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发意象思维之先声，集意象思维之大成，创意象思维之硕果。

什么是意象思维？意象思维就是运用意象进行认识活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过程。

什么是意象？意象是思维活动中与形象和抽象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概念。按《辞海》（1989年版）注，意象是“表象的一种。即由记忆表象或现有知觉形象改造而成的想象性表象。文艺创作中意象亦称‘审美意象’，是想象力对实际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生发，而在作者头脑中形成的形象显现”。而表象是“在知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感性形象。感知过的事物在头脑中重现的形象叫记忆表象”。美国诗人庞德说：“意象是一刹那间思想和感情的复合体。”而《周易》则将记忆表象内化意念而外显为象征宇宙万物的符号化的卦象，以意生象，又反过来因象缘意。正如《系辞传》所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也者，像也。”又云：“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所以，意象即系意念之象，而卦象则是尽意之象，也是尽情之象。“情意无限”，是我们通过《周易》对于意象的某种解读。然而，《周易》蕴涵的意象，并不等同于《辞海》描述的“想象性表象”。它既可表现为表象，又可表现为观念。并且，这种表象或观念还可以同时多重展现。例如，人们观察乾卦而获得的意象，作为表象既可以显示为天，也可以显示为龙，为马，为金，为玉……作为观念，既可以导出《彖传》的“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也可以导出《象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可以导出《文言传》的“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所以《周易》的意象，应是一种形神俱备的多重性意念综合体。表象源于对事物具象的感知，抽象源于对具象感知的本质提炼（归纳与概括），意象则源于对具象感知的直接自我识别。因此，在同一条件下，人们对于同一事物通过感知、提炼而形成的表象与抽象可以基本相同，而通过自我识别形成的意象则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它使意象具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特点，从而对意象的捕捉、认识与运用既给我们带来可能的困惑与一定的难度，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无以名状的乐趣。

同形象思维（艺术思维）和抽象思维（逻辑思维）一样，意象思维的潜能自然地存在于作为智慧动物的人的头脑里。它需要开发，需要锻炼，需要熟习，需要拓展。而位居群经之首的《周易》，不仅提供了运用意象思维构筑宏伟理论体系的范例，而且提供了启悟、引导、培育与演习意象思维的生机勃勃的园地。

《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它告诉我们：推进《周易》之道不断深化的代表人物，有上古的伏羲氏、中古的周文王和下古的孔夫子。他们在不断充实完善《周易》这部经典的过程中所下的工夫，都离不开恰到好处的意象思维。伏羲作为渔猎时代社群智慧的化身，“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伏羲通过观察天地鸟兽、山野川谷、人身组织以及种种事物形态，创设了通德性、拟物情的八卦图象。这种卦象，将某种意象外现为简洁的线条符号，即阴阳爻画重叠组合的卦象。此后，“文王拘而演《周易》”，在将八卦“因而重之”推出六十四卦的基础上，逐卦加注了他认为合适的判断语，即通过自己的意象思维用文字为卦象符号表意。据说周公旦又仿效文王，在各卦六爻之后加注了文辞，以表达爻象之意。联系卦象之意的文字叫卦辞，联系爻象之意的文字叫爻辞。其内容多属“吉凶悔吝”、“元亨利贞”之类。或有涉及自然物性、史事社情，失得往来者，亦乏系统条理。但是，智慧超凡的孔子效法“圣人以神道设教”，运用意象思维的独特功能，站在哲学和道德的制高点上创造性地阐释这些晦涩难解、歧义纷呈的卦辞、爻辞，竟从若明若暗的经文中发现“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推断“《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直指“《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进而继承与发展《周易》古经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形而上和形而下相结合的方式论述哲理，深化道德教育，全方位地打开了解放思想的道德哲理大门，使《易传》释于经而不拘泥于经，据于经而超越于经，终令经传一体的《周易》借《十翼》之助力，飞翔于哲理的天宇，遨游于道德的时空，精深澄澈，绝唱凡响。

《周易》告诉我们：卦象可以启引意象，卦名、卦序以至经文的一字一句，同样可以启引意象。孔子不仅从乾坤之象中体会天地，从坎离之象中感受水火，而且从《周易古经》的文字中探寻到许多精彩纷呈的意境。诸如“需，须也，险在前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大壮，大哉壮也”；“明夷，明入地中”；“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序卦传》）；“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杂卦传》）；“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彖传》）等等妙语箴言，无一不是孔子在传述《周易》时发挥意象思维而获得的珍贵精神产物。

