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体育组织梅县强民体育会从1929年成立到1947年近20年的生存和发展，为梅县足球运动做出非凡贡献，在梅县足球界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中，不仅具有崇高的威望，也十分富有吸引力。就在那时，省立梅州中学体育主任陈宜焕，率领一批学生，一马当先投奔强民体育会。梅州中学这批学生中，有泰国归侨学生曾雪麟、潘培根（新中国成立初期八一队右边锋、原广州部队足球队主教练）等体育健儿。接着，县立中学、梅州师范及梅州女子师范学校的体育教员邓镇、钟惜松、古映霞（女）等，也带领一批得意门生投奔强民体育会。

此时，梅县强民体育会未雨绸缪，为了培养接班人、培养下一代，别出心裁地组织“百磅”足球队。曾雪麟、潘培根、杨霞荪、张崇阶（别名张逸、前南京部队主力前锋、南京大学体育系教授）、张腾云（原台湾木兰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曾率队蝉联三届亚洲杯冠军）、罗波（前华东军区足球队主力前锋）等，都是强民“百磅”足球队的一员。强民体育会足球前辈蓝淦、杨运粦、黄勇盛、曾昌文等，对这批“百磅队员”疼爱有加，寄予厚望，毫无保留地对他们进行言传身教。曾雪麟对强民、梅县第二代门将黄勇盛飞身鱼跃扑球等技术情有独钟，特别欣赏，常常独自在黄勇盛把守的球门后面仔细观察琢磨，并萌发了将来成为守门员的志向。这一批“百磅军”在强民体育会足球前辈的悉心教导下，在整个梅县浓郁的足球氛围熏陶下，不仅提高了技术，而且还吸收了不少足球灵气，为他们后来的足球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毫不夸张地说，曾雪麟、杨霞荪、潘培根、张逸、杨友标、张腾云、罗波等一批新中国成立初期驰骋在中国足坛的精兵良将，是从梅县强民体育会摇篮里孕育出来的。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闻名中外足坛的国家足球队前主教练曾雪麟。

曾雪麟，1929年出生于泰国。7岁时离开父母回故乡梅县扶大镇所里村跟随祖母生活。1949年梅州中学高中毕业后，他遵照父母意愿经汕头到香港，准备返回出生地泰国继承父业经商。在香港逗留期间，曾雪麟和同窗潘培根（亦准备出国到印尼）一起到香港“利侨庄”（强民体育会会长温集祥根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指示创办的吸收华侨和港澳同胞侨汇的金融机构），拜会温集祥和当时在香港“利侨庄”工作的强民体育会创始人之一黄雨柏。其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风卷残云之势直指广州和华南地区。温集祥、黄雨柏、侯惠明等正在香港“利侨庄”指挥员工们紧张制作五星红旗，以便新中国成立时供给广州和香港市民悬挂。曾雪麟和潘培根感到十分好奇和兴奋，立即加入到这一有着特殊意义的赶制国旗的行列中。闲暇之余他俩还在“利侨庄”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并经常和温集祥、黄雨柏促膝谈心，聆听他们传授革命道理和革命理想、信念。所有这些，在曾雪麟和潘培根年轻的思想意识里，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提高了他们的觉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曾雪麟、潘培根和温集祥、黄雨柏、侯惠明等人一起，亲手在香港挂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这是曾雪麟、潘培根终生难忘的伟大历史时刻。

被誉为“忠臣”的强民体育会创始人之一黄雨柏。新中国成立前，强民出征比赛缺少路费时，他曾捋下结婚戒指给球队作路费，强民复会后兴建强民会所大楼和溜冰场时，又拿出退休金6万港元捐给母会(www.daowen.com)

在广州解放半个月后，曾雪麟和潘培根经过商议，决心改弦易辙，双双从香港折回广州，“弃商从戎”。此举，彻底改变了曾雪麟和潘培根的人生命运。后来曾雪麟常常戏言说：是强民和集伯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也是强民和集伯让他没有做成“爱国华侨”的。曾雪麟从香港折回广州后，考进了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四分校，不久便加入进军大西南的行列。

1951年，曾雪麟被选入云南军区足球队，司职守门员，如愿以偿实现了成为守门员的愿望。曾雪麟的足球生涯从此正式开始。1952年，曾雪麟又被选进西南军区足球队参加第一届全军运动会。1954年上调至八一足球队。同年，曾雪麟作为北京青年足球队（实为国家集训队）的一员，和年维泗、陈成达、张俊秀、张宏根、方纫秋、黄陆等当时中国足坛的顶尖高手一起赴匈牙利，在匈牙利世界级水平的专家指导下，进行了一年半的深造（其时匈牙利足球在世界足坛处于领先地位）。这为曾雪麟后来的足球教练员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5年，曾雪麟从匈牙利“留学”回国后进国家二队。1957年调天津足球队任队长。1959年天津队获全运会亚军后，曾雪麟被直接任命为天津足球队主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