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长期以来，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位仁慈敦厚的长者、知书达理的君子、温良恭俭的典范，或者竟还被视为思想保守的代表。

历史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时代精英以自我认知的笔触持续不断地描绘的人事沉浮连环画。历史人物的思想及其形象同样地浸染着时代的色彩。试看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本意在于告诫人们各居其位，各尽其责，各守其德，却在汉代被演化为突出君权、父权、夫权的“三纲”。经孔子传述，领群经之首的《周易》，两汉被神化，魏晋被玄化，到了宋代则成为兴发理学的坚实基石，如今其中的一些图象更成为计算机先驱莱布尼兹关于二进位制的数学论据和量子力学巨匠玻尔关于并协性原理的科学印证。清代以前的孔圣人，“五四”时期的孔家店掌柜，“文革”期间的孔老二和现今世人尊称的孔夫子，其间思想褒贬的差距，形象塑造之迥异，可谓与时俱变，不堪伦比。

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在推进人类文明的时代潮流中，如何正确地评价孔子、研究孔子，汲取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财富与积极有为的精神力量，无疑是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面对这一课题，特别需要发扬理论创新精神，脱出历史的窠臼而不离历史的客观真实，突破传统的束缚而接续传统的优秀文脉。由此出发，孔子除了理所当然地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道德伦理宗师而外，他还应当通过时代之鉴的映照，显示其生动活泼、光耀千秋的圣哲新形象。

第一，孔子是一位深具远见卓识的未来学家。他关注未来、向往未来，对未来抱定强烈的信念，虽身处礼崩乐坏的逆境，却心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免且格”（《论语·为政》）的社会。他把事物的发展视为不停地运动变化的过程，其间必有一定的规律可资遵循。据此展望和预测未来，他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与实践方法，分为以下六方面。一是认真观察研究，尤其要注重考察分析文化现象。这里的“文”，指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格局，如《周易·系辞传》所说：“物相杂，故曰文。”“化”则指顺时转化。孔子认为：“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所以，预见未来，就要“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为天文反映着星象之间的天体关系，人文则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二是掌握事物增减变动的“损益”法。子张问他，此后十代的社会体制可否预知？孔子回答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三是寻本究末，原始返终。他认为，事物的发展过程必然有始有终、自始至终。始是本，表现为起因；终是末，表现为结果。《系辞传》云：“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因此，最主要的是排除疑难，抓住根本，弄清事物矛盾的起因，依循其运动轨迹顺势求索，由下而中而上，由根而干而枝末，步步推演，则容易推知可能产生的结果。四是藏往知来。所谓“藏往”，即积累存储事物过去的情状、资料、经验，综合消化。所谓“知来”，即在“藏往”的基础上进而根据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认真钻研，深入思考，以期感知未来。《系辞传》云：“神以知来，知以藏往。”藏往要求“知”，即积累起广泛系统的知识；知来凭借“神”，即通过潜意识的不断集成与因缘提升，获得直觉、获得思悟、获得灵感，从而如《系辞传》所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五是见微知几。《系辞传》指出：“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几”是事物运动变化过程曲线到达某一节点即将发生方向改变时的细微征兆，预示着未来的吉凶休咎。所以孔子告诫：“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但“当机立断”，前提在于“知几”。《系辞传》为此强调“极深而研几”，指出“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人们若极尽智力所能，深入研究事物运动变化之几，将可得未来发展之先机，立正确决策于事前。六是运用数学原理预测未来。孔子认为：“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意即辨识过去是顺数，推知未来是逆数。要基于顺时而得的已知数逆向求取未来的未知数，正是《周易》占断的基本原理。为此，他用《系辞传》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天地之数的奇偶分合，并以数象征时空与宇宙万物。他将数字演算与事物的运动变化直接联系起来，斩钉截铁地作出结论：“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无疑，在当时数学水平尚处婴儿时期的条件下，孔子的上述论说至多不过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胆设想。然而，正是这种曾经莫名其妙的设想，经过两千余年岁月的磨炼，今天已为方兴未艾的数字世界所证实。

