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量比例可以考察社团数和参加该类社团的成员人数。在1895 年到1949 年间，教育社团占当时社会各类社团的比例在5%到20%之间波动。参与教育社团的人员数没有可信的数据，但从教育社团的特点来看，其人员的比例或许高于教育社团数占社团总数的比例。1895年后的一段时期，政治性社团以“学会”为名，短期出现几十个，又于政变后消失，它们或与教育相关，但基本不是以教育为主要性质的社团。1906年《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颁布，才使教育社团在各类社团中的比例有所提高，1909年时的商会有900余个^[16]，而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 个，上一年仅为506 个，发展很快，并且仍在加速。例如，江苏1909年有教育会55 个，3 年后增加到115 个，翻了一番。农学会到1911 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17]临近1911年，依然是政治性社团占多数，到1913年建立的政治性社团有312 个。经过辛亥革命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仅靠政治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于是把目光投向教育，才又在1915年到1926年间推高了教育社团的比例，这段时期教育社团在各类社团中所占比例达到高峰。

1927 年后，政治斗争的激化又使得不少人把目光投向政治，政治社团的总数未必有大的增加，但参与政治类社团的人数再次攀升。相应地，教育社团数和参与教育社团的人数下滑。1937 年后，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教育类社团总数虽有所增加，但参与教育类社团的人数及其所占的比例再次下滑。

在社会影响方面，教育社团也稍逊于政治社团和商业社团。主要表现为在参与人数和影响面、影响深度及剧烈程度上，教育社团都无法与政商社团相比。政治社团以其政治诉求能够吸引广大民众参与，以其行动力的剧烈性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商业性社团由于有巨额资金作为活动基础，影响到众多人的利益，使之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教育社团产生作用相对间接，其特征是相对专业，需要以人的认识改变为前提，这使其影响范围和力度受到限制。

从分布区域看，教育社团分布在教育条件和基础较好的区域，政治社团则主要在社会矛盾较突出的区域成立和开展活动。在文化教育落后、经济贫困的地区反倒可能政治社团活跃。商业社团则主要在商业发达的区域建立和开展活动。(www.daowen.com)

从成员组成看，教育社团成员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其中主要为趋向接受新知或有传统教育基础的人、留学日美欧的学生。政商社团成员中也不乏学识较高的人，同时也有文化水平较低者乃至文盲参与其中，其成员的总体文化水平低于教育社团。

从活动方式看，教育社团的活动基本都是公开的，而政治类社团的活动有很大一部分是秘密的，宗教和其他秘密会社的活动更具隐秘性，商会的活动则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相对而言，教育社团的活动形式大于内容的部分较其他社团多一些。其他社团有时也有内部的派别，教育类社团出现这种情况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