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孔子的文化思想及其对当今时代的启示》一文中指出：孔子的文化思想具有相互包容的二重性：其一是“文以教化”，其二是“文以化成”，两者各显其“文”而相得益彰。在实践过程中，两者的基础性要求更表现为异曲同工，完全一致。

“文以教化”之“文”展示社会文明，命题的基础性要求在“教”（当然也包括与之直接联系的“学”）。人类文明正是通过代代传教而不断进化的。史前时代，人们在与大自然的生存交流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积累知识；并在社会生活的相互交流中获取教益、归纳推演，逐步形成适宜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组织体制、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这种自然之“教”和社会之“教”，主要是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加以实现的。当这种日积月累的传教实践达到一定的时空境域，改变世界的文字符号一声春雷，应运而发，由此矗立起一座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空前启后的伟大里程碑。与此同时，人类在言传身教的传统启蒙途径之外，又开拓出一条无比宽广的书面教学康庄大道，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知识创新、文化升华与社会进步，并使“文以教化”的思想经受了历史实践的长期验证，至今仍然具有现实的普世意义。

如果说“文以教化”的思想可以归之于人类学范畴，那么“文以化成”的思想则可以引列到哲学范畴。因为这里的“文”展示着阴阳亲和交流，由此提出了一个涉及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大课题。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阴阳亲和交流之所以可能，正在于阴阳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同一性。诚然，阐明矛盾的同一性并不否定其同时存在的斗争性；肯定阴阳之间亲和交流的倾向也并不否定它们始终具有互相背离以至对抗的可能性。孔子一方面赞赏阴阳乾坤之“泰”，即亲和交流；一方面又告诫阴阳乾坤之“否”，即分庭抗礼。他认为，若乾阳亢进，拒斥坤阴，必然导致“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因为“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所以，“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文言传》）。与此对应，倘坤阴过盛，目无乾阳，则将出现经文所云“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局面。为什么？孔子解释道：“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由此可见，阴阳之间的亲和交流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表现为它的实现必须达成一定的条件。

第一，平等。阴阳亲和交流，欲求平衡，首先要求互相尊重，坚持品格平等。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系辞传》）所谓“尊卑”，只是反映天地之间空间位置的高下，正如天动地静、天刚地柔那样，只是反映天地之间秉性的迥异，而绝不意味品格的歧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二者在空间位置、运动指向与性能特点上均衡地“各执一端”，鲜明地体现出天与地、乾与坤、阴与阳在品格上的完全平等。孔子还借家人卦阐释道：“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象传》）人分男女之性，位有内外之别，而坚持品格平等，各正其位地进行阴阳亲和交流以发挥系统的最佳功能，体现着天经地义的普世真谛。须知“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也”（《周易·彖·归妹》）。(www.daowen.com)

第二，公正。它表现为阴阳亲和交流过程中双方增利减害、趋吉避凶的机会均等。阴阳亲和必两利，阴阳对抗则俱伤。孔子在《说卦传》中指出：“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分”就是均分：六十四卦，阴阳各居其半；三百八十四爻，阴阳亦对等而占。“迭用”就是交相发挥功用，功用则据“位”而作。各卦六个爻位，奇数阳位，偶数阴位，阴阳交错，机会均等。阴可就阳位，阳亦可就阴位；阳可乘阴，阴亦可乘阳；阴可承阳，阳亦可承阴。所以，卦分阴阳而错综布列，爻具刚柔而利害一体，从而构建起“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的宇宙格局，形成了“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煊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说卦传》）的系统功能。而蕴涵其中的“公正”，就是均衡对待一阴一阳，毋失偏私。

事实上，阴阳亲和交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倾向、自发倾向或自由倾向。亦即它反映着在平等、公正条件下物的自在要求与人的自由意愿。就自然性而言，人类同样具有阴阳亲和交流的倾向，如男女之爱、亲子之情、友朋之交、邻里之依、师生之谊、老幼之怜、伤残之悯、死生之聚等等。然而，人类独具的社会性则期望将这种自然性上升为自觉性，以使蕴藏亲和交流倾向的人的先天之性，能够在后天发展过程中经受住环境条件不断变化导致精神世界逆向转移的挑战与考验，并使平等与公正的自然法则成为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达到这一步，人类才能真正地进入“自由”境界而打开“文以化成”的理想大门。可见“文以化成”必然地联系着人性的塑造与修养，从而必然地联系着不可或缺的教育。因为“苟不教，性乃迁”也。因此，同“文以教化”一样，“文以化成”的实践基础归根结蒂也立足于一个“教”字。

作为孔子文化思想实践基础之“教”，世世代代构成了文化建设的根本性课题。孔子感慨系之地指出：“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彖·观》）而他自己则通过为《周易》述传巧妙地将“神道”深入浅出地化为人道，其忧国忧民、诲人不倦的崇教之心殷殷可鉴。《三字经》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传统的格言更应启发人们鉴古思今，认真研究现实的新情况，探索解决现实的新问题。毫无疑问，面对五光十色、众说纷纭乃至竞相标新立异的信息时代，教育早已越出家庭与学校的狭小界面，在各种明潮暗流的冲击中立体地融入于包括媒体与网络在内的社会大体系，成为全民关注的议题，当然也应成为全社会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孔子的文化思想及其世代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是文化历史航道的灯塔，也是文化时代征行的先驱，它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孔子文化思想的伟大现实意义，善于与时俱进地弘扬并发展“有教无类”的博大理念：使之由受教对象“无类”伸延至施教主体“无类”，伸延至教育内容、形式以及组织体制的科学创新“无类”。与此同时，通过政府策动和舆论导引促进圣贤的“有教”之心转化为上下一致的社会之心，进而转化为在优秀传统基础上创建新的先进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