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建立的中国教育会的经费收入主要来自会员的会捐及月捐、出版部收益、实业部收益，即便如此，吴稚晖还要暗示社员选黄宗仰为会长以解会中经费缺乏问题。后来建立的教育社团大都没有实业部和出版部之类可以获得收益的机构，教育社团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政府的拨款或补助。中央教育会、各省教育会的经费基本上都有政府拨款，教育行政部门下属的各种委员会经费也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量的来自会员费或其他的收益。像中华教育改进社事业发展迅速，参加世界教育会议获得政府补助，1924—1925年度年会社务报告显示财政补助经费占该年度收入的52.51%。其他教育社团也间或有政府的拨款支持。

二是会员单位的捐助。中华教育改进社等不少由多个机构组建的教育社团主要经费由组建的机构分摊，它们也有一些从事各项工作获得的收益。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社务报告显示，1922—1923会计年度社费收入占总经费收入的54.82%。

三是知名人士通过自己的名望获得的资助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共学社就主要靠梁启超等人的社会关系获得社会上各方面的经济支援，通过翻译出版获得一些稿费。

四是特定价值认同者的捐助。道德学社的经费来源就是如此。道德学社在经费方面是可值得研究的案例。该社社师反复强调：不做国家官，不用公家一文钱。其主要经费来自乐捐。

五是少部分教育社团有自设产业，产业收益可以为教育社团筹措一些经费。以北京教育会为例，该会经费收入分为四项：“一、会员会费，入会费一元，于入会时交纳；常年二元，于开大会之日交纳。二、会员特捐，自由认捐。三、会外捐助，会外同志捐助财产、书籍者，随时登报志谢，千元以上者，特制相片，永垂不朽。四、公款补助，本会需款浩繁，俟本会稍有成效，请由地方行政官厅及地方自治机关特别补助。”^[26]

除了当时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极少数不需要筹措经费的教育社团外，几乎所有教育社团在经费筹措方面都遇到各种困难。以1922 年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为例，该社当年社费实收二万一千元。有特别捐黎元洪总统捐洋一千元，教育部捐洋一千元，周子庚捐洋一千元，许世英及安徽省署同仁捐洋一千二百元，朱其慧捐洋五千元（专为发展女子教育之用），孟禄捐洋四千元，洛氏基金会捐洋五千元，国际教育会捐金洋三千元，司徒雷登捐金洋一千元。此外，交通部发各路火车免票，通火车之地社员都可享受；招商局的轮船折价，使能通轮船区域的代表都可享受。然而，要将这些费收起来却不容易，东南大学在交社费上就遇到麻烦，陶行知多次就筹集经费一事给东南大学郭秉文写信，1922年10月28 日和11 月14 日两次写信给校长郭秉文。其中14 日的信中写道：“改进社社费，万万不能以千二百元了事。他校均照三社社费总数担任，本校何能独异？若因此牵动他校援例，本校岂能免于破坏改进社之责言。孟禄先生尚如此尽力，吾辈自谋，岂能后于外国之师友乎？”“事关学校信用，务请嘱行政委员诸公兼筹并顾，重加考虑。且相差不过一千二百元，只须大家出点力，是不难弥补的。吾校在这个团体中，万万不能失信。”^[27]这些言词显示中华教育改进社这样的大社团当年经费筹措之难。

其他小型社团经费筹措同样是困难重重，以新安旅行团为例，它筹集经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法：一、携带一部教育电影，这是教育民众课本之一。但是在经济恐慌时，可以稍微收一点费，有时收几个铜板，最多也不过五分钱。数目虽小，但是集合起来，就不少了。二、做文化介绍工作，推销有益的书报。有关系的各大书店及文化机关，都给一些推销费。三、把旅行中观察到的和生活情形等写成文章，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可以取得些稿费。四、同情者们的捐助。五、政府机关的辅助。^[28]方法不少，但每种方法所能获得的收益不多，总体上依然是一直受到经济困扰。新安旅行团曾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想要一辆汽车。因为有了汽车，就可以走更远的路，带更多的行李，可以节省旅费，汽车还可以做露天舞台，带更多的商品、图书、设备，白天是民众的课堂和礼堂，晚上是寝室。^[29]这个愿望在整个新安旅行团存在期间一直都没有实现。(www.daowen.com)

