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邹衍，以阴阳学说名扬一时。诸侯迎送，车盖如云。他创立的“五行终始说”，对后世影响甚广。其理论根据是：“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应同》）据说黄帝之时，出现大螾大蝼，意味着“土气胜”。夏禹之时，秋冬草木不枯，意味着“木气胜”。殷汤之时，水中发现金刃，意味着“金气胜”。文王之时，火光冲天，“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意味着“火气胜”。把以上朝代沿革排列起来，其顺序为土胜水，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接下去，推论当然是水胜火了。《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秦代更替周代，周代火德不胜的就是水德，所以秦代定水为其政德。那么，汉朝呢？公孙臣按邹衍的法则排算，认为应属土德，即以土胜水，并预测将有黄龙出现之祥瑞。然而，汉高祖用张苍之议，以“河决金堤”为祥符，初定水德，罢免了公孙臣。后文帝时天水郡成纪县果见黄龙，于是复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见《资治通鉴·汉纪七》）。至汉武帝而明定土德。直至光武中兴，依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新理论，自太昊始，上承燧人氏钻木取火而为木德。木生火，炎帝为火德；火生土，黄帝为土德；土生金，少昊为金德；金生水，颛顼为水德……依此承续，剔除秦代不计，得出汉属火德而为刘秀赞许，并定都洛阳，去洛边之水而改称雒阳。所以，《汉书·高祖本纪赞》云：“旂帜尚赤，协于火德。”

刘氏父子的五德终始说与邹衍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采取五行相生而后者采取五行相胜。显然，后代继承前朝而生，比之后代克亡前朝而胜具有更大的和解味与安抚性。所以，其后改朝换代，多采相生之说。三国魏称土德，土生金，晋应金德。隋继北周木德而属火，火生土，唐顺土德。但是，武则天改国号周，自谓火德。五代十国，错综复杂。宋继后周木德而行火德。火生土，金称土德；土生金，元为金德。但明兴复崇火德，而清则起于辽水，名见水色，当尚水德。袁世凯称帝时，又自奉火德，并在登基之日以一桶桶红漆涂遍整个紫禁城。民国非封建王朝，本无五行之藩，但也有好议者信口比附。如林语堂就说过，青天白日，尚青，应木德。于是，又有人跟上说：木生火，“全国山河一片红也”！

五行终始说有没有道理？从前后朝代相生相克的某种因果分析，当然不能完全归之为妄。但是，生克过程是否一定遵循五行轮回的程序，实际上历史早已作出确断：否。《周易·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各朝各代各有特殊情况、特殊矛盾，不可能套用固定的程式去解决变化的难题。《周易》蕴藏五行化生的元素，如乾金、坤土、离火、坎水、巽木，但经书自身并未硬性规定它们相互之间的生克功能。《周易》所始终坚持的是一阴一阳之道的对立统一法则，倡导阴阳亲善，刚柔和合。围绕这一根本原理，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对水火关系的认识与处理。水为坎，火为离。坎离既作为上经收官的一对错卦，二者交互组合，又成为全经的一对压轴卦：坎上离下成既济卦，离上坎下成未济卦。明来知德云：“水火者，乾坤所有之物，皆天道也，体也。无水火则乾坤为死物。”“既济未济者，男女所交之事，皆人道也，用也。无既济未济则男女为死物。”（《周易集注》）由此可见，水火在天道中的地位及水火交织而成的既济未济在人道中的功能。

水火在五行终始中的地位与功能，均非其余之土木金所能比拟。从历史文化看，周替殷而立，其兴也体现着文化之兴。所以，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然而，这个“郁郁乎文哉”的王朝终竟败在“滔滔乎水也”的嬴政手下，就天道言乃水胜火，就人道言则既济而必致未济也。既济，武王灭纣，周公辅政，分封诸侯，全国大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获得了长足发展。未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生产关系的调整与上层建筑的演变，社会矛盾加剧，诸侯称霸，朝廷无能，最后唯有推出一位秦始皇来收拾残局。

水胜火，秦灭周。这是颠扑不破的定式吗？《周易》哲思告诉我们：非也。因为“易，穷则变，变则通”。水可以灭火，在一定条件下，火亦可以灭水。一场漫山遍野的熊熊烈火，可以烧干一切草木所涵之水，纵有骤雨狂流倾注，亦将使之化汽逃逸。试看暴秦苛政，势若虎狼，而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豪俊群起响应，遍地火光，烈焰蔽空，秦水顷刻气散云消，从而展示了一幅火胜水、汉亡秦的新图景。

