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几乎处处见“道”。假如：“吾道一以贯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己”；“志于道，据于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等等。上列各种各样的“道”，作为概念，其内涵并不一致。而就其功能看，当时的儒家之道，与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诸子百家一样（老庄除外），大都是“可道之道”，表现为方法，或谓之“术”，即为人处世之方、齐家治国之术。然而，孔子倡行的儒道或儒术未能为时人所容，于是只能慨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了。

孔子是勤学善思之人，面对“天下无道也久矣”的现实，他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为什么他心目中的崇高之道无法获得推行的机会？这乱纷纷的世界中真的有秩序、有规律、有正义吗？他奔走呼号、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政治主张的大半生难道没有犯过错误吗？终于，他以渊博的学识与长足的阅历体悟到了，根本问题在于他必须提升原有儒家之道的层次与品位，令人在行为实施上敬畏，在心灵颤动中信服。他在周游列国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周易》的巨大影响，明白了“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奥秘，从而抓住卦爻这一“穷神知化”的“天赐神物”，通过“形而上”的微妙手法施以文化本质的改造，化神道为人道。

《易传》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通过阴阳生化，在宇宙形成天地，在人类形成男女，在自然形成水火风雷，在社会形成卑高贵贱，在事物的抽象序列中则形成了打开《周易》大门的乾坤：“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理配至德。”《易传》的这一论述，表明了阴阳之道是涵盖世界万物、“无所不包”的广大之道，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具有普遍性与根本性的客观规律。(www.daowen.com)

阴阳自何而来？《易传》作出了简洁明确的阐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即阴阳两种形态。所谓太极，意味着阴阳之母，时空之始。太者，无以超越也；极者，最大限度也。所以，太极是阴阳未分之际时间与空间均无以超越的极限点，是物质存在形式的始原点。按照现代科学的新兴理论解析，可以把太极比喻为“宇宙大爆炸”前瞬间存在的“奇点”。宇宙的历史从奇点出发，人类的进化由阴阳开始。正如《系辞传》所描述的那样：“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由此，一个处在运动变化中的宇宙和一个循着乾坤之道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多彩画面，通过孔子的慧语哲言生动活泼地展示在人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