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团的建立最终还是新式教育发展的需求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从新建的教育社团主要集中在上海、江浙、闽粤、天津等沿海城市和地域看，这些地区由于开放较早，发展起了新式教育，当地其他类社会组织纷纷建立，也因受到欧美社会集会结社的示范效应影响。其中不少地方教育社团就以某一所新式学堂为基础建立起来，在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于异国他乡建立社团也是这种影响的实际例证。

清末，社会各方面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废科举，兴学堂”政策的施行，新式学堂的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原有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已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对教育发展的需求，尽管先后有废除科举、建立学部等措施，仍难以满足社会基层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也难以满足教育发展对新的教育思想、内容、方法的需求，以致出现“政府但有监督之权，与补助之责，其设施如何，悉听地方之自为”^[50]的状况。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势单力薄，专业性不足，无法独立解决好兴办新式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客观上形成了对有一定专业性的教育社团的需求。

建立并逐渐完善现代教育行政体系是建立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各教育先进国家的情况看，教育社团是这个体系中必要的组成部分。1905年学部建立后就于1906 年颁布《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让教育会成为各级教育行政体系的辅助机构的意图明显。定期召开教育会议以讨论兴学事务，发挥教育社团对决策的建议与咨询功能是学部成立伊始便确定的方针，并采取过相应措施落实推进。

要解决开办新式教育所带来的困难，清政府必须依靠具有现代教育知识的人，因此不得不放松了对结社的限制，原有对结社的禁令不宣而废，各种新式社团由此获得了存在的条件和发展的空间。(www.daowen.com)

在需要专业教育社团的时候，政府不得不放开专业教育社团发展的空间，同时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具体办法是学部建议采取日本高等教育会章程变通办理，“招集各项学务人员，在京师设立会所，由臣部监督，会议中学以下各事宜。其中难解之疑问、滞塞之情形，均可藉以沟通，取便措注，以为臣部教育行政辅助之机关。”在组织上，规定学部为教育会的领导与监督机构，从业务范围到管理规则、会员资格与人数，均有严格限制。中央教育会会长与副会长由学务大臣选派。办事官及书记各员则均“由学部酌派本部人员兼充，办事官听会长指挥，整理庶务，书记秉承办事官办理一切事宜”。中央教育会章程第十一条更明确规定：“中央教育会议决事项，由学务大臣酌核采择，分别施行。其有关于各行政衙门者，由学部咨商办理。”

尽管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教育社团发展本身还是对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教育理念的传播、教育组织的变革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陶行知曾如此评价：“教育界共同之问题应同心协力共谋解决与改进。故教育会议乃必不可少之事。吾人要求精神之一致、经验之沟通，非有会议不可。前清之中央教育会，民国元年之临时教育会议，民国四年以来之全国省教育联合会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之年会，以及去年大学院之全国教育会议，均与形成全国教育思潮、方针及进行方案有密切之关系。现在国内省有省教育会，县有县教育会，市乡之组织完备者有市教育会及乡区教育会。学校与学校合组之会议，影响较大者有中等教育协会、附属小学联合会。彼等于各自范围内所经营之事业，各有善良之效验。一门教育之会议，如民国十三年五月之乡村小学组织及课程讨论会，颇能引起乡村教育之兴味。”^[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