周秦汉三代，两火夹一水，可谓处于水火之际。水德火德，究竟有何特色？据《史记》载，秦代奉行水德的表现有：第一，“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即修改岁首时间，以十月初一为元旦进行庆典活动。第二，“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即服装、旗帜、符节均崇尚黑色。第三，“数以六为纪”，即基准之数定六：符信、法冠高六寸，车宽六尺，六尺合一步，六马驾车。第四，“更名河为德，以为水德之始”，即把黄河改名德水，显示水德开始。第五，“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即施政刚决、坚定、暴烈、严峻且依法行事，严刑峻断而不能讲仁慈、恩惠、和爱、道义，认为只有这样才合乎五德规范。

周代的火德有些什么内容，司马迁无明确叙说。我们从有关史书中大体可得如下描述：

第一，崇尚礼仪，确立社会伦理秩序。

第二，修编乐声，让社会洋溢和谐之音而呈祥和气氛。

第三，亲亲，笃仁，敬老，慈少，改善道德风尚。

第四，礼贤下士，尤以周公旦为最，竟至“一沐三握发，一食三吐哺”，为了接待宾客或信访，连洗澡、吃饭也毫不在乎了。

第五，初具民本思想，提倡敬天而保民。

第六，重视教育，王室按东南西北中开办了辟雍、成均等五所大学，诸侯亦各建学宫。

第七，色以赤为尊，应建国时赤乌之瑞。

汉代的火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www.daowen.com)

第一，倡读经书，尊崇儒学。

第二，在稳定政权初期，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第三，宣扬天人合一思想，盛行“天命”观、天地崇拜与祖先崇拜。

第四，宗教多元化。本土的道教立坛而起，西来的佛教应运普化。

第五，民族往来互动加强，促进了各族文化融和。

第六，崇尚赤色，以“高祖斩赤蛇起义”为其始原。

水火之德，确存殊异。但最主要的不在五色黑红之分，而在思想观念与基本体制之别。首先，崇水德者大一统观念突出。秦始皇不仅采取“车同轨，书同文”，而且实行中央集权，将周朝的诸侯分封制改变为王室直控的郡县制。更有甚者，为强求思想一统而竟至“焚书坑儒”。与此同时，集中权力，加强权力，必千方百计强化实力，直至动用武力，无所顾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谋私利，可践公理，不惜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纵然表面上起用法家，实行法治；实际上还是圣旨高于法律，回归人治。李斯受戮即系典例。反观周朝，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武王即位，师修文王绪业”。成王返政，“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见《史记·周本纪第四》）。即便传至不肖子孙周厉王而发生政治危机时，德治精神仍未瓦解；公议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达十四年之久。毛泽东对此评价甚高，他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它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引自红旗出版社《毛泽东读批〈史记〉》）看来比较赞赏周之火德。而汉“火”与秦“水”相比，其政治体制主要是在郡县制基础上适当增补了一些王侯。折中之主旨，前者有利于一统天下，后者有利于王族内部的权益平衡。但刘邦曾作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不料去世未久即遭吕后破坏，造成外戚专权，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汉“火”优于秦“水”的另一亮点在于统治作风相对民主，思想言论相对自由。毛泽东特别肯定汉高祖刘邦“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引书同上）。

如上所述，毛泽东颇为欣赏周“火”、汉“火”。那么，他一定反对“秦水”了吧？非也。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当然，他也公允地指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价，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之后，丧失了进取的方向，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毛泽东的评论告诉我们：“水”无常恶，“火”无常善。水火之际，善恶交集。正确认识和处理水火关系，从善去恶，事关政治大局。而《周易》哲理认为：水火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六十四卦的最后两卦，非常鲜明地体现着水火之间的关系：水上火下，卦象就是既济；火上水下，卦象就是未济。既济，事业告成。未济呢？卦辞回答说：“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意即一只小狐游渡过河，几乎已接近对岸，尾巴还是沉到水里去了。其结论自然不利。为什么“水上火下”能既济呢？因为水势由上向下，火势由下向上，形成互相亲和沟通的局面。同时，全卦各爻位置皆正，显示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各尽其职，各守其责，保证了系统整体处于良好状态。反之，火上水下，互相背离，全卦各爻位置皆歪，上下失和，基层不正，结果只能是功业难成而止于未济了。

《周易》哲思的精深，更表现于既济、未济之间并无绝对的分界。它们可以相互鉴借，相互转化。在未济状态下，如果人们能按照孔子在《象传》中的教导：“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审慎地识辨事物情势，摆正位置，妥善处理，则有可能改变局面，化未济为既济。反之，在既济状态下，如果人们满足现状，故步自封，不求继续前进，甚或妄自尊大，一意孤行，逆时而动，则最终必将应验卦辞的判断：“初吉终乱。”好景不长，到头来免不了发生动乱，由既济转为未济。周朝如此，秦朝如此，汉朝何尝不如此！

