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晚年精心传述《周易》，从中对其毕生的实践与认识作了高度的形而上探索和极为深刻的理论概括。这些论述后被弟子们纂集成《周易大传》，它不仅闪耀着道德之光、伦理之光，而且闪耀着思想之光、智慧之光。其中具有概论性质的《系辞传》尤其鲜明地贯穿着一条怎样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红线，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精辟理念和伟大创见。对此，前人已有许多阐解和评说。但是，从系统性与时代性出发，今天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加以探讨和归纳，深入发掘内藏精义，特别要着重疏理那些蕴涵普世意义的创造性论述，使之成为当代指引人们现实生活的行为向导与思想标杆。

孔子直传《周易》，传而不作，忠实地继承了古经的文化基因与历史源流。孔子阐述《周易》，述而有作，完满地实现了道德的本原教化与哲理创新。纵观《周易大传》，其言也，字字珠玑；其义也，处处精微。由于视野辽阔深远，内涵丰富多彩而又别具形而上的玄深，人们对传文的理解像对经文一样，时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只要认真地条分缕析，归根究底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探得五条纲领性的理念。就其普世性说，可以称之为“五谛”，即太极生生律、易简成位说、通变知几论、道德性命观与意象思维学。

一谛：太极生生律

《周易·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现名之“太极生生律”。它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世界与人类社会生成、进化和运动发展的规律，据此可以合乎逻辑地顺序推导出放之古今而皆准的系列性哲学命题：“世界与人类社会源于太极，立于阴阳，生于和合，成于择善，进于文化，至于德业。”句句颠扑不破，发人深省。

“太极”是什么？晋代玄学家韩康伯说：“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1]一句话，太极是阴阳两仪以至世界万物从无到有地产生的本原。唐代名儒孔颖达言：“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2]把太极视为物质最初状态的所谓元气。“极”即世界之“初”，宇宙之“一”。南宋大儒朱熹据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进一步发挥道：“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各有太极。”^[3]又指出：“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4]从而将太极引申为理学的基础性概念，成了千余年来儒家在形而上领域探索、开发与创新学术思想的经典根据。而道家则因缘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举起太极旌旗，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历史过程中萌生与发展了内外丹共修的功夫体系。时至今日，当现代科技极大地改变着许多传统观念的背景下，我们又将以什么样的视角来理解与阐释太极呢？首先，站在宇宙科学的立场上，我们应视太极为137亿年前宇宙即将爆炸时的奇点。太极者，势能极大、时空趋于极限而瞬间待发之谓也。据计算，奇点处每平方纳米压力竟达几亿到几百亿吨之巨，它是发生宇宙大爆炸的极限条件与极限状态。联系此境此情，顾名思义，“太极”作为高度概括的哲学范畴，相当完善地阐释了客观世界应运诞生的原始过程。由“易有太极”而导出“世界源于太极”，应是一个合乎真实的判断。

太极生两仪：阴与阳。它们既是对立统一的两种形式、两个方面或两类事物，而且可以是对立统一的两种体系（如天和地）、两种状态（如动和静）、两种性质（如刚和柔）或两种位置（如上和下）。当宇宙发生大爆炸而以超光速的态势急剧膨胀，随之生成空间与时间。空间具有容物之体，不停地运动扩张，其性属阳。时间无形无体，随从空间运动而流逝，其性属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首先表现为空间之阳与时间之阴。空间与时间相互对立而统一，又各自构成同样以阴阳区分的相对独立的对立统一体系。空间自身作为对立统一体，其阳为茫无边际之天，其阴为受天包容之地。时间自身作为对立统一体，其阳为已经流逝的过去，其阴为继过去而至的未来（现在唯存于人的现实感觉，就本质言，只是过去的终结与未来的开始而无自身的独立品格）。现代宇宙学家还研究发现，在时空的阴阳交织中，最初生成了中子云和质子云。质子带正电荷，由两个上夸克和一个下夸克组成。中子呈中性，由一个上夸克和两个下夸克组成。根据《周易》原理，中高于正，因此中子为阳，质子为阴。中子与质子对立而统一：对立，以电荷相区别而各蓄其势；统一，可相互聚合而构成原子核。其后，质子与反质子、中子与反中子、电子与反电子（正电子）以及其他各种粒子与反粒子在时空中往来泳游，运动变化，异彩纷呈，建立起阴阳对立统一的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这种阴阳对立统一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系辞传》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亦即天地之道、乾坤之道。《系辞上传》又进一步指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从而描画出以伏羲和女娲（或如西方之亚当与夏娃）为代表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图景。所以，世界与人类社会“立于阴阳”，应是历史与现实的写照而绝非玄虚的臆想。