卦象、卦名、卦序、卦爻辞为什么能启引意象？因为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构成了触发人的意觉的外在因子。大家知道，触发视觉的外在因子可归纳为色，触发听觉的外在因子可归纳为声，触发嗅觉的外在因子可归纳为香，触发味觉的外在因子可归纳为味，触发触觉的外在因子可归纳为肌肤的触碰。那么，触发人的意觉的各种因子应当如何归纳呢？笔者由现代科技术语“信息”而联想到套用《周易》提出的一个类似概念：消息。《彖传》云：“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消息”的含义是增减、进退；意指“阴阳消长，刚柔推移”；所以可概括为一切物质（乃至精神）现象及其运动变化，包括客观存在的所有信息、信号与符号。实际上，卦象、卦名、卦序和卦爻辞皆可视为以图象与文字的不同形式向人们展示的某种消息。消息触动人脑而启发意觉，产生意象（佛家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也有类似阐述，它把“意”与“眼耳鼻舌身”并列而为“六根”之一，缘“六根”而起的因子名为“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法”为缘“意根”之“尘”，其涵义当可概括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

意觉亦即“脑觉”，按传统文化习惯或可称“心觉”，它是人在眼、耳、鼻、舌、身之外通过大脑直接形成的第六感觉。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人脑中存在着一个“静息状态网络”，有时也被称为“大脑的暗能量”，它是一种与自省和其他意识有关的低频率的大脑活动形式，一直保持着活跃状态。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戴维·爱德华兹及其同事研究证明，在婴儿的大脑里已形成这种网络，从而有可能想象未来（参见2010年11月4日《参考消息》转载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11月1日报道，题：“内省”的大脑网络在人出生时就已完全形成）。因此，所谓“第六感觉”的意觉是一种具有生理基础的心理活动，无疑应归入唯物主义的认识体系。

意觉凭借直观或记忆提取多重表象性或观念性的意象，并通过自我识别选择确定其中之一进入思维过程。选定目标意象，借用西方现象学的术语，可称之为“意向”（intentionality）。而在意向背后常常隐藏着某种动机或人的内省认识，它被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名之曰“意义”（meaning）。他认为，正是意义，才使人具有意向。意义是意识的本质。我们研析《周易》的意象思维，同样存在着意象、意向与意义的内在联系。但此种“意义”既可能是理性的自觉意义，也可能是原有经验或直觉引出的自在意义。现举乾坤两卦为例，探讨孔子在运用意象思维阐释《周易古经》时是怎样确认意义，表达意向以选定与掌运意象的。

例一，乾卦，卦辞为“元亨利贞”。

乾卦可表形为天、父、金、玉等多重事物，也可表意为刚健、正大、主动、积极等诸多观念。孔子将此卦的表形意象选择为“天”，将表意意象选择为“健”，从而通过意象思维，在《彖传》中导出“时乘六龙以御天”，在《象传》中则导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论述。孔子选择这种意象所反映的意向，蕴涵着如下意义：

第一，六十四卦象征世界万物，而万物莫不处于天地之间。乾是开门之卦，唯其为天，方能开万物之始，立宇宙之本。

第二，“六龙御天”，选择龙为爻象，使之与卦象相协调，并与爻辞相吻合。龙倚天飞腾长空九重，天因龙展示“大哉乾元”。天龙同健，浑然一体。

第三，孔子传述《周易》主旨在于道德教化。为此，必须从乾卦开始就确立天道为其根据，推出“君子”为其典范。而“龙”与“君子”在意象上具有本质的同一性。所以，《文言传》将初九爻辞“潜龙勿用”释为“龙德而隐者也”；将九二爻辞“见龙在田”释为“龙德而正中者也”；将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释为“君子进德修业”；将九四爻辞“或跃在渊”释为“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孔子在乾卦意象选取上确认的内在意义，从根本上说正是道德意义。

关于卦辞“元亨利贞”，后人仅从标点符号的不同选取上，就可能列出八种不同的句式。其文字内容引发的意象，自更五花八门。孔子慧思独具，将“元亨利贞”等而分之，形成“四德”：“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这种意象选择所表达的主观意向，同样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孔子心系道德教化的内涵意义。

例二，坤卦，卦辞为“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与乾卦一样，坤卦可表形为地、母、布、釜等多重事物，也可表意为和顺、温柔、广阔、宽厚等诸多观念。孔子在《彖传》中据坤卦而选定表形意象“牝马”，因为坤代表阴性，“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在《象传》中选定表形意象“地”，使坤地与乾天呼应。他认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而“大哉坤元，万物资生”。观“天行健”，当起“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视“地势坤”，则萌“君子以厚德载物”之念。在选择意象的意向上，坤与乾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体现道德与哲理的深邃意义。(www.daowen.com)