水火之德，各有其善，也各有其恶。水德之善，显示于刚劲、力量、统一；其恶则表现为骄横、独裁、自我欣赏。火德之善，显示于通透、文明、开放；其恶则失之于放任、分散，容易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然水火善恶，见仁见智，未可遽作定论。重要的是身具其德者应有自知之明，辨时识变。水以坎卦为象，孔子据此告诫“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强调有识之士以此为鉴，经常保持良好的德行，熟习教化诸事。火以离卦为象，孔子据此告诫“大人以继明照四方”，即当权者应坚持不懈地以德政的光明照亮四方。据此行事，去恶从善、必德业久长。

有人打算套用古代的五行终始说来阐释乃至预测现代社会的政治动向，也许是一种近乎天真的设想。在《周易》的哲学词典里，作为自然物质现象的金木水火土，都不过是某种卦象特定内涵的相应外延。而所有卦象皆为意象，其中究蕴何意，“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不仅当权者会对所奉政德作出自己的见解，而且评价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背景，对当政者的德行更会产生五花八门的不同估量。比如，林语堂说民国应木德，而邹衍认为夏代属木德，依刘向父子的理论北周、后周为木德，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呢？袁世凯复辟自命火德，武则天改国号自称火德，周代是邹衍定的火德，隋代、宋代、明代均奉火德，它们又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处呢？即使就同一个民国说，孙中山与蒋介石的政德一致吗？北伐前的蒋介石与北伐后的蒋介石政德一致吗？蒋介石与蒋经国的政德一致吗？蒋经国在执政初期与后期的政德一致吗？美国从建国时的华盛顿、二战时的罗斯福、侵朝时的杜鲁门、为中美建交打开大门而签订《上海公报》的尼克松，到当今的奥巴马，他们之间的前后更替可以援引五行终始说来描画吗？同样，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其诞生迄今的历届领导人，当然也很难以五行之一来概括他们的政德。

五行终始固然可以各解其说，但就多数民众看，相较于水德，似更认可火德。因为自古以来霸道苛政始终被比作洪水猛兽，而燧人氏钻木取火与西方普罗米修斯窃取火种，也许更体现着大众对于火的崇尚与希望。诚然，如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样，火可暖心，也可焚身。因此，当开发火的亮丽、透明、和暖，并且充满着解放思想的人性之光的时候，应当像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圣火的点燃过程那样，几经长途接棒，充分准备，然后才是终极点火者腾空起飞，将光明带着希望洒遍四方。其中道理，《周易》归纳为一个生机盎然的卦象：革。革的上卦为兑，象征喜悦和乐；下卦为离，象征光明之火。它表明和悦有待点火，点火必须和悦。同时，兑卦还可象征泽水，象征少女；离卦则可象征中女。所以，孔子在《彖传》中解释说：“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阐明“革”是解决矛盾的必由之路。他进一步指出：“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悦，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说得真好呀！正若孔子所言：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日进行实践验证，才能令人信服，即“巳日乃孚”。文明在于和悦，通达在于公正。改革的举措适当，一切疑惑、顾虑乃至流言飞语就会消失。商汤革夏桀之命，周武革殷纣之命，既顺了天道，又符合民心。改革的时代意义多么伟大啊！面对现实，联系两千多年前孔子在《周易大传》中的这段精湛论述，人们怎能不为其超凡的预知之明拍案叫绝！

或问：水方滔滔，何能生火？答曰：《周易》的意象思维启示我们：如果水象征漫无边际的权力，则权力之行，必谋其利益。为匿金于室，藏娇于屋，宴乐于堂，则大兴土木，如秦筑阿房宫，清建圆明园、颐和园。这就叫“水生木”。而水可生木，亦可腐木。腐久升温，达到一定程度而火起矣。这就叫“木生火”。毛泽东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燎原之火，岂行将枯干之水所能灭之哉？不过，当火势熊熊之时，同样应注意可能反向生水。因为火若意味自由度的增加而分散权力，则分立之权各争自主，各争地盘，直到“寸土必争”。这就叫“火生土”。“土”有什么用呢？土能生金，亦即通过分权争得之利。而若人人争利，处处争利，缺乏协调，缺乏制约，后果怎堪设想！于是，集中统一之说又将此起彼落矣。集中统一，水之德性，所以这就叫“金生水”。

水生火、火生水，究应如何保持既平衡稳定、万众齐心，又革故鼎新、不断前进？还得请教《周易》，特别是有关坎、离、既济、未济四卦的深刻阐析，它将会给当权者和各方人士带来新的反思、新的启示和新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