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曰：“君子不器。”子贡问老师对自己的评价，孔子说“你是一个器”。什么器呢？回答是“瑚琏”。瑚琏是一种华丽贵重、装饰着美玉的祭祀用器，价值应称不菲。然而，子贡终究只能归入“器类”，未能像颜回那样可列为“道类”。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颜回几乎成为道德楷模了，然而经常囊中空空。子贡自行其是做买卖生意，却经常投机准确。显然，孔子是褒前者而贬后者的。为什么？因为孔子曾经重道轻器。而从认识根源上分析，则在于道与器的分立：道归道，器归器。

道为认识之理，器为实践之物。物由何来？道自何出？晚年的孔子在研习《周易》过程中进行了哲人的探索。面对千变万化的卦象，他终于豁然开朗地领悟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意在象中，故可据象明意而求道；情状亦在象中，故可据象识情状而拟器。抓住了象，一端可探延至道，一端可演绎至器。所以，《系辞传》明确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无可怀疑地是指卦象的结构形态。(www.daowen.com)

在《易》学史上，“形上”“形下”之说见仁见智，各申其义。唐孔颖达说：“道是无体之名，器是有职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己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谓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周易注疏》）崔憬说：“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其体比用若器之于物，则是体为形之下谓之为器也。”（《周易集解》）宋司马光说：“无形之中自然有此至理。理在天为阴阳，在人为仁义。有形可考，在天为品物，在地为礼法。”（《温公易说》）程颐说：“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二程语录》）朱熹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王宗传说：“道也者，无方无体，所以妙是器也。器也者，有方有体，所以显是道也。道外无器，器外无道，其本一也。”（《周易折中》）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周易外传》）又说：“形而上者隐也，形而下者显也。”（《中庸章句》）清代戴震则认为：“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阳之未成形质，是谓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孟子字义疏证》）……上述种种解读，不论异同，其实均脱离《易传》本义，自以为是，自说其是。因为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都撇开了卦象之“形”而各释其“形”，以致使原本简单明白的文意弄得非常复杂难解。其实，所谓“形而上”，就是通过研析卦象的结构形态深化上升认识活动，探究蕴藏其中的意义和道理。所谓“形而下”，就是通过研析卦象的结构形态类推下延实践功能，模拟设计可供社会应用的器物与操作规程。在《易传》中，孔子既重道，又重器，两者据象相倚，融和会通。器循道而得妙用，道入器而成神功。《系辞传》云：“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此而已者也。”道涵盖贯通天下一切，发挥器用而臻“开物成务”之功。只有把道和器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按照《系辞传》提出的步骤不断地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然而，后世儒者特别是宋明以后的儒学主流大讲“形而上”，忽视“形而下”，重道鄙器而致道悬空中，高高卦起，极大地阻碍了中华文明的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