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传统哲学的一个热门命题。《论语》说“性”不多，说“命”不少。“性”一般指人的本然品质，人与人之间相差无几，所以孔子在《论语》中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着眼于生理角度，他老人家又得出结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则解释为“食，色，性也”。关于“命”，《论语》将其描述为某种神圣的必然：“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所以，君子要“畏天命”。而孔子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的。命与天结合起来，命以天为本，天以命为能。实际上，《论语》中所云“天生德于予”，“天之将丧斯文也”，“不怨天，不尤人”等言辞中的“天”，基本上均与“天命”同义。天以命显，命执于天。在天的参与下，命的必然性内涵进一步加强。《礼记》云：“天命之谓性。”汉代的董仲舒解释道：“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唐孔颖达说：“性者，天生之质，有刚柔迟速之别。”北宋程颐则认为：“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概而言之，以《论语》为理源的性与命都是天生的必然，不可改变，也无法改变。

然而，孔子在研究、运用和阐述《周易》的过程中终于发觉，随着乾坤的推移运作，性命也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他在《彖传》中鲜明地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即面对乾道变化的客观规律，要求人们与之相适应，以变应变，不断端正对于性命的认识、期望与实践方向，力求达到保合大和的理想境界，以利坚守正道。《系辞传》在论述“一阴一阳之谓道”后，紧接着提出：“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并明确指出：“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朱熹对此解释说：“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谓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这显然受着孟子“性善论”的影响，有失偏颇。因为倘若“成性”是“本成之性”，何必“存而又存”。所以，《易传》所说的“成性”，不是“本成之性”，而主要指“本成之性”基础上的“养成之性”。养成之性即后天之性，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属性，寓善恶于其中。本成之性即先天之性，主要表现为人的自然属性，无善恶可分。后天之性可以变化，先天之性亦绝非一成不变，否则，生物如何进化？古猿又怎么演进为人？现代科学揭示，人性的奥秘蕴藏于基因。而《易传》的哲思则告诉我们：只有“存而又存”地不断修习养成善良的品性，才能打开人类道义的大门，并且在不断的品德积淀中更新去恶从善的人性基因。(www.daowen.com)

性可以变，命呢？按照《论语》的观点，命受之于人，施之于天。而天是拥有超人力量的，必须“畏天命”。“天生德于予”也好，“天厌之”也好，“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也好，都是确定不移、不可更变的天的意志。但必须指出，《论语》所反映的这种天意或天命，绝不是神灵的天意或天命，而是道义的天意或天命。如果说神灵的天意必定是头脑糊涂的人的想象，那么道义的天意常常是坚持正统的人的想象。而正统的基本观念植根于对“君权天授”的确认或默认，恰恰从本质上否定与背离了在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的道义原则。于是在道不我行或德无善报的情况下，坚持正统者只能倡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或慨叹“天丧予，天丧予”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在《周易》的启迪下，孔子晚年的“天命观”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所谓“五十而知天命”，此天命已非莫名其妙的天意，而应当被理解为自然规律、社会准则和人的历史使命了。自然规律表现为天道，社会准则表现为人道，人的历史使命则表现为“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对这种“道”，《易传》赋予了“阴阳变通”的哲理意义，其基础是“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要掌握“命”，就要尽可能地修养好“性”；而要修养好“性”，就必须“穷理”，即极其深入地探究并实践阴阳之道，变中求通，达到“顺时、当位、居中、得正”，逢凶化吉，转否为泰，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天命不可违”的僵死教条。孔子以史为鉴，借卦明义，在《彖传》中情不自禁地为必要的社会变革击节赞赏：“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在这里，孔子鲜明地把“命”与“天”区分开来：“命”是可革的，“天”是要顺的。所谓革命，不是革客观规律的命，而是革背弃道义、违反天道与人道者的命。命可以变革，甚至君王的命也可以变革，何况其他人呢！但是，《易传》更强调自己变革自己的命，当然是变革恶命，争取善命。其基本方法就是《系辞传》所说的“趣时”、“通变”、“极深而研几”、“彰往而察来”、“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即与时俱进，适应变化，深入观察研究时机，由已知推求未知，通晓阴阳变化的道理而推知未来人事发展的可能结果，吉则趋之，凶则避之，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其理论纲领则是《彖传》提出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正性，提高人的素质；正命，力求趋吉避凶。正性可以正命，正命先须正性。这就是《易传》关于在运动变化中把握性命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