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即20世纪初，梅县城乡踢足球的风气已经十分盛行，不仅在学校读书的学生爱踢，就是土生土长在穷乡僻壤的少年儿童，也一样到处在踢足球。那时踢足球的条件还十分简陋。哪里有真正的足球拿来踢，就连踢橡皮球也只能是偶尔有之。可又因为要踢，便想方设法把棉布或者面纱缠成一个圆球，或者爬到树上摘下未成熟的柚子充当足球。球场呢？梅县农村客家围屋前面，几乎都有一个大小不等的禾坪（即用石灰或泥土打平的晒谷场），这便是最简便的足球场了。河边的沙滩上，或者冬日割了稻谷后的稻田里都是天然的球场。然后搬来两块石头，或脱下衣服、放上书包在两边一摆便成球门，继而两队摆开阵势，热热闹闹踢起球来，踢得不亦乐乎。

1924年10月10日丙镇公学20周年纪念会足球选手合影，反映出当时梅州足球的兴盛（图片殊为珍贵，由梅州收藏家罗雄提供）

梅县城乡少年儿童如此酷爱踢足球，首先与梅县华侨众多有着密切的关系。梅县地处南粤之东，山多田少，在旧中国漫长的岁月里，由于本地没有工矿企业，这群中原后裔的客家人谋生不易，生活十分清贫。男孩子长大成人了，却难觅一工半职维持生计。于是，一批一批的男孩子便被迫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万水千山之外的东南亚或者非洲、美洲、澳洲谋生。尤其在东南亚各地，诸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印度、泰国、越南等地，有特别多梅县青年在那里谋生。他们和那些地方土生土长的梅县华侨青年，一起受到驻扎在该地的欧洲官兵爱好踢球风气的影响，也对足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梅县从城镇到乡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华侨。这样，华侨青年从侨居地回国后，也就带动了千家万户的人踢足球。

在梅县西阳下黄坑村发现的创作于1935年的足球壁画之一，两位球员正在拼抢（连志城　摄）

在梅县西阳下黄坑村发现的创作于1935年的足球壁画之二，画中文字“守门员接球之姿势”（连志城　摄）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广东省梅州市黄任寰故居足球壁画，画中一位运动着装的少年盘腿而坐，怀抱一个足球（刘奕宏　摄）(www.daowen.com)

在梅县的城乡，华侨、侨眷或水客回国时，有一种似乎已经约定俗成的习俗——带“手信”。所谓手信，即是他们回国回乡时，带一些海外侨居地便宜的日常生活用品，诸如衣料、毛巾、香皂、糖果等，分赠给家乡的父老乡亲。而给孩子们的手信中，又会专门买回外国出产的橡皮球。这种橡皮球，有的有饭碗口那么大，有的却似鸡蛋那么小。孩子们有了这样的橡皮球可高兴了，踢起橡皮球比起踢布团或者柚子不知劲头要足多少倍。这自然而然促进了足球运动在梅县城乡的普及。人们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了对足球技术的训练、琢磨。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完全合乎足球运动“要从娃娃抓起” 的论断，并对“从娃娃抓起”的论断作了生动形象的诠释。

当年杨向梓培育出杨家足坛五虎将之一的杨霏荪（左一）

20世纪初，足球运动在梅县城乡各个中小学特别风行，离不开西方传教士和华侨各种形式的引领参与和热心支持。梅县东山中学、省立梅州中学、教会学校乐育中学和广益中学等莫不如是。如一段时间在梅县独领风骚的梅州中学足球队，在远征汕头时，还击败当时颇负盛名的礐石中学足球队。当时梅州中学足球队的著名后卫杨向梓，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南粤足坛名将杨霞荪（八一队）、杨霏荪（国家二队、广东队）、杨芬荪（广东军区队）、杨芳荪（广州大学生队）、杨露荪（福建队）的父亲。他的儿子们被誉为杨家五虎将。杨霏荪之子杨宇锋20世纪80年代效力于广东队，之后曾任广州太阳神二队教练；杨露荪之子杨朋锋曾加盟四川全兴队，参加全国甲A职业联赛，现担任广东体育频道足球评论员……对此，足球界人士夸说杨家足球颇有“家学渊源”。

因为梅县自古文风极盛、教育发达，加上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热心捐资办学，以及地方乡贤积极倡导，全县城乡共有小学几百所、中学数十所，且大部分为民办。几乎每个乡都有几所小学，而在梅县县城方圆五六公里内，更有多所设备较为完善的中学。无论是在县城还是在乡镇的所有中小学校，都开辟有大型或小型足球场，供学生们训练和比赛。足球场地是组织进行足球比赛的基本条件和保证。要进一步普及和提高足球运动，一项重要手段就是多组织球队参加比赛。而要参加比赛，球队就必须要有组织、有训练。学校，无疑便成了足球队成长进步的最好沃土。那时，乡村小学之间的比赛，城镇中学之间经常对垒不断。梅县县城几所设备较为完善的中学，如梅州中学、东山中学、乐育中学、广益中学，经常举办校际足球赛，彼此切磋球艺，使得梅县学校足球运动水平不断提高，而反过来又促进了群众性足球运动在全县城乡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