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论述，给孔子的伟大形象蒙上了一层短缺现代价值观念的阴影。其实，当时的社会现状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劳心者之智治劳力者之愚，在体力劳动还占据着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地位的历史阶段，无疑地十分有利于稳定统治。儒家主张如此，道家学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子就明确提出：“常使民无知无欲”；“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达到这一步，君主贵族们真的可以“无为而无不为”了。这种在现代社会看来的人性缺失，显然不能以政治天平来权衡功过，而只能以哲学尺度来判别长短。孔子晚年的反思，既是生活的反思、政治的反思，更是哲学的反思。他在《易传》中阐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之后，紧接着指出：“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说明，君子之道得不到正确的认同，不仅有君子的认识问题，而且有百姓的“不知”问题。为此，凡“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的明君圣贤，既须“明于天之道”，还须“察于民之故”。所以，要“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神物”名为“易”，实为其决断功能。这种决断的根本在于阴阳之道，它不像《老子》之道那样玄秘莫测，却经常普遍地表现于日常生活之中。《易传》深入浅出地举例阐释：“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往来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孔子让老百姓明白：关门就叫坤，开门就叫乾；一关一开就叫变；人们看到的这种情状就叫象，体现这种情状使之成形的就叫器；掌握器的原理而加以运用就叫法；依法往来进出，民众普遍应用就叫“神”了。所以，《易传》说“神”，即是明道之人。君子要明道，老百姓也要明道，做到“日用而知”。只有大家明道，才能上下一致，共识而同行。据此，《易传》要求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动，须有民众参与；语，须有民众赞成；求，须与民众交流。“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即冒险行动，民众不会参与；讲话令人疑惧，民众不会响应；缺乏交流沟通而提出要求，民众不会支持。“民可使由之”，也应“使知之”，这就是晚年的孔子通过《易传》告诉我们的哲理。(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