到了武汉这种大城市后，原来靠放映电影来换取一些旅行经费的方式行不通了，新安旅行团再一次遇到经济困难。当时主要的经费来源是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活动得到若干临时补贴，但是数量有限。陶行知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在美国活动，在华侨中宣传新安旅行团的事迹，华侨也为新安旅行团捐了一些钱款，但终究不能解决长远问题。新安旅行团希望得到像“抗宣”“抗演”“抗映队”一样的待遇，按月发给人员薪金和工作费用，因为新安旅行团和他们一样都在做抗战宣传工作，且比他们早好几年就已经开始了。于是新安旅行团就去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商议，郭沫若建议给政治部主任陈诚打申请报告，后几经周折，周恩来出面，才成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由政治部发给他们工作经费和生活费。政治部总务厅每月发给新安旅行团45 个人的津贴费和宣传费共1045 元，从1939 年1 月开始每月支取工作经费和45人的津贴费1045元。新安旅行团则每季度向政治部报告一次工作。到1940 年4 月，停发了全部费用。他们变卖了团体的一套电影放映工具（放映机、发电机、电唱机、影片、幻灯）和幕布、道具等，又发动部分团员争取家庭援助，但路费仍然不够，于是成立了临时写作委员会写书挣稿费。

道德学社建立时，每月日常费用就成为一个最大问题，大众弟子欲共同凑钱，段正元说不用大家凑钱，先尽他手头所有尽量用，他即把所有弟子拜门的贽敬礼钱全部拿出办社。成立初期，所有一切筹备及开社费用完全由各发起人自由乐助，没有向外界募捐分文。第二年，房主要卖学社所租的房子，当时学社没有钱，段正元拿钱私人卖下来又捐给学社，继续作为学社办公之地。在外人看来，段正元是学社聘请的社师，日用薪水应该都是社里来出。实际上自学社开办后，段正元不但自己日用都是自备，就是学社中如果日用不敷，也要负完全责任，所以学社中无论什么物品，他都要自己亲自检点，如社里印刷机等一切器具，都是他出钱所办。社里各种礼器摆设，也多是他出钱承买，不辞劳苦，时时刻刻，用全力经营。^[30]

道德学社成立后，当时王士珍社长及其他要人为办社经费谋虑，曾向段正元提议向政府提出申请，由国家拨款补助；或由政府聘段正元为高级顾问，以得到补助来维持个人生活与道德学社日常事务；或找人捐款，以作基金。这些想法都被段正元阻止，他说：“要办救世救人救天下之事，不用公家一分钱，不受国家一名位，不占国家一席地。若说救世，而心仍欲用公家钱，做国家官，占公家地，此即是沽名钓誉之辈，亦假仁假义，敷衍人情之假事，焉能救世！不若趁早不办。”^[31]道德学社弟子皆节衣缩食，以维持社务，凡是在学社工作者全是尽义务。

在《实行休息语录》中段正元道：“回思吾自各处立社以来，集思广益，数十年中，未用公家半文钱，未受国家一名位。前后在京二十余年，系私人感情上所敬奉于我者。置成业后，作为公用，门人维持师道，与学社之财物，皆列簿记，使有功苦勤劳者，一毫不落空。”^[32]

1939 年段正元与弟子们述谈，自述自己办道德学社的十大特别中再次提到：不做国家官，不用公家钱。孔子尚为鲁大夫，孟子且传食诸侯。我四方立学社，未用过公家一文钱，此又我之特别也。

教育社团经费筹措困难是与社会对教育社团存在的必要性认可度直接相关的，教育社团确实不能直接去解决人的温饱等基本民生问题，在当时民生艰难的社会状况下，教育社团难以筹集到经费当属正常。教育社团难以筹集到足够经费还与教育社团只能使用温和的方式寻找认同者以筹集经费相关，政商社团则可利用自己的强制力筹集经费，商业社团还可利用市场和利益机制等筹集经费，它们筹集经费的路径就比教育社团多，力度比教育社团大，于是可以比较容易筹集到比教育社团多的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