“两仪生四象”。“四象”有诸多诠释：三国吴虞翻曰：“四象，四时也。”^[5]宋司马光曰：“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时之象。”^[6]邵雍曰：“四象谓阴阳刚柔。”朱熹则认为“两仪者，始为一画，以为阴阳；次为二画，分为四象”^[7]，即四象指以爻画为实体的四种图象：大阳）、少阳）、大阴）、少阴）。从传文的整体架构看，朱熹的理解较符原义，四象当系阴阳二仪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上交流和合的产物。在大阳（或称太阳）与大阴（或称太阴）保持原有性质的同时，生成了新的事物少阳与少阴。前者以阴生阳，后者以阳交阴。阴阳不断摩合，不断融和，不断生成新的事物。正如宇宙爆炸初期弥漫太空的质子云（阴）和中子云（阳）在相互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合成原子核，原子核（阳）又吸引电子（阴）合成原子。而原子的不同阴阳架构又生成不同的元素。不同元素的原子失去电子而成阳离子，得到电子而成阴离子。阴阳离子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生成新的物质分子……总之，一阴一阳通过碰撞、交错、摩合、重叠而萌生种种结构，也相应地萌生种种新的事物。如果以现代科学阐释《周易》四象，则可概括为一阴一阳在对立统一运动中所生成的四种基本力：引力、电磁力、强力与弱力，它们构成了物质世界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有时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各种存在与现象。大自然如此，人类社会也不例外。要知道，生命的根本特征就是在阴阳对立统一（开放关合、吐故纳新）中所表现的“活”，用科技语言说，就是持续不断地自我繁殖、自我复制、自我组织。人的生命正是通过父体的阳精与母体的阴卵交互结合而产生。父为太阳，母为太阴，子为少阳，女为少阴。“父母子女”构成了人在生命传续过程中阴阳二仪生成的四象。这种模式代代相传，世世不绝。并由家庭发展至家族、宗族、部族、国家，从中又演绎新一轮的“一阴一阳之道”，持久地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前进，不断运动发展，这就是《系辞传》强调“生生之谓易”的原由。但须指出，随着“两仪生四象”的层层延伸，阴阳交错的结构形式亦将呈几何级数变化增生。因此，人类始祖在生命的历史传继中其基因改变必将逐代扩大差异。如以首代父母基因的阴阳纯度各为百分之百，则大体上第二代为二分之一，第三代为八分之一，第四代为十六分之一……诚然，实际生活远较呆板的数学公式复杂得多。因为生命在坚持自我复制的同时，必然地接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一阴（环境）一阳（生命）关系，并因之呈现适应（太阳）、排斥（太阴）、进化（少阳）、退变（少阴）“四象”。阴阳亲和、融合，表现为生命与环境相适应而进化；阴阳乖违、分离，表现为生命与环境相排斥而退变。所以，人们可以从“两仪生四象”的论断中十分自然地感悟到世界与人类社会“生于和合”的重大意义。

“四象生八卦”。就图象的结构原理说，其实便是“两仪生四象”在四象新基础上再生四象的翻版。然而，八卦在图形上比四象虽只增添了简单的一画，却从广泛的天地之际引入了生活中的“人”的意境。天地人会通于卦象，演绎出道的自然转化：“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它使大自然变得更加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形成“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说卦传》）的完美格局。更重要的是，孔子以圣哲特有的睿智慧思，发现了卦象中阴阳交流亲和的文化曙光。他通过《彖传》阐析贲卦时，提出了“柔来而文刚”、“刚上而文柔”的哲学命题。刚柔相文，即阴阳二爻所代表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相互亲和交流，在自然界形成天文，在人类社会则形成人文。因此，“文”可理解为天体之间、天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对立统一而和谐平衡的关系总和乃至处理这些关系的指导准则。孔子进一步指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精辟地赋予了“四象生八卦”以深邃的文化原创意蕴，使文化不仅具有《论语》中“文以教化”的基本内涵，而且发展为“文以化成”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从“化成天下”的大格局出发，要求通过阴阳亲和交流的途径，正确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正确地处理人与天的关系，以体现《彖传》关于“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的妙旨要义，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可持续发展。“进于文化”，这就是当代人们从“四象生八卦”的微言中应当撷取的人生大义。

