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梅城地下党联络站温清利家私店和位于梅城东门杜家祠梅县强民体育会会所一同遭到国民党的捣毁和封闭。新中国成立后，温清利家私店结束了作为地下党联络站的历史使命，而强民体育会会所也搬到西门路罗屋（梅县原邮电局隔壁）。

新中国成立后，梅县足球运动继续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10月，强民体育会在政府支持下举办“解放杯”足球大赛和男、女篮球赛。

“解放杯”足球大赛，参赛队伍主要来自梅县附城各中学足球队。强民体育会这次别出心裁，一改过去以“强民足球队”一支队伍参加的惯例，由分住在各街道的强民足球骨干牵头以街道名义组队参战。这样便把强民的主力分散了，实力也相对削弱了，但和各中学足球队实力接近了，因而更有竞争力，各街道队又可以让更多的后起之秀披甲上阵，通过实战加快技战术水平提高的速度，也加快了成长的步伐。当然，这也离不开强民多年足球人才资源的积累。由强民会后起之秀黄海华、侯梓华、张英忠、温孟光、柯纪宗、黄秉信、陈运粦等组成的“中西队”（梅城中山路和西门路组成），在“解放杯”比赛中一枝独秀，夺得冠军。中西队中的这批后起之秀，不少人后来成为梅县队、中南红队的主力。

活生生的事实，让新生的兴梅专区人民政府看到并切身感受到生机勃勃的民办体育组织梅县强民体育会的潜在资源，更加认可强民体育会是发展新中国体育运动一支不可多得的力量。强民体育会副会长蓝淦，长期以来对足球运动和强民体育会一片痴心和忠心，特别在会长温集祥长期在外的情况下，担负起强民体育会的会务工作，表现出相当的组织能力，雷厉风行，深得强民会会员和群众的好评，也得到人民政府的肯定。于是，裁缝出身的蓝淦率先被政府调至梅县文化馆任体育干事。

强民体育会新会所西门罗屋，正门进去的天井中，放一张乒乓球台，下厅摆放一副双杠、一张垫子，再往里面空地上则放有石制的杠铃等健身器材。天井右边是不到20平方米的客厅，放置着一张康乐球桌。客厅端方相对有四个房间，两间给蓝淦一家人住，一间给会所驻会干事住，另一间放体育器材。正好这时，温集祥从海外向李恩绅、刘家琪、刘宜应等侨领募捐到的一万港元基金已到位，放到银行里生利息。强民体育会终于有了固定收入，“有水行船”了。

摄于1948年的第三代强民足球队主力战将：后排左起蓝淦、谢维钢、张英忠（后为国家二队队员）、侯梓华（后为中南红队队员）、蔡利生（后为中南红队队员）、黄勇盛；前排左起温孟光（后为南海舰队足球队队员）、科继忠、王海华（后入选中南红队）、罗波（后为华东军区足球队队员）、杨殿宏

强民体育会决定物色一名会员担任专职驻会干事，处理日常事务。强民会所第一任驻会干事叫丘泉坤，梅县城郊扶大乡人，在家务农，十分喜爱体育运动，尤其对跑步和足球情有独钟。他的100米短跑成绩是11秒8，是当时梅县中的佼佼者。后来在梅县足球队里他便以速度快而司职右边锋，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梅县足球的辉煌立下战功；退役后师从老裁判刘锦泉，经过艰苦努力成为全国首个国家一级农民裁判。

当时，强民体育会给了丘泉坤每月15元的补助，他感到十分知足。他一天到晚几乎都不离强民会会所，接待、安排来会所活动或参观的会员和群众。

这个不足80平方米的强民体育会会所，却成了梅城足球爱好者最为热衷的聚集地，吸引着众多梅城的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每天的活动程序和内容，几乎都一样，周而复始：上午会友们来了之后，就各从所好，有的打乒乓球，有的打康乐球，有的下象棋，有的论球经等。这些活动是过渡性的，“必修”活动课则是练双杠、做垫上运动和举重等身体训练，为当好一名足球运动员打下体能基础。午饭、午休后，会员们又主动来到会所，下午2时起，他们便三五成群结伴到东较场踢球去了。

全国首创“家庭足球队”。图为丙村镇廖耿光老师一家（陈兴城　摄）

梅县东较场，除了中间有一个400米跑道围住的标准大型足球场外，周边至少还有五六个七人制的小型足球场和几个篮球场及一些健身的体育设施，供体育爱好者和足球爱好者自由练习。就在这块1万多平方米的绿茵地上，每天从东边出现鱼肚白到太阳西下，数以千计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足球爱好者就在这里自由地展现天才、训练技术、发挥个性、切磋球艺，从而造就、涌现出一批批、一代代足球英才，为梅县、梅州、广东乃至中国足球运动做出可圈可点的贡献——温铭林、黄秉信、谢维钢、李璋、黄淦祥、杨殿宏、杨和荪、张文济、丘泉坤、罗寿元、李汝章、张绍亮、张梓棠等就是从西门罗屋强民体育会会所，走向东较场，再从东较场走出去，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梅县足球代表队员；饶秉饮、张宏元、邓镇、黄海华、蔡利生、张英忠、侯梓华、张健、张文运、邓雪昌、梁辉元、陈汉粦、杨霏荪等也是从西门罗屋强民体育会会所，走向东较场，再从东较场走向中南足球红队（武汉体院队）或中南足球白队（广州体院队）或广东队。其中，张英忠、邓雪昌还上调国家二队，杨霏荪上调国家青年队。