第二，孔子是现代数理模型的经典探索者。他在《系辞传》中以超凡脱俗的洞察力指出：“象也者，像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把卦象视为模拟事物情状的图式，其中六爻则被视为仿效事物运动变化及其过程的符号。接着，他将卦爻符号与数学演算直接联系起来。其方法是运用数理精义阐解神秘怪异的古典筮占过程，将50根蓍草当作计算筹策，留一策为体（系统整体），用其49策。通过分二（象征天地）、挂一（象征人）、揲四（象征四时）、归奇（介入变量）四营（四层演算步骤），即可得出或36、或32、或28、或24等四个策数，除以四时之数4（最大公约数），则得9、8、7、6四个自然天地之数。其中奇数9对应36策为老阳，7对应28策为少阳；偶数6对应24策为老阴，8对应32策为少阴。按照此种运算规则，每经四营，策数将产生一次变化。通过连续三次变化，如策数合乎一阳二阴，则构成一个阳爻；一阴二阳，则构成一个阴爻；三阳或三阴，则构成被称为老阳或老阴而有待变动调整之爻。这就是《系辞传》所说的“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因为每卦六爻，每爻三变，全卦当经十八变。孔子还在《系辞传》中指出：“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这是由于乾卦六爻皆阳，每爻合36策，总计216策。坤卦六爻皆阴，每爻合24策，总计144策。两者的和数为360，相当于一年期间的日数。而《周易》上篇30卦，下篇34卦，共计64卦，包含阴阳爻各192个，总策数应为：（36+24）×192=11520，相当于世界万物之概数。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设想，每经一次四营而产生一变，即可构建一道方程式，其中既有参数，又有变量。求得一个答数则形成一变。三变选定一爻，十八变选定一卦。可见，每个卦象包含着十八道方程式。而这个卦象，恰恰反映着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及其现象，并且向诚敬的人们指明未来的发展趋势与遵循义理应当明白的行为方向。由此看来，孔子事实上已经把六十四卦当成了一种相当于现代数理模型的预测工具，其大胆、新颖而深刻的想象力称得上惊世骇俗，震古动今。

建立现代数理模型，除了选择变量、估算参数外，还有一道验证与分析的程序。对此，慧思泉涌的孔子是否也作了精心安排？回答应属肯定。《系辞传》云：“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观变玩占”，即考察事物运动变化的实际情况，使之与筮占求得的判断结论对比，这就是验证。“观象玩辞”，研究卦象的内蕴意涵和事物情状，联系相关的文字说明探索其中的数理机制，这就是分析。通过验证分析，认识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使人的行为合乎“天”的道理，“天”当然会护佑顺天之人取得成功，求得吉祥如意而无不利。

不容置疑，卦象之于数理模型，只是一种模拟。其结果也常常因人而异，很难达到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实验可重复性。但其中蕴涵的创意、义理与慧思睿知，却足以为当代数字世界中尽情享受与积极探索的人们提供强大的思想启悟与精神动力。诚然，这种启悟与动力主要地并非来自科学，而是来自哲学。