八卦作为文化符号，源自“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8]，即以客观事物为依据而进行周密、系统的仿效、模拟，顺理成章地可以视之为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模型体系。《系辞传》认为：“象也者，像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因此，研究分析“能动的”八卦（遵循一定程序顺势推演六十四卦），就可能判断事物发展的情状及其趋势。这便是“八卦定吉凶”的来由与依据。而判断未来事物或吉或凶，恰恰是人类社会避免失误，争取生存、发展与进步的基本课题。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唯有化“天择”为“人择”，才能使自己在“物竞”的世界里处于支配地位和拥有行动优势。“优胜劣汰”集中表现于竞争参与者基于对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而适时抉择最佳的现实行为。由于《周易》对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大体以吉、亨（通达）、利、无咎、吝（困辱）、厉（危险）、凶等断语来警示，并以吉凶为二端综合表述，其重要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认真关注未来，切实择善而为，方可免悔消吝，趋吉避凶，完成人生价值的追求与社会进步的目标。因此，“八卦定吉凶”从哲理的深度上启示我们，无论个人、群体以至整个社会，面对五光十色、纷繁错乱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立足现实，把握未来，去伪存真，辨析情势，明于决断，以求择善而为，才能最终取得成功。所以，“成于择善”当是历史经验的现实总结。

“吉凶生大业”应从两方面理解。其一，伟大事业的生成总要经过艰难曲折，备历吉凶祸福。其二，“吉凶者，失得之象也”^[9]，即卦象失中失正者凶，得中得正者吉。按《周易》原理，“刚柔中正不中正之谓德。刚柔各有善不善。时当用刚，则以刚为善也。时当用柔，则以柔为善也。惟中与正，则无有不善者。”^[10]中立于心，仁也。正基于理，义也。中正之道实际表现为仁义之德。崇中正之道，行仁义之德，必受天佑人助，生成大业。因此，大业既系功业，又系德业。《易传》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盛德大业至矣哉”^[11]！人类社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为了不断地避免和克服危难凶险，争取与获得吉祥如意、和谐幸福，以期实现生生不息的普世愿景，必须秉公持正，开物成务，奋发创新，至于德业。这便是孔子提出太极生生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核心是一个“生”字，生生不息。主体是一个人字，以人为本。纲要是一个文字，刚柔相文。本质是一个和字，保合大和。

二谛：易简成位说

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在《易赞》中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变易”指世界万物皆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不易”指《周易》之道恒常不变。“易简”之说则源于《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文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古往今来，历代文人学士对“易简”赞誉有加，注解尤多姿多彩。三国吴虞翻曰：“阳见称易，阴藏为简。”又曰：“易为乾息，简为坤消。乾坤变通，穷理以尽性，故‘天下之理得矣’。”^[12]晋韩康伯曰：“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13]唐孔颖达曰：“易谓易略，无所造为”；“简谓简省，凝静不须繁劳”^[14]。北宋司马光曰：“一以贯之，故曰易简。”^[15]程颐认为：“平易，故人易知；简直，故人易从……天下之理，易简而已。”^[16]南宋朱熹解释道：“人之所为，如乾之易，则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简，则其事要约而易从。易知则与之同心者多，故有亲。易从则与之协力者众，故有功。有亲则一于内，故可久。有功则兼于外，故可大。德谓得于己者，业谓成于事者。”^[17]清李光地云：“心一而不二，故易也。事顺而无为，故简也。”^[18]归纳起来说，“易”指平易，“简”指简约。由于乾的品性平易，所以容易认识，容易了解，因而亲近者多，可得同心而久长。由于坤的品性简约，所以容易随从，容易协同，因而成功有期，可求协力而壮大。同心久长体现着贤人的德行，协力壮大体现着贤人的功业。通过易简而达德业完美，证明了它确是天下的至理达道。而这个修道得理的过程，正是圣贤成位的过程。