杨霏荪在一篇回忆他足球生涯的文章中写道：(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初期那几年，我几乎天天都和几位好友到西门罗屋的强民体育会去玩。在那里我结识了比我大一些的足球好友，天天下午都结伴到东较场踢足球，一直到天黑，甚至有时直至各家父母兄长、叔婆伯姆跑进球场去拉各自满头大汗的孩子回家吃饭时，比赛才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初期，梅县还没有成立像现在条件那么好的业余体校，我就是在强民体育会的培养下，在兄弟会友帮助和蓝淦伯、杨运粦叔等前辈的辅导下，使足球技术得到迅速的提高。从16岁入选梅城镇队开始，先后进入梅县足球队、广州体院（中南白队）足球队、广东足球队，再调入中国青年队，作为队长和主力队员，转战南北十几载。

每当我回忆起少年时代在强民体育会度过的那段美好的日子，都会在自己年过半百的心田里，激起一股奋发向上的浪花。

强民体育会大多数会员和骨干，新中国成立前几乎都处于社会底层，新中国成立后自然也就成了闲散人员，没有固定工作。鉴于此，人民政府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继把蓝淦调去文化馆任体育干事之后，又将强民体育会一批老骨干和足球立功战将张作瑨、杨运粦、陈宜焕、黄勇盛、刘锦泉、罗波、饶秉饮、李俊昭、温铭林、张丁元、杨殿宏、张文济、梁坤芳、李孚能、杨和荪、李璋、古日芳、张绍亮等，先后分配到梅县城乡的梅州中学、联合中学、西阳中学、丙村中学、松口中学、高级中学、水白中学等中学任体育老师；张学基、邹应荣分别到民盟、银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前操持地下党联络站业务工作的朱醒芳被安排在新华书店，强民体育会骨干温伟祥遗孀谢庭训被安排在中国银行工作。强民体育会骨干和众多会员，在新中国成立后，从旧社会的最底层，一跃成为国家干部、人民教师，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他们做梦也不敢想的。

正因为多数强民体育会的骨干和会员，出身社会底层，家境贫寒，缺少文化，疏于教育，因而在思想上、观念上、组织纪律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基于这种情况，人民政府又组织他们到汕头地区的潮州（当时兴梅隶属汕头地区）进行“思想改造”，让他们把从旧社会带来的不良习气和作风，来一个大清理、大扫除。当蓝淦带领一批强民骨干从潮州“思想改造”完回到梅县时，个个有如经过春风雨露沐浴，精神焕发，满面红光，朝气蓬勃。

强民体育会这批骨干不辱使命，没有辜负人民政府的苦心栽培和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也没有给强民体育会丢脸。在后来几十年的执教生涯中，他们怀着对人民政府的感恩之心，为培育人才，特别是培育足球人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在丙村中学任教的“球怪”杨运粦，克服了文化水平低又不善言辞的先天不足，把自己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不少足球绝活悉心传授给下一代，培育了不少人才，为推动梅县足球运动立下新功。

强民体育会自1938年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后，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影响，一直没有召开会员大会。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名强民骨干和会员又得到人民政府的妥善安排，安居乐业。在这个大好形势下，第三届强民体育会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已经是十分必要，也是水到渠成。然而，此时此刻的会长温集祥，还被关押在新加坡奇樟山集中营；但强民体育会不能长期群龙无首，温集祥会长何时才能回来呢？大家心急如焚可又一筹莫展。

原来，新中国成立前夕，温集祥根据南方局方方书记指示，在香港参与创建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工作，并出任该行营业部主任，后调至香港南新贸易公司（地下党机构）任副经理。1950年秋末，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已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内其时最急切需要的物资是汽油和橡胶。周总理指示香港南新公司立即派人到东南亚去采购。温集祥临危受命，担当此任务，到印尼后马到功成，顺利和印尼商人签订了购买五千吨汽油的合同，得到周总理的书面表扬，并指示温集祥继续留在印尼前往新加坡接受新任务，结果在新加坡轮船上被新加坡当局逮捕，关押在奇樟山集中营。

1951年5月27日，在会长温集祥缺席的情况下，梅县强民体育会在梅城道前街杨家祠（梅县会议招待所），召开了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80余名代表参加。会上，就会长一职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20多年来温集祥带领强民体育会把握正确航向，不仅开展足球运动取得骄人战绩，名扬海内外，而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投身革命。温集祥为了强民体育会的生存和发展呕心沥血。如今，我们苦尽甘来，而他却还在集中营里受苦受难。我们不能忘记他，强民体育会更不能没有他，相信他一定会回来。

为此，会员代表大会一致选举缺席大会的温集祥连任第三届强民体育会会长。当大会主持人蓝淦宣布这一决定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这决定、这掌声，充分表达了全体强民体育会会员对温集祥的尊敬、爱戴、信任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