团的主体属于在中国接受新文化和新教育的学人。

无论是新知学人、传统士人还是在中国接受新文化和新教育的学人，参与教育社团创建都有三个共同的身份认同：一是信奉自己是社会的精英，应该承担比别人更大的社会责任。二是都有着强烈的群体意识，认为需要聚合发展，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联合才能产生更大的变革力量。三是都倾向于自治而远离被治，认为“中国之不振，由于民族之不能自治”。他们对欧美文明认识的深刻程度不同，信奉的深浅不同，但总体上他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比普通的社会成员深刻。在中西文化之间不同人所做的选择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都有所认知。参与教育社团的不少人都经过了较为复杂的社会历练。

相对于政商社团，教育社团的参与成员功利意识明显较轻，对实际利益与权力看得比较淡，深层原因在于无论是新知学人，还是传统士人，其内心都有较深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品格，他们有着表达和维护本群体利益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