关于“成位乎其中”的“中”，前人一般认为指“天地之中”的人。朱熹即持此说，认为“成位，谓成人之位；其中，谓天地之中”^[19]。当然，“中”还可以理解为中道。但是，无论是“天地之中”、“中道之中”或“过程之中”，实践易简之理皆系“其中”根本。因此，我们还应对易简的内涵深义进一步加以研讨。

乾阳之易与坤阴之简，既反映着各自的性格特点，又表现为各自的行为选向。它十分自然地让我们联系起了《系辞上传》的箴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之道即乾坤之道，“易简”亦即“善”也。而善之生成则在于性。那么，生成易简之善的性又当具何意涵？对此，《系辞上传》继续作出了原则性的解答，明确指出：“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20]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乾的平易，表现为静的时候内心专一，动的时候行为正直。坤的简约，表现为静的时候内心顺和，动的时候行为包容。能与易简之善相对应者唯有“至德”，即最崇高的德性。反过来说，显示这种德性的“易简”，其所以称“易”，在于内心专一，行为正直，反映着乾阳的本来面目。不虚假，不掩饰，其本质一言以蔽之，曰真实。其所以称“简”，在于内心顺和，行为包容，反映着坤阴的纯朴情性。不矫揉，不做作，其本质一言以蔽之，曰坦诚。概而论之，易简作为至德的体现，其本质为真实与坦诚。因此，易简成位说的要义在于：首先，欲得天下之理，成德业之位，必须从修性养心开始，专一于真诚；其次，真诚之心，易简之善，必须在社会广大群众中进行实践检验，达到“易知”“易从”、“有亲”“有功”，然后“可久”“可大”，德业双馨。

南宋心学鼻祖陆九渊为向程朱理学宣战，曾在名噪一时的鹅湖会上赋诗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他把心学视为易简功夫而把理学贬为支离事业。其实，如前所述，不论程颐或朱熹，都是十分注重易简修养的。朱熹直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则可以为贤矣。”^[21]分歧仅在于：陆九渊认为求得易简首先要“发明本心”，而朱熹则认为首先应“格物致知”。由此看来，易简成位说在新儒学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无可动摇的基础性地位。为揭示其逻辑性与系统性，现将所寓因果关系图示如下：

诗曰：乾真易知亲久德，

坤诚简从功大业。

天下之理由此得，

成位其中圣贤立。

必须明白，无论乾坤、阴阳、刚柔，均应各居其位，各守其位，各成其位。位有尊卑高下，毋分爱恶褒贬。因为位唯客观之时空而存在，成位则凭主观之积极行为。《系辞传》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同时指出：“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见尊卑，品格同光辉；乾坤分阴阳，德行皆中正。阴阳之位还随消息盈虚而机会均等地发生改变转化。这就是《周易》成位说体现的平等精神与公正标尺。

三谛：通变知几论

《系辞下传》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指阴阳推移，刚柔相摩；“穷”指推移、相摩的过程到达某一极限；“变”指事物由数量增减转化为性质更改，即从量变到质变，由旧过程进入新过程；“通”就是沿循运动发展的新过程顺利前行；“久”就是革故鼎新顺时相继而恒久不止。由此可见，“通变"就是人类顺应客观规律在争取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自觉进行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是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所以，《系辞上传》直截了当地指出“通变之谓事”。南宋政治家、思想家、著名诗人杨万里说得好：“易者何也？易之为言变也。易者，圣人通变之书也。”他认为：“阴阳，太极之变也；五行，阴阳之变也；人与物，五行之变也；万事，人与万物之变也。”^[22]