第一，由乾阳的天道引出坤阴的地道，为进一步引出人道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确立阴阳、刚柔、天地的对立统一理念，由阴阳推移、刚柔相摩、天地运作而明“保合大和”、“生生”不息的人生精义。

第三，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传》）提供物象的与抽象的依据。

由此可见，孔子运用意象思维传述《周易》，绝非心血来潮，信口道来。他告诉我们：意象必有意向，意向必寓意义。意象常表现为感性而意义常表现为理性。所以，积极健康的意象思维应当体现人的感性意觉与理性认识的交融一致，达到合情合理。

《周易》的意象思维包容了种种想象形式，包括理想、设想、假想、拟想、推想、联想、猜想、浮想以至直觉与灵感（详见拙著《想象的智慧》）。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启引人们的道德觉醒，感悟人们的哲理自省，并且以智慧的触角激活人们的创新潜能。

意象思维可以培养、锻炼和增进想象力，而想象力乃是创新的源泉。《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的作者、三获普利策奖的托马斯·弗理德曼在此书的最后一章，以《结论　想象》为主题，首先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但他赞美“11·9”，却恐惧“9·11”。他认为：“‘11·9’代表了创造性的想象力，而‘9·11’代表了破坏性的想象力。‘11·9’推倒了（柏林）隔离墙，打开了世界的窗户，它开放了半个地球，使那里的人民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和竞争者。‘9·11’炸毁了世界贸易中心，永远地关闭了世界饭店上的窗户，在人与人之间重新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墙——我们曾经以为自1989年11月9日以后，这样的高墙会永远地消失。”弗理德曼继续说：“在人类历史上，想象力一直都很重要，但是通过写这本书使我感觉到，想象力的重要性，从来没有达到当今这么高的程度。因为在平坦的世界里，许多合作工具日益变成了人人都能得到的普通商品。因此，更多的人有能力来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唯有一件事物还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被商品化，那就是想象力，一些人做梦都想拥有的东西。”

如果撇开政治倾向，弗理德曼说得不错，想象力真的太重要了！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以成为决定个人、单位、地区以至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至今仍然处在“9.11”阴影下的弗理德曼们来说，想象力又真的太可怕了！因为“今天，个人可以轻易地得到合作工具和发挥自己的能力，他们不必只有通过控制一个国家才能威胁其他民众。今天，没有国家的小人物照样可以干大事，可以对世界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为此他强调“如何引导人们积极的想象力极其重要”，并进一步分析：“一般而言，想象力是两种塑造力量的产物。一个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和民族领导人告诉他们的教义——以及从这些教义如何对人们的想象力产生影响。另一个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对塑造人们如何看待世界与他人的方式有巨大的影响。”弗理德曼还认为，社会文化内涵只有各个国家、民族自身才能解读，别人爱莫能助。而共同合作来改变环境，则是帮助更多人培养“11.9”的而不是“9.11”的想象力的可选途径。其实弗理德曼只说对了一半的一半。要知道，社会文化与社会环境始终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社会环境悄悄地改变着社会文化的形式与内容，社会文化又引导着社会环境的演变方向并使自己自然地融入社会环境之中。弗里德曼认为“9.11”袭击者的破坏性想象力源自他们身处不良的社会环境，从而力图“共同合作”来改变他们的环境（从美国的伊拉克行动看，这种“合作”甚至包括战争）。可惜弗里德曼缺乏一种意象思维的道德自省精神，他闭眼不见也充耳不闻就在美国这样物质丰富、“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里，每个小时仍然发生着数不清的暴力与非暴力破坏事件。近年来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直接起因恰恰在于华尔街精英们名为“创造性”、实为破坏性的想象力！事实证明，社会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于人们的想象力确有巨大影响。但是，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品评文化、改善环境，而在于确立什么样的指导原则与思想方法去品评文化、改善环境。反过来，品评文化与改善环境又要求人们首先发挥积极的、健康的、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提出一套切中时宜的指导思想与操作方案。在这方面，《周易》运用意象思维为我们树立了历史典范。《周易》认为，不同的文化与环境可以多元并存，怎样品评发展文化与改善环境的思路也可以多元并存。《系辞传》明确指出：“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如何实现“天下同归”？《系辞传》的答案是：“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最终达到“保合大和”，万物“生生”，人类“生生”。“开物”，就是开发物质世界，改善社会环境。“成务”，就是完成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任务，当然也包括了发展社会文化的历史任务。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是“冒天下之道”，让道的光辉普照全世界。《周易》倡行的道，就是“一阴一阳”之道、对立统一之道，矛盾双方亲和交流求得互利互惠的公平之道，也就是“保合大和”之道、“生生”不息之道。《周易》还告诉我们：“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进而从“道”的意象中化生出“德”的意象，使《周易》的意象思维在其基础结构上不仅具有道德意义，而且具有哲理意义。

