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实现社会不同层次人群的融合

中国历史上纵向的社会层级和横向的行业门类分割都比较严重，各种教育社团的建立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隔阂，但它们通过兴建学堂传播新学，举办讲座以宣讲新思想，创办报刊以启迪民智，聚会议论以扩散舆论，培养了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士群民众，联络了各阶层和各行业的人，客观上增强了民众的社会参与度。

教育社团的组建实质上是相应的成员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通过这种组合原先不可能相互交往的人有了新的交往机会，并且以社团的形式更好地表达和维护自己的愿望与利益。这些人组合在一起能够更加充分地相互了解，更多地考虑与相应教育社团相关的价值、态度以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等诸多的问题，并按照新的社员关系组合，增加自身能量，提高社会地位，扩大社会影响，在教育发展中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新式社团的产生，直接受两种社会趋势的推动，一是开明士绅与青年学生的结合，二是都市与城镇趋新势力的凝聚。两种趋势往往交错互渗。”^[63]

具体而言，戊戌时期的学会，“大体均为官绅所组建，除北京强学会有京官参加外，其他皆为各省市的官绅所推动”^[64]。这些官绅多数有求学和科举的经历，有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又有地方为官的经历，了解社会现实较多，感受到行政权力的局限，加之或多或少受到欧美科学文化熏陶，从固化的官僚体系中分化出来。

南学会便是官绅合办的学会，陈宝箴、熊希龄等都是这样的例证。南学会章程规定设“议事会友”“讲论会友”“通信会友”的组织结构也正切合这一功能需求。议事会友是学会的决策人，讲论会友是学会的思想库，通信会友则使学会延伸到更广范围，将外地向南学会函讯新政、新学的士绅纳入其中，以求“官绅士庶”，“俱作为会友”，“以通上下之气，去壅阏之习”。

南学会还将自己对于地方重大兴革事项的讨论作为方案提出供政府参考，提倡会友对于地方风俗、兵马、钱粮、厘金、矿务、法律、刑狱等事，如确有见地，均可提出改革方案，经过学会总会讨论，禀请抚院核夺，批准施行，客观上联结全省官绅士商，广开知识，提倡新学，起到地方自治的政治学术咨议作用。

其他教育社团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地学会、中国科学社、尚志学会、易俗社、通俗教育研究会等社团都有较宽的社会接触面，寰球中国学生会、世界教育公会等更是建立起了中国与世界教育的联系。总体上看，这些教育社团建立起了社会底层民众、专业人士、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社团本身与国外也有一定联系。当时的人也认为教育会是民众建立团体的基础：“万室之都、三里之邑莫不有教育会之组织焉，则全省之团体必固。由全省而推之全国，形胜之地、繁盛之区，莫不有教育会之组织焉，则全国团体必强。”^[65]

教育社团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重组了社会力量，改变了官民关系、商学关系、政学关系。它促使城乡有相同价值取向的教育人士结合，使基层社会与上层社会因为有相同的教育诉求而举起相同的旗帜，推动相同的社会变革。

在这一期间产生的一些教育社团或社团中的一些成员对自己的民间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创制新的社团治理模式(www.daowen.com)

1895至1898年间成立的各种学会已经具备了近代会社的基本特点：一是独立自治，即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拥有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是内部运作主要依赖契约规则，而不是依靠血缘、乡缘或业缘等关系；三是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具体反映在入会自愿、民主选举、民主议事等制度上；四是有较强的专业性。^[66]

上海强学会是最早订有较完备章程的现代教育社团，章程开篇即明言：“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简述现状后列出最要四事：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对入会方式、入会者身份、入会者的分科讲求、联络等方面做了详述，对捐助的要求和方式表述详尽，对会办、董事、提调等的产生、退出和行事规则也有涉及，还阐明了强学会与书局的关系。^[67]其完备性在当时已无出其右者。

1900年以后建立的教育社团与戊戌时期的学会相比，在质与量上均有所进步。在各种新式社团里，教育会社视野相对开阔，组织性较强，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们越来越多地受到欧美社会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社团有比较完备的章程，越来越多的社团有比较清晰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新的社团治理模式正在形成。

受1902 年创立的中国教育会影响，地方各教育会和教育研究会除设立总部外，往往在相关府州县也建有支部。如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成立江苏教育会后，其中某些成员回国在无锡、娄县、宝山、江阴和常熟等地设立支部，会员增至一百多人。^[68]江苏学务总会成立后便建立起一个相对完善的组织机构，并努力在全省设立分会，参与各地各项学务事宜。到1906 年，江苏学务总会在全省成立的各地分会已有15个。^[69]

这一时期在社团治理上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它们的成员有了新的成分。这个时期参加或发起教育社团的主要成员，多数具有双重身份，既有旧体制里获得的功名，也受过新式教育，有过国外生活、学习经历。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人系统地接受过日本或欧美教育，结社愿望最为强烈。他们看到中国与别国的差距，虽然他们的立场未必完全相同，总体趋向依然保守，但已经觉察到自强之道需结合群力，与列强竞存之道在于讲求学术、普及知识，以启民智，其中以群体观念的兴起最为重要。^[70]

其次是它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了新的内容。为了传播思想，它们从事聚会、办报（刊）、译书、办学四个方面的活动，还有一些组织开展协助留学、调查研究等多方面的业务，不再停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清议上。就集会而言，包括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集会员进行学术研讨和交流，涉及内容较广，如格致、商政、农工、技艺、变法等时务问题，苏州的苏学会、长沙的积益学会、北京的关西学会等通过集会使同志相互磋励，增长智慧。以办报刊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学会有上海的强学会、蒙学公会、译书公会、新学会、农学会、算学会、实学会和北京的强学会，长沙的南学会，成都的蜀学会等，它们通过报刊传播新知识，宣传变法维新，在当时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效。通过翻译图书开阔人们的视野，同时依托出版联系起来做成一个系列产业，如几个译书会均以译述出版为依托开展其他事务。兴办学堂更为普遍，以提倡教育、培养人才为宗旨，上海的中国女学会有女学堂，医学善会办有医学堂，苏州的苏学会办有中西学堂。长沙的校经学会、浏阳的算学会、常德的明达学会等本身就是书院性质的，以办学讲学为主。

再就是一些教育社团建立了决策与执行机构分设的管理方式，分别设立了董事会、理事会、事务所，不再由会长或副会长统揽一切。例如寰球中国学生会就分董事、执行两部，聘请总干事主持一切事务，执行的效率远远高于传统的会长统揽模式，也兼顾了当事方的诉求。1912年改组的江苏教育会就设置学校教育部、社会教育部、调查部、庶务部、交际部，并设评议员若干人。这样的细化分工使教育社团的功能更加精细、强大。

社团活动内容的增加、社团分支机构的扩大和社团成员的增多，都要求改善社团的管理方式，在这方面不同的社团应对方式各不相同，其中一些比较好地借鉴了欧美社团的管理模式，也有一些管理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