通变的前提是明象。《系辞传》指出：“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由此说明，变化生于刚柔相推，其表现为阴与阳的相对消长，亦即阴进阳退或阳进阴退。阴阳之间的进退消长，形成事物的运动变化。因此，明象就是要明白阴阳进退消长的情状，而通变就是要通晓阴阳进退消长的原由与趋势。古代受限于科技发展水平，只能把通变的愿望寄托于“天人对话”，落实于充满神秘色彩的占卜，从而使“周易”沦为“卜筮之书”。对此，晚年的孔子经过“韦编三绝”的刻苦钻研，发扬勇于开拓的学术创新精神，在系统传述《周易》的过程中对古经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思想改造，使之化裁成为一部天人合德、对立统一的哲理书，深入浅出、指导现实的道德经。站在解放思想的立场上，他对传统的占筮过程作出了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阐解。《系辞传》明确指出：“极数知来之谓占。”又进一步补充说：“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从而引导人们面对传统教条，“不可为典要”，即不要迷信僵死的占卜框架和莫名所以的隐晦断语，而应从数学演算的角度总结过去，推究未来，以期“数往”而“知来”。为此，孔子详解天地之数（自一至十的五对奇偶之数）的意义与功能。他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就将最简单的自然数列引入了阴阳错综的对立统一体系。尽管当时的数学水平还远远不足以承担预测未来的重任，但现代科学包括现代预测学的实践成果却完全证明了孔子关于从数学世界中找答案的超越时代的伟大想象力。事实上，孔子“极数知来”、“数往知来”的思想确已积极地促进了汉唐以降的数学研究，特别是宋代以《周易》为根据的气、理之学方兴未艾，数学派新支应运而起，以邵雍、秦九韶等为代表，据易道而究数学，可谓成果累累。一代大儒朱熹亦曾热衷于卦爻图象的排列组合与《河图》《洛书》的数字方程以至几何构架，并专列篇章于《易学启蒙》。

明象通变，孔子既重视数的作用，更强调理的推导。他认为：“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这个“一”便是道，便是一阴一阳的运动变化、对立统一。他以“乾坤成列”的卦象为基准，在《系辞传》中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的著名论述。以卦象为载体，把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即虚的道理与实的事物密切联系起来，以物载道，以理释事，使人们对于事物运动变化的因由与趋势研析跳出不可知论而积极地立足于数理阐解。

明象通变，推断吉凶祸福，不但要讲天道，而且要讲人道。(www.daowen.com)

体现天道的基本标志是顺时。《周易折中·义例》指出“消息盈虚之谓时”。“消息”即阴阳消长，“盈虚”即刚柔推移。《系辞传》云：“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又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所描述者正是典型的“时”的情状。时反映着天道主宰的自然变化，顺时亦即顺天。顺天，则“天必祐之”。因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系辞上传》第十二章）。同样，《彖传》也明确提出：“消息盈虚，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体现人道的首要准则是中正。杨万里云：“唯中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万变通。”^[23]确实，坚持中正乃《易传》通变的精粹。《彖传》对此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如：“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贞吉，养正，则吉也。”“柔丽乎中正，故亨。”“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正家而天下定矣。”“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当位以节，中正以通”等等。有意思的是，中正作为高度概括的道德概念，还在卦象中被赋予具形的几何状态，概言之曰“位”，即每卦六爻所处的位置。一般地说，阳爻处奇数位，阴爻处偶数位为得正，反之则不正。第二爻与第五爻分居下卦及上卦之中位，自然得中。于是，反映事物运动变化与吉凶休咎的卦爻图象，天经地义地具有系统的道德意义。由此可知《易传》倡导通变：一是要顺时，即尊崇客观规律；二是要当位，即坚持品德规范。所以，《系辞传》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按照《周易》原理，仁为中，义为正，亦系人道的一阴一阳也。因为以体言之，仁为阳，义为阴；以用言之，仁为阴，义为阳，刚柔相辅而相成。

通变的最高境界是神明。神明何在？孔子在《系辞传》中回答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谓其人，当系圣人。因为他必须能“以德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24]。所谓“退藏于密”，即将高度的道德觉悟默存于心灵深处，诚如朱熹所言：“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25]到达这种大德、大智、大慧、大悟的地步，其实根本不需要摇动什么占卜之类的神秘幌子，而足可“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了。所以，朱熹说“无卜筮而知吉凶也”。

《系辞传》提出，欲求通变，当须“知几”。孔子用惊叹与赞美的声调告诉弟子们：“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什么是“几”？孔子的解释是：“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26]“几”是事物运动发生趋势性变化的细微苗头，它能预示此后过程发展的方向与结果。孔子强调“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也正是人们经常说的“当机立断”。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下大力气，花真功夫。孔子的教导是：向圣人学习，“极深而研几”。因为“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27]。极深，就是要极其深入地探究阴阳之道，易简之理，以会通天下的所思所虑所愿所求。研几，就是要直面事物的运动变化，从细微处研审其发展趋向，以期早得先机，预谋对策，完成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事业。孔子高度评价“知几”的深刻意义与重大功能，他向有志于“修齐治平”的人们发出言辞恳切的强烈呼吁：“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28]

