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兴起的学会，主要是采取西方学会的形式，但中国士人结社和关怀时政的传统仍为戊戌时期及其以后学会勃兴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学人中“士”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形成，“士志于道”成为各派学人认同的价值取向，延续了两千多年，“明道济世”成为学人追求的崇高情怀。实现这样的目标依靠个人孤立的行为很难，而需要群体共同作为。这种使命和情怀使得学人天然地与他人结成价值共同体。宋代推行“兴文抑武”政策，在庆历兴学之前，一些有学养的人周围就有意或无意形成民间教育组织，他们后来成为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如范仲淹、三苏父子、曾巩、张载等。他们对国家和社会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社会上有比较大的发言权；那些及第未仕或落第的士人，就留在地方或乡间，他们中的一些人形成了自己对社会、政治形势和自身价值的判断，《吕氏乡约》的作者吕大钧即希冀通过制订和实施乡约，完善乡村治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使命。

甲午战败后，政府的弱势再次显现，中央集权因为其自身缺陷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士人的使命感再次勃发，上书皇帝的管道不通，他们便自动结为群体，研讨复兴学理，译书著文，教育民众，讲学办报，传播新理念，引发学会勃兴。士人使命成为现代教育社团勃兴的动力源头，也是教育社团重要的维系力量，从最初的几个教育社团发起人身上都能验证这一点，无论是蔡元培，还是江苏教育会的张謇、袁希涛、黄炎培，以及其他社团的创办人任鸿隽、沈恩孚、李石曾、经亨颐、张佐汉、叶企孙，他们身上都具有士人气质，是传统士人中较早接触欧美社会的有先见、有使命担当的贤哲。在现实社会中，他们大都是某一区域、某一人群、某一专业内的精神领袖、道德楷模、知识翘楚。(www.daowen.com)

例如，1905 年发起创办江苏学务总会的恽祖祁为监生出身，任厦门道期间因虎头山划界风波与日本人交恶，被调往延平府撤职议处，回乡后曾开办常州最早的新式公立小学，又与常州知府许星壁一道发起筹办常州府学堂。另一发起人王清穆是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 年）进士，曾任商部左丞，其时正代理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恽、王二人均既有传统士人的身份与精神，又是受新学影响从传统中分化出来的学人，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发展教育来改变家乡面貌，并不愿涉及教育以外的事情。江苏学务总会虽然表示不干涉教育行政，成立之后却秉承官宪之意对新式学堂进行有效的指导与监督：“自开办以来，已著成效，官绅一气同济时艰，体朝廷作育之心，综学界合群之实，经营创始，鼓吹文明，其成就人才为甚多，转移风气为尤速。”^[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