第三，孔子是坚定的改革派和革命的创始人。他生逢礼崩乐坏之世，却执意反潮流以扬仁立礼。仁者，人道也；礼者，秩序也。一旦条件成熟，孔子便当机立断，锐意改革。据《史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孔子虚岁五十六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路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以归”。孔子认真革新政事，仅用三个月时间，就稳定了物价，改善了社会风气，清除了官吏贪腐，振兴了商旅经济。然而，改革终遇风险，孔子不得不率领弟子们抛乡离井周游列国。这支举世无双的社会精英队伍，其成员有的能文，有的能武；有的善辩，有的善教；而崇道尚德、艰苦踏实、言行一致则是他们的基本信条。用当今语言说，这是一支人才济济、锐意改革的思想宣传队、专家咨询组和新政实验团。有人对孔子矢志改革却到处碰壁很不理解，孔子回答说，如果天下有道，他就不会率众从事改革了（《论语》18·6）。然而，列国诸侯皆据眼前利益而拒绝变革。“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终于在晚年黯然返鲁。但是，他热衷浮游的还是与改革息息相关的学术之海：删作《春秋》，“以绳当世”而使“乱臣贼子惧”。更传《周易》，宣天地之道而立人道。他怀着无限感慨借革、鼎两卦阐发新义，高度赞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认为“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井道”代表陈腐的体制，“鼎”则代表适应新兴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体制和道德文化环境。孔子又总结改革的实践经验，对革卦作出了形象、生动与富有教育意义的解析。他说：“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因为革卦由兑离两个单卦复合构成，兑卦象征泽，蓄有水；而离卦象征火，形成水火互不相容的局面。兑卦还象征少女，离卦则象征中女，虽同居一室而心志各异，于是发生“革”。照今天的说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发生冲突。或者说两个对立的阶级矛盾激化，引起斗争，解决的办法便是“革”。孔子接着推论：“巳日乃孚，革而信之。”“巳日”是经历一定时日，“孚”是信任。程颐解释道：“事之变革，人心岂能便信？必终日而后孚。”改革确是一个攻关克难的较长过程，必须假以时日方能奏效，取得大众的信任。孔子进一步指出：“文明以说（悦），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文明系离卦之意蕴，悦则系兑卦之意蕴。孔子特别强调，通过改革，达到社会文明，人民喜悦，事业盛大亨通，关键在于改革的方向要正，时机与举措要得当。惟其如此，才能排疑去惑，绝不反悔。论述至此，孔子更以一泻千里之势大声疾呼：“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在这里，孔子回顾改革历程，尽管四处奔波，历尽坎坷，却始终未获列国当权者的认可。这使他在满腔悲愤之余，想到了殷革夏桀之命、周革商纣之命的历史典例，在夕阳西照的最后岁月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呐喊“革命”！他对“革命”下的定义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正义之举与伟大行动，联系着重大的时局、时情、时势、时机，反映着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诚然，孔子首倡的“革命”，绝不会是奴隶革命、农民革命，更不可能是穿越时空的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就历史现实说，他也许只能寄希望于当时新兴的社会阶层，以士大夫为骨干，辅佐某个贤明君侯推动一场拨乱反正的社会大变革。这样的革命，上顺天道，下应民心，替天行道，为民造福。这样的革命，虽然不过是孔子晚年的一种设想甚或憧憬，但其深刻而鲜明的思想内核与独特概念却经受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磨砺，为近现代志士仁人复兴中华民族奏响了摧腐排朽的进军号。

第四，孔子是民本思想的不倦启蒙者。启蒙对象主要为列国当权者和广泛的士大夫阶层。

纵观孔子的一系列论述，其民本思想的第一要义在于确立爱民之心，而仁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基础。对当权者说，首先应秉持仁政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2·1）他明确指出，仁政绝非一时之宜，贵在长期坚持。“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13·12），即真正能以仁称王者，必须经过三十年的持续实践。子贡问他，如果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称仁吗？孔子回答得十分干脆：“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6·30）在他看来，真正能广济大众，让人民生活普遍美好，不仅满足了“仁”的条件，而且达到了“圣”的标准，连贤明的帝尧、帝舜还未完全做到呢！尧舜都明白：“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20·1）维护人民的安适生活应是当政者的重中之重。孔子认定，老百姓特别需要得到仁爱，“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15·35），他们期盼得到应有的关爱、安乐的生活。而这种期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寄希望于执政者及实际影响执政的社会精英的德性。所以，当子路问怎样做一个君子时，孔子的最初回答是“修己以敬”。子路又问“如斯而已乎”，孔子的二次回答是“修己以安人”。子路再问：“如斯而已乎”，孔子的最后回答是“修己以安百姓”，并发感慨：“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14·42）可见，孔子把“修己以安百姓”视为君子，特别是掌权者的最高德行。他再次认为，观诸历史，这一点连尧舜都还未完全做到呢！而修己的核心在致仁。孔子更通过《周易大传》明确指出：“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系辞下传》第一章）它表明，在其位而谋其政，最根本的就是要修己怀仁而安百姓。如何安百姓？孔子振聋发聩地提出：“吉凶与民同患！”（《系辞下传》第十一章）用俗话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孔子民本思想之精深而现实，其至矣乎！

