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强民体育会会员为主组成的梅县足球队蝉联省运会冠军，使强民体育会声誉日隆，前来参加强民体育会的各阶层热爱足球的人士，男女老少都蜂拥而至。抓住这个有利形势和契机，强民体育会别出心裁来了个“仙女散花”。何谓仙女散花？就是把强民足球队的主力、特别是首夺和卫冕省运会冠军的功臣，分散到各街各片，成立强民分会或球队，进行训练，展开比赛。一时间，以凌风路、中山路、西门路、大康路、东湖路，以及附城张家围、黄塘等街道和地点命名的足球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梅城各个角落。这些街道和社会足球队与十多个中学足球队交相辉映，彼此间赛事频频，大街小巷球赛海报琳琅满目，人们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足球，梅县城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足球氛围，梅县成了名副其实的足球城。

正当强民体育会借梅县足球队蝉联省运会冠军的东风，把梅县足球运动搞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之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声响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梅城和全国各地一样有如愤怒的海洋，掀起了层层抗日救亡的巨浪。初心有志“强国强民”、洗雪“东亚病夫”之耻的梅县强民体育会，同全国人民一道义无反顾地、勇敢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激流之中。

1937年深秋的一天，中共梅县地下党负责人梁集祥到梅城西门路强民体育会会所温清利家私店，向会长温集祥主动提出参加强民体育会，并代表地下党梅县中心县委，对梅县强民体育会在抗日救亡中的作用，及如何围绕抗日救亡中心开展会务工作提出了建议。温集祥代表强民体育会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义无反顾地挑起重托。梁集祥语重心长地对温集祥说：“温会长，你能带领强民打败英舰队，能带领梅县足球队扬威省城，相信你也一定能带领强民体育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才干，不负众望。”

1938年春，强民体育会在东较场民众教育馆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会议一致选举温集祥继任会长，梁集祥、余勇谋（均为地下党员）等为副会长。这就表明，梅县强民体育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间群众体育组织，同时还是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团体。

其时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梅县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涌现，依次成立的有“梅县学生抗敌同志会”（简称“学抗会”）、“梅县青年抗日同志会”（简称“青抗会”）等。根据中共地下党指示，强民体育会全体骨干加入“青抗会”。青抗会选出梁集祥、陈晓凡（均为地下党员）、温集祥三人为青抗会常委，温集祥任青抗会常务主席。这些青抗会骨干中，半数是地下党员，半数是强民体育会骨干。

强民体育会说干就干，立即投入大行动，出版《正义报》《燎原》文艺月刊，举办木刻展览等，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反响强烈。青抗会成立了“梅县流动剧团总团”，下设四个分团，强民体育会为第一分团。

强民第一分团首次公演自编、自导、自演的抗战话剧《夜之歌》，就一炮打响，赞声如潮：“想不到强民会员能武（踢足球）又能文（唱歌、演戏）。”

难能可贵的是所有强民会员不论义演、义卖、义赛都是枵腹从公，没有丝毫报酬，伙食费还要自掏腰包，而所得收入却悉数购买棉衣和药品送往抗日前线。

学抗会、青抗会、强民会的热血青年，几乎天天聚集在强民会会所温清利家私店后堂，唱歌、跳舞、排戏、开会……强民体育会以他们的革命壮举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越来越多的爱戴和拥护，而温清利家私店久而久之也成了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被群众誉为“梅县的延安”，要抗日、要知道抗日救亡的消息就到温清利家私店去。国民党顽固派则把强民体育会视为“异党的外围组织”，说温清利家私店是“异党活动大本营”。这样，温集祥、温伟祥也就成了“异党”的怀疑对象。(www.daowen.com)

1939年，蒋介石进一步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紧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严重危机。其时，强民体育会准备成立松口分会，正当温集祥和蓝淦专程赶到松口参加成立大会时，国民党梅县党部书记黄毅亲自打电话给松口警察局局长梁治扬，说：“强民队是穿红色球衣的，有共产党嫌疑，强民松口分会不能成立。”而温集祥也先后被国民党骨干大律师古训、国民党梅县党部秘书叶孟元及国民党兴梅党务专员李伟光叫去“诫训”。因“查无实据”，所以他们只好告诫温集祥：“你做生意就做生意、踢球就踢球，别去做演戏、唱歌那些事了。”

政治风云急转直下，学抗会被公开取缔，青抗会实质上也被迫解散，只有强民体育会让国民党顽固派“打不得、革不得”，还保留着合法地位。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温集祥得到中共地下党梅县中心县委负责人梁集祥的指示，要充分利用强民体育会的合法身份，并借助强民体育会不断飙升的声望和影响，坚持依托足球平台，主动和国民党党政军头目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打好关系，坚持不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梅县强民体育会素来有爱国传统，曾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图为2015年7月15日，《梅州日报》整版报道

于是，温集祥先后聘请省府主席李汉魂、十二集团军司令余汉谋、省参议会副议长黄枯桐、团管区司令曾其清、梅县县长梁国材、梅县商会会长廖建宸、梅县中山日报社社长陈恩成，以及驻福建青年军109师师长温鸣剑等各方要员出任强民体育会名誉会长。没想到这些高官和知名人士竟然个个都乐于接受，这就使得强民体育会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有了极为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温集祥顺势而行，大打“足球牌”，于1940年先后在梅城举办“枯桐杯”“国材杯”“建宸杯”等足球赛。这些赛事，不仅让梅县城的足球运动在抗日战争特殊环境下依然有声有色，而且更广泛地将各阶层人士团结在统一战线旗帜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这一系列的举措，既体现了强民体育会的声望和影响力，以及其斗争的灵活性，也体现了温集祥开阔的胸襟和开展统战工作的才智。这对一个民间群众体育组织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求生存、图发展至关重要。

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正策划越过丰顺县的“猴子岽”进犯兴梅。温集祥接到中共地下党指示，准备组织以强民骨干为基础的武装队伍上梅南九龙嶂打游击。正当筹划之际，国民党右派先下手，将温集祥、温伟祥、谢建弘、黄波、刘庆英、谢禄秀、邹应崇七名强民会和青抗会骨干逮捕，押解到兴宁侦察连。这就是梅县抗战历史上有名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右派已下密令，一旦日军进犯兴梅事成，关押在兴宁侦察连的政治犯一律处决。后因日军的“山东马”未能越过猴子岽，因而取消了进犯兴梅的计划，“七君子”才幸免于难。

强民体育会这一求生存、图发展的理念及其包容性，在强民后来的事业进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