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开篇第一句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熹把“时”解释为“时常”，看来未必符合原意。依笔者之见，“时”宜解为“适时”、“当时”；“习”则宜解为实践、应用。通俗地讲，“学习获得的知识到了适当的时候得以兑现价值，实践应用，岂不让人喜悦吗？”其实，接下去的两句话虽未见“时”，却同样蕴藏着“时”的意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方之朋正因为适时而来，所以才令人“不亦乐乎”。至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知”在于时候未到，君子如确具德才，应当懂得这个道理，何必为别人一时尚未了解自己而怨恨呢？《论语》中还有其他一些说“时”的文句，如“使民以时”等。而说得最干脆果决的则是：“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9·19）孔子认为，人们必须当“时”立断，就像堆山那样，即使只差一筐土就要完成了，如果时机不合，该停止便立即停止。又如平地，即使刚只倒下一筐土，道路仍崎岖不平，但若时机当进，我就坚决果断地前行了！基于上述思想，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易传》中孔子对“时”如此重视，如此赞赏。他简洁明白地指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彖下·艮》）—再强调“与时偕行”，强调“及时”、识“时”。而识“时”的最高境界在于“知几”。他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系辞下》）“几”是事物运动变化初露端倪的瞬息时机，“知几”就能及早地预察事物发展可能结果之前兆，所以“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辞下》）。在《易传》中，孔子常为卦义之确切精妙而赞叹其“时大矣哉”或“时义大矣哉”！反观《论语》，当他和子路看到几只野鸟时而展翅自由翱翔，时而群栖俟机以动，情不自禁地脱口赞美：“山梁雌雉，时哉时哉！”（10·27）人们将又一次感受到这位圣哲对于“时”的一贯崇尚与无限向往。（按：《论语》原文为：“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不少学者将“色斯举矣”释为“孔子的脸色一动”，笔者认为如此解说既不合语法，也缺少情理。色者，可见于目者也。此句应解释为“群鸟一见而作色，立即举起翅膀”。经过空中盘旋飞翔，觉察暂无所忧，这才返枝栖息，俟机以动。它与《易传》“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的论述不谋而合，怎能不令孔子触景生情？）(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