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动期的教育社团犹如刚下海的小船，随时随处都可能出漏洞，如存在时间不长的强学会所开设的强学书局：“自十月开设之后，口舌甚多，张（孝谦）则垄断，口称筹款一切皆其力，以局为其局。丁（立钧）因事有违言，函言当出局。张则谓：‘我本未请其到我局，何出之有？’”^[71]可见成员的个性及原有思想观念都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萌动期的教育社团的发展。这些教育社团需要较多的磨合才能真正成为一体。

由于这些社团大都处于探索期，客观上存在各种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名实不符。不少以“中国”“中华”命名的教育社团，其实影响面有限，影响力较小。

这一时期多数教育社团成员总数不超过百人，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成立后，蔡元培便意识到它的不足：活动仅限于每年开一次年会，由各省教育会轮流主办，所议的议题多限于普通教育一面，会议通过的议案，只能送教育部请其采用，自己没有一个永久机关可以执行几件事。^[72]其他多数社团还未能达到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影响力，其影响可以想见。

在社团成员中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社团组织者为了增强本社团的声势和影响，往往拉拢一些权势官绅参与。北京强学会参加的官绅有20 余人，像袁世凯、徐世昌、沈曾植、文廷式等；上海强学会亦有张之洞及其属僚梁鼎芬等20余人；湖南的南学会有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广西圣学会列有按察使蔡希邠、士绅岑春煊等。这些官绅有的为沽名钓誉，摆出与民为伍的姿态，为自己树立形象，空挂其名；有的确实想为学会做点实事，如陈宝箴、黄遵宪等。总体上有诸多名实不符之人。

二是社团自身的规则成熟程度总体不高，差别较大。多数参与社团的人能意识到参与的价值，却在如何参与、如何与社团中的其他成员有效配合、如何在社团中有效发挥作用、社团运行的程序等方面认识不够，或者不同的成员观念不同，遇到分歧和矛盾时如何达成共识的路径不明晰，难以行动一致，以致多数社团存续的时间不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现的教育会或教育研究会到1904年已达21 个。^[73]这些教育会或教育研究会往往以“普及国民教育，振起自立精神”，“养成国家思想，振起尚武精神”^[74]为宗旨，口号的成分较多，教育专业性并不是很强，多数社团存续的时间不长。

三是社团内部的差异依然较大，宗旨和目标并不明晰，常自相矛盾。比如，被社会上认为是属于前卫的南学会中，学长皮锡瑞虽主张变法，却同时主张维护封建纲常；李维格更公开宣称“开议院，中国断不可学”；就连思想较激进的黄遵宪也主张采用“渐进法”，不主张立即实行议院制，以致南学会并未能如梁启超所说“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隐寓众议院之规模”。即便如此，南学会宣传新学，推行新政，仍遭到湖南顽固派的切齿痛恨，在强大的保守力量面前难以持久。

四是社团的主体性和社会定位不明。无论是国内兴建的社团，还是留学欧美日的学生建立的社团，大多来源于风气较为开放的城市或沿海地区。因此，他们往往只能立足于这些地区，在乡村、城镇和偏远地区的影响相当有限。他们仅仅能维护自身及组织所能企及的利益，较少能从整体社会的改进出发变革教育，与此后发起的类似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运动存在显著的差距。

五是教育社团整体仍十分弱小。虽然教育社团中有张謇、张元济、蔡元培等一些见识广、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但与顽固的旧势力相比，数量上显然太少，实力上显得太弱。

六是活动内容相对泛化。不少实力不强的社团，在其规划的事业中描述很宏伟，聚会、办报、译书、建图书馆、办学，似乎各种活动方式和内容都涉及，做得精细持久的相对较少。由于它们的活动并非专一，深度和影响力都受到限制。

初生之物，其形必陋。萌生阶段的教育社团存在缺陷是必然的，但缺陷只是它们在特定历史时期自然展现的一个方面，为后续发展完善留下了空间。

【注释】

[1]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2]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储朝晖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72页。

[3]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4]闵杰：《戊戌学会考》，《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275-276页。

[6]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0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102-103页。

[7]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0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103页。

[8]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0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103页。

[9]《上海强学会章程》，载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49-150页。

[10]彭平一：《戊戌南学会集会讲论活动若干史实的补正》，《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1]李妍：《张元济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新京报》2017年10月28日B02版。

[12]资料来源：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王世纲主编《中国社团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等等。同时参考其他多种史料核实修改。

[13]《中国教育会章程》，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415页。

[14]《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15]《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419页。

[16]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196-230页。

[17]《无锡俟实学堂冲突之忠告》，《苏报》1903年6月9日。

[18]孙孟晋：《晚清各种学会概况》，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15页。

[19]付可尘：《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思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师范大学，2006，第27-29页。

[20]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储朝晖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95页。

[21]也称上海县教育会。

[22]《上海教育会章程》，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47-348页。

[23]《宝山县教育会章程》，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53页。

[24]《直隶省教育会统计表》，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59-364页。

[25]《清末河南省教育会统计表》，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68-369页。

[26]《清末安徽的教育会统计》，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70-371页。

[27]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储朝晖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98-99页。

[28]《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纪要》，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90页。

[29]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448-449页。

[30]《中央教育会闭会》，《申报》1911年8月19日。

[31]《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会议议决案》，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96-197页。

[32]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储朝晖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119-120页。(www.daowen.com)

[33]金顺明：《近代中国教育团体的发展历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年第1期。

[34]金顺明：《近代中国教育团体的发展历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年第1期。

[35]《省（市）教育会表》，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44-345页。

[36]黄大能：《忆念吾父黄炎培》，载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第168页。

[37]《江苏教育总会章程（第二次改订）》，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281页。

[38]《张会长（謇）致各省教育总会发起词之大略》，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89-190页。

[39]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第33页。

[40]康有为：《强学会序》，载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32页。

[41]《唐学使照会江苏学务总会文（为来沪调查学堂事）》，《申报》1906年4月8日。

[42]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第80页。

[43]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载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37页。

[44]康有为代张之洞：《上海强学会序》，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86页。

[45]严复：《天演论·导言十二人群》，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第1344页。

[46]严复：《天演论·论十六群治》，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第1394页。

[47]严复：《原强》，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6页。

[48]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152页。

[49]关晓红：《清末中央教育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0]沼胡：《教育私议》，《江苏》第5期，1903年。

[51]《陶行知全集第二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第580页。

[52]资料来源：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0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王世纲主编《中国社团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等等。同时参考其他多种史料核实修改。

[53]王世纲主编：《中国社团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第286页。

[54]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1911年10月1日。

[55]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444页。

[56]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652页。

[57]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445页。

[58]《学部大臣致开会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学部档案全宗、职官类第140 号《关于设立中央教育会拟派会长副会长以及开会闭会礼节等文件》。

[59]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447页。

[60]关晓红：《清末中央教育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61]参见本书附录《学部奏设立中央教育会拟具章程折并章程》。

[62]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448页。

[63]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277页。

[64]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65]书廔：《教育会为民团之基础》，《江苏》第3期，1903年6月25日。

[66]胡金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角色困顿——大学教师的社会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34页。

[67]《上海强学会章程》，载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49-155页。

[68]《江苏教育会无锡支部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8月6日。

[69]刘登秀：《清末教育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第14-15页。

[70]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71]《汪大燮：致汪康年、诒年书（节录）》，载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39—140页。

[72]蔡元培：《（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日刊发刊词（一）》，《新教育》第5卷第3期，1922年10月。

[73]桑兵：《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概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74]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