以上阐述表明，《周易》体现的意象思维，在意象选择上具有十分坚定的意向、内涵极其明确的意义。它坚持道德与哲理兼容，道德意义以哲理为展示平台，哲理意义以道德为根本依据，从而为创造性的想象力打开通途，使破坏性的想象力关闭大门。在道德准则与哲理睿思的指引下开发积极、健康、富有创新精神的想象力，是《周易》意象思维的可贵品质，也是使之区别于其他思维形式的根本特色。除此而外，通过研读《周易》，可以发现意象思维还具有以下六个特点。

1.包容性。意象既包容表象，又包容观念；思维过程既富感性色彩，又有理性驱动。思维方式既可以表现为归纳，又可以表现为演绎；思维目的既可以形而上以求道，又可以形而下以拟器。

2.跨越性。一有消息触动，即生意觉而达思维，越过通常的感知阶段，在短时间内呈现出十分宽广的想象空间。还可能越过逻辑推理，从前提直奔结论。

3.发散性。一个意象可以构筑多种思维模型，枝丫桠生发，绿叶缤纷，带出丰富多彩的意象群。

4.随机性。不拘时间、地点、条件，只要接受某种消息，立刻起意萌思。

5.感悟性。《系辞传》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有某种灵犀，消息一点即通。

6.知识性。表面上看，意象思维常常凭借直观，启引感悟。实际上，所谓意象，是人在生活过程中日积月累于大脑记忆体系的种种表象和观念，它们都必须通过人的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书本与传闻）才能获得。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积累越深厚，知识越丰富，意象方能涓涓成流，滚滚不绝，一遇消息轻风，即起晶莹浪花。

《周易大传》表明，孔子不愧为运用意象思维的名师巨匠。可以说，他已进入意象思维的精深境界，达到了他自我评价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空前高度。“从心所欲”，表现了意象选择的自如、意向确立的自由与意义认定的自明。“不逾矩”则体现着他在运用意象思维时坚守道德与哲理的规范。孔子的意象思维功力，其实《论语》已有生动的描述。首章开篇三句，“学、习、时、悦”四者浑然一体，让远朋来而得近乐，由不知不愠而悟君子，这些想象空间广阔而融理性于感性的精湛论断，非意象思维不能获得。又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十世可知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觚不觚，觚哉，觚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等等，皆可谓意象思维的传神之笔。更精彩的是，他通过倾听琴师的演奏，竟能从旋律中体会其中意涵，直至领悟乐曲的作者正是他心仪的古代圣主虞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还表明了孔子晚年能够得心应手地发挥直觉的功能。关于直觉的意涵，从来众说纷纭。笛卡尔认为，通过直觉能发现作为演绎推理之起点的，无可怀疑而清晰明白的概念。斯宾诺沙认为“直觉知识”是第三种知识，直觉是高于推理并完成推理知识的理智能力，通过它才能认识到无限的实体或自然界的本质。莱布尼茨认为，直觉是认识自明的理性真理（如“A”是“A”）的能力。现代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则从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出发，将直觉和理智对立起来，强调人的直觉和动物的本能相类似；认为直觉是一种先天的、神秘的、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体验”能力，运用它就可直接掌握宇宙的精神实质。然而，按照本文前已阐述的原理，直觉不过是一种未经理性编辑程序而直接选定某一单个意象的意觉，其瞬间过程貌似撇开了意向与意义，实际上恰恰默认着潜意识中的意向与意义。所以，直觉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象思维活动，与一般的普通的意象思维活动一样，其真理性确认并不存在于自身内部，而只能存在于必要的客观实践的验证。而它的重大意义则在于能为人们提供想象的矫健翅膀飞向无际的时空，展开如胡适所说的“大胆的假设”。但要进入科学的轨道，绝不能离开“小心的求证”。就《周易》说来，尽管孔子展示出超人的直觉能力，从两个一短一长的简单笔画悟得“一阴一阳之道”；从乾坤两卦发现天地之情、宇宙之立、易简之理、生生之本；甚至从巫术文化的筮占中导出“极数知来”的科学预言。但以上所有判断的真理性，唯有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才被广大公众心悦诚服地确认。

综上所述，《周易》为我们打开了意象思维的新天地。学习研究《周易》，当然要学习研究经典的内容，经典的本义，但同时还要认真学习研究经典的思想方法与深刻意涵，从而既获真知灼见，又得慧心灵犀；既提高智商，又提高情商；通过目观口诵、心领神会，潜移默化地从古经中不断汲取面向现实生活的道德哲理滋养以及积极、健康、富于创造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