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社团常介于学术与政治、学术与文化、学术与教育之间，这一时期的社团各自所关注或研究的学术与学科界限分明，包括历代制度、中国史学和外国史学、万国法律、万国政教理法、化学、物理、生物、地质、医药、测量、电器制造、水陆军学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国所需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多个社团都将调查教育实况作为社团开展工作的第一道门槛，它们研究的问题进入到很具体的某一方面，而并非宏观、抽象的玄思。

这一时期的社团仍有一些一度宣称自己信奉什么主义或思想，多数则将关注点下移、聚焦，从对名号的追求转向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从与政治过多的粘连转向更加注意以专业为基础分门别类地解决急需解决的教育实际问题；从挣脱旧的思想专制控制，只能采取治标的办法进行某些变革，转向更加重视建设，用自身的专长结成有相同志向的专业社团，实现相对可实现的近期阶段性目标。总体来说，社团建立的思想基础已经更新、具体化或深化。

这一时期的社团有少数没有阐明自己的宗旨，笼统地宣称追求尚存争议的新思想、新观念，对各种新思想兼收并蓄，如浙江温州的永嘉新学会和杭州的浙江新潮社等，多数则对自己的宗旨表述更为明确、具体，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平民教育社试图用“平民教育”来奠定“共和国家的基础”。^[3](www.daowen.com)

由于社团所从事的事务更加专深，不具有相应专业背景的人就不会参与其中，于是社团成员趋向于由同一学校、同一地区、同一专业背景且志趣相投的人组成。比如北京工读互助团即由首倡人王光祈联合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和学生共同发起，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罗家伦等都是发起人。参加互助团的成员主要有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高师、高等法文专修馆的学生，还有从杭州赶来参加的4 名学生施存统、俞秀松、周伯棣、傅彬然等，他们原是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和第一师范的学生组成的浙江新潮社的社员。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相对复杂多样，120 余名会员分布于北大、清华、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长沙师范、上海复旦大学、日本帝国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法国里昂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会员绝大部分是学界的教员和学生，较少部分是工程师、新闻记者，或是从事编辑著述的文化界人士。但该学会对会员的成分和行为要求严格，严禁有党派关系和有官职的人入会，学会规约明文规定：“与各政党有接近嫌疑，因而妨害本学会名誉者”，由评议部提出警告，“劝其从速悔改”，而对“既入本学会又加入其他党系”者，则“由本学会宣告除名”。^[4]曾有一会员当了县长，于是学会请他退出组织，以保持学会“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