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成熟阶段的社团从此前的笼统走向具体的某个领域，不同社团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差异。社团活动内容从1895 至1900 年间的以时务为主，转向1915年后热衷于欧美的政治、文化、教育、技艺以及艺术和科技等各方面的问题。由于活动范围扩大，参与人员增多，新发展起来的社团五花八门，差异日渐增大。就教育社团而言，出现了以平民教育、试验主义、国家主义、生活教育等各种不同理念立社的社团，也出现了集中关注教育管理、教学等不同职能的社团，还出现了幼儿、中小学、高等教育等不同学段的社团，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等不同类别的教育社团。既有教师社团，也有学生社团，还建立了义务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华侨教育、国际教育、教育主权等方面的社团。

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禁忌被打破，思想文化上的开放意识形成。在新文化运动前，国人的思想被专制统治钳制，即便那些社团创办者也不免受其影响，导致人们即便创办社团，也局限于狭窄的对现实的彻底失望和简单的反抗。受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对国外的各种思想产生了兴趣，思路拓展开来，尽管当时舶来的工读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思潮未必完善，也未必能解决中国教育中的实际问题，但它们能够开阔人们的视野，也给人们提供了思辨的材料、实践检验的对象，从各种思想争鸣中得出的结果可为社团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教育社团的多向度发展首先表现为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对于各种思想敢于追求，敢于信仰，敢于表达，敢于付诸施行。因此，当时绝大多数社团都宣称以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为信仰，以改造社会为旨趣。在教育社团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思想倾向。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实际教育调查社、中华新教育共进社以及后来的中华教育改进社都受到这一思想影响，但它们在社团章程中比较含蓄，并不公开宣称自己奉行什么主义，显示出这些社团相对理性自主。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团，如江西改造社、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三是以信仰和实践工读主义为中心的社团，如在各地出现的工读互助团、工学会等。这些社团把新村主义、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杂糅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工读主义”或“工学主义”等。四是以坚决实行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社团，这类社团的数量居各类社团之首，分布的地域也最广。如在北京有实社、奋斗社、进化社、学汇社、互助社，广东新会有民钟社，南京有群社、民锋社，山西有平社，上海有道社、民众社，汉口有鸡鸣社等。五是以奉行和推广合作主义为目的的社团，如上海平民学社、平民协社等。^[2]六是信奉国家主义的教育社团，主要有国家教育协会，参与人员众多。上述各类教育社团在确立自己所信仰的思想后，就根据自身的理解加以阐释和宣传，有的甚至进行了实验。像工读互助团运动即是对工读主义的实践尝试。虽然这六类社团的思想信仰明显不同，但它们的目的与宗旨是有相同之处的，即实行社会变革，只不过所走的道路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

这些差异的存在与以下因素相关。

一是社团成员。成员的成分构成直接影响着社团的活动方式和执行力、凝聚力，如果社团成员中有留学归国人员发挥关键作用，如湖南育群学会中有经耶鲁大学医学院训练的颜福庆（副会长），这个社团就能比较规范地依章依规行事。如果社团中尽是些传统的学人，其中不乏冬烘先生，或是虽有留学归国学者，但传统的学人在其中起关键作用，比如一些儒学会、道德会，则社团中依然会出现较浓的人治现象。(www.daowen.com)

二是社团的活动内容范围。相对而言，以医学、物理学、心理学等科学为建社基础的社团比较规范，以人文学科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教育社团组织则相对松散，规章执行不够严格。

三是社团的社会地位和背景。社团的社会地位直接决定了它的影响力，有官方背景的社团与纯民间的社团也明显不同。1915年后，教育部先后主持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国语统一筹备会、教育调查会等教育社团，这些社团有行政背景，也有章程，工作的程序通过议案方式进行。但它们需要履行行政部门交办的任务，和民间的社团依然不完全相同。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各种教育社团又基本上以学校为载体开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