孔子民本思想的要义之二，在于坚持尊民之意。他非常重视民情，关注民生，尊重民意。强调“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15·28）。这个“察”字说得十分中肯，《子路篇》有一章对此作了生动的注解：“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13·24）孔子告诫我们：既要重视社会舆论，更要重视社会舆论的真实性，搞清其来历、背景、善恶是非，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不然，“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17·14）。看来，爱民之心体现德，尊民之意同样体现德。而评价为政者之德，必须经受民意的实际检验。所以，孔子赞美“大哉尧之为君也”，使用了“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之语（《论语》18·19）。在赞美周代祖先古公亶父之长子泰伯“三以天下让”的至德时，又使用了“民无得而称焉”（《论语》18·1）的类似语。它表明：只有人民真正赞成你，拥护你，高高兴兴地赞赏你的政策举措，以致“无能名焉”即无法以恰当的措辞表达，“无得而称焉”即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赞扬，这才算至德，这才算高标准的仁政。总而言之，唯有老百姓信任了，信服了，甚至于信仰了，民意才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最实在的体现；以民为本的仁政德治方称大功告成。正由于此，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之中，孔子断然地将“民信”置于首位，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12·7）。

爱民在心，尊民在意，济民在方。孔子民本思想的要义之三在于会通济民之方。会通的核心是教育。内容包括提高人的德、智、体全面素质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竭尽全力把教育向广大平民阶层倾斜。“有教无类”就是孔子最大限度地为最大多数的民众提供教育机会的响亮宣言。孔子的祖先虽系贵族，但已不断没落而趋近社会下层。所以他对弟子们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9·6）他深深懂得，要想改善民众的政治经济境遇，关键在于学习，在于求知，他不无感慨地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深切地感受到老百姓的穷困苦难、地位低下，归根结底在于“困而不学”。而“有教无类”正鲜明地意味着无条件地（维持老师生活所需的束脩外）向平民百姓广开求知的大门，并通过坚持不懈的长期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年长的如子路，比孔子仅小九岁；年少的如子张，小于孔子四十八岁。而除南宫敬叔和司马牛等极少数人外，其余大多出身贫贱。像子路这样甚至近乎现代流氓的硬骨头，经过孔子的精心培育，因材施教，最终竟成为一位明义达礼、杀身成仁的威勇武将。

诚然，孔子也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8·9）的话，“文革”中曾有人以此为借口攻击孔子实行愚民政策。其实，孔子一以贯之地以平民为主体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足以完完全全地排除任何所谓“愚民”的帽子。而依理推情，《论语》中的那句话实在情有可原。看来，它应当被理解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无可奈何地道出了“民愚”的事实：在老百姓缺乏相应知识的情况下，你可以明白无误地让他们去做该做之事，却很难在短时间内让他们弄通蕴藏其中的道理。这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历史语境。这里的“可”，包含着“易于”或“宜于”之义。正如当今社会人们说“对老百姓要讲实惠，不要讲大道理”一样，想从这类实话实说中找寻“愚民”的根据是不值一驳的。《论语》中与此类似的话，还包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12），“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6·22）等。作为无神论者的孔子既敬鬼神以务民而期“民德归厚”，又须远之以明理而免误入旁门。解决此中矛盾的唯一良方当系教育民众。这一点，在他晚年述作《周易大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感慨系之地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彖上传·观》）然而，面对玄深神明的乾坤阴阳之道，“仁者见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系辞下传》第五章）。于是，孔子以万民日用的门户为例，深入浅出地向广大民众阐释：“阖（合）户谓之坤，辟（开）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实实在在、平平易易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系辞上传》第十一章）。让博大精深的《周易》之道摘下神秘的光环而大步走入寻常百姓家，为他们把握自己的命运认清正确的方向道路，解疑释难，趋吉避凶。

通过教育这个大平台，孔子广泛地设计与传播种种济民之方。《论语》表明，他特别强调当权阶层与社会精英以自己的良好品行影响与引导人民。诸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12·19）“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8·2）“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13·4）他对从政者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尊五美，屏四恶”（《论语》20·2），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17·22）。而应“先之劳之”，始终“无倦”（《论语》13·1）；认真地“谨权量，审法度”切实关注民生，“所重：民、食、丧、祭”（《论语》20·1）。孔子认为，济民之要在于“胜残去杀”（《论语》13·11），求得均、和、安。因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16·1），人民可以在社会公平的环境中和谐生活，安居乐业。

在《周易大传》中，孔子又提出了一系列济民举措和政策思想，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养贤以及万民”；“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说（悦）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作事谋始”，“容民畜众”；“辨上下，定民志”；“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省方（巡视调查），观民设教”；“明罚敕法”；“明庶政，无敢折狱（不随便判案）”；“以茂对时，育万物”（不违农时）；“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人的素质）；“慎言语，节饮食”；“莅众，用晦而明”（不自以为是，目无群众）；“言有物而行有恒”；“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以施命诰四方”（宣传政策，提高透明度）；“除戎器，戒不虞”（重视战备）；“致命遂志”（服务民众，死而后已）；“劳民劝相”（为民操劳，劝勉他们团结互助）；“治历明时”（科学对待时令节气）；“革故鼎新”；“正位凝命”（摆正位置，尽责守职）；“恐惧修省”（常持危机感）；“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享于帝立庙”（纪念贤明领导，继承优良传统）；“制数度，议德行”（制定规范，检查评议）；“议狱缓死”（郑重审判，慎处死刑）；“思患而豫防之”（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等等。更为可贵的是，孔子倡导在济民过程中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大众，安稳妥善地部署行动，平心静气地进行对话，真切诚恳地开展交往。他语重心长地说：“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否则，“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系辞下传》第五章）。如此深刻的民本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极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五，孔子是一名富有创意的设计大师。他的创意首先来源于对现实世界广泛而深刻的观察，并以其超凡脱俗的想象力将各种事物的特性归纳于卦爻图象之中。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提炼和运用概念，构筑思想创新的大厦，达到形而上以明道；一方面则分类推演，指导实践的途径，求得形而下以成器。他不仅发现“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发现“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发现“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发现“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乃至“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等等真知灼见，而且别开生面地剖析十三个卦象，联系实际，阐释其内涵的设计创意；从益卦中发掘制作农具的原理，从噬嗑卦中发掘形成市场的机制；从乾坤二卦中发掘“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秘密，从涣卦中发掘“舟楫之利”，从随卦中发掘“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一朵朵想象之花引人入胜，一道道智慧之光启人心扉。粗一看似属匪夷所思，细揣摩其实言之有理。如此引人入胜的创造意境和设计思想，实在值得认真玩索与探究。

孔子的上述创意，源于社会实践而高于社会实践。它既不是抽象（逻辑）思维的产物，也不是形象（艺术）思维的产物，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意象思维的全新产物。意象思维的特点，依三国魏年轻的思想家王弼的说法是：象生于意，意以象尽。意象思维不同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想，却能通过象征与意会的途径予以融合和包容。在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正在比翼齐飞的当今时代，开发意象思维潜力，将可能为人类文明，特别是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提供生动而新颖的创造性意念。

【注释】

[1]《周易注疏》卷十一。

[2]《周易注疏》卷十一。

[3]《太极图说》。

[4]《周易本义》。

[5]《周易集解·系辞》。

[6]《温公易说》。

[7]《周易本义》。

[8]《周易·系辞下传》第二章。

[9]《周易·系辞上传》第二章。

[10]《周易折中·义例》。

[11]《周易·系辞上传》第五章。

[12]《周易集解》卷十三。

[13]《周易注疏》卷十一。

[14]《周易注疏》卷十一。(www.daowen.com)

[15]《温公易说》。

[16]《程氏易传》。

[17]《周易本义》。

[18]《周易折中·系辞上传》。

[19]《周易本义》。

[20]《诚斋易传》。

[21]《周易本义》。

[22]《诚斋易传》。

[23]《诚斋易传》。

[24]《周易·系辞上传》第十一章。

[25]《周易本义》。

[26]《周易·系辞下传》第五章。

[27]《周易·系辞上传》第十章。

[28]《周易·系辞上传》第五章。

[29]《周易·彖传·观》。

[30]《周易·系辞下传》第一章。

[31]《周易·系辞下传》第三章。

[32]《周易·系辞上传》第十二章。

[33]《周易略例·明象》。

[34]《周易·文言传·乾》。

[35]《周易·彖上传·师》。

[36]《周易·系辞上传》第二章。

[37]《周易·系辞上传》第十一章。

[38]《周易·系辞上传》第十章。

[39]《周易·彖下传·咸》。

[40]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

[41]许思园《论中国文化二题》，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

[42]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43]丁守和《中国传统文化试论》，载《求索》1987年第4期。

[44]彭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45]许慎《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

[46]参见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