四谛：道德性命观

《系辞上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它以十分简洁的语言对“道”的内涵及其与“善”和“性”的关系作出了深刻、明白的概括：“道”是宇宙万物之本，表现为一阴一阳的对立统一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人欲继道而行，必须持之以善。善见之于德，发之于性。所以说“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礼记·中庸》云：“天命之谓性”。郑玄注曰：“命犹性也。”“命”怎么与“性”同一？程颐在《程氏易传》中说：“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就天言，它赋予人的便是“命”；就人言，它接受天的便是“性”。亦即“命”存于“性”，“性”见于“命”。“命”作为人生过程发展的某种必然，内在地与“性”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人有什么样的“性”，将可能有什么样的“命”。所谓“性格决定命运”，非无一定因由。

如果说命与性皆来自于天，而又像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论“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天定的性命也就不可能改变了。然而《周易》认为，天在不停地运动变化：“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彖传》更明确提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道即天道，天道体现于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持续过程中，人类必须面对这一客观真实，“唯变所适”，自己端正自己的性命。性可以正，在“天赋”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实践修身养性。命也可以正，所谓“天定”，绝非冥冥注定，一成不变，而有可能凭借主体的努力作出相应的变革。正命，本质上是实现顺乎道、合乎理之命，其前提在正性，即养成顺乎道、合乎理之性。所以，《系辞传》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继道成性，表现为修善积德。德行不断积累，人性不断完善。这种完善，外在地显示于社会亲和力的增强，同时通过人体的感应机制内在地对天赋本性进行修正和优化，使其深深地植入潜意识的渊薮，诚如《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所云“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并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提高后续行为的道义方向感与智慧识别力。从现代科学的维度审视，人性的完善还有可能转化为物质范畴的正能量，促成人的遗传基因在“各正性命”的过程中产生良性进化。所有这些基于人性完善而引起的外在与内在的微妙作用，自然而然地影响着命的运行轨迹。为此，《彖传·大有》提出了“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的精深命题。遏恶，即阻绝心之恶；扬善，即宣发性之善；顺天，即奉行天之道；休命，即完美人之命。它们之间的因缘关系为命系于性，性正于德，德据于道，道原于天，从而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论断唱和呼应。《文言传》则联系实际，发人深省地指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谓“余庆”和“余殃”，鲜明而生动地反映着各居善恶二端的不同的“命”。这是充满人生睿智的哲理总结而绝非神秘莫测的宗教信条。

命属于客观实在，表现为人生发展过程的必然趋势与结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命也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中而形成所谓命运，其必然性常由种种或然性随时叠加而起波动，在特殊条件下，甚至可能出现某种转折性变化。因此，命须要正，即使之合乎常理；命可能休，即使之臻于完美。命如何正？如何休？《说卦传》的解答是：“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它告诉我们，正性与正命，根本在正理：让性合乎道义而不任性，让命合乎常理而免非命。性明于理，行践于义，则道德昭昭，人和事顺，达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文言传》曰：“利者，义之和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必将利于人生，利于性命，从而实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说卦传》开宗明义地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文字平铺直叙，朴实无华，却一言道尽《周易》妙旨。

正命要求正理，进而正道、正德、正性。就人的社会关系与历史使命说，还要求正位，即端端正正地坐实自己的位置，真诚敬业地做好本职工作。《象传》据此立意，借鼎卦庄重稳实、化旧出新之象引申道：“君子以正位凝命。”从而将“正位”的目的定格为“凝命”，即凝神履行人生使命而凝合天命，在正命中休命。由此可见，《周易》的“正命”与“顺天休命”既不神秘，亦不玄妙，它可以简单明白地落实在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发出相对亮丽的正常光辉。

一般地说，正命可以休命，使人的生命更加完美。但是，这种完美主要地展示于道德义理层面。《象传》就针对困卦象征“泽中无水”的艰难处境果断地提出：“君子以致命遂志。”志体现践行道义的坚定意愿，面对艰险危难而矢志不移，甚至连命也可以豁出去，这样的“致命”，表现着为道义、为真理、为正义事业而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尽管表面的结局或难尽如人意，却真实地揭开了生命之美的辉煌篇章，同样也实现了“正命”的人生超越。

个人的正命，常常表现为在自我实践、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对自身生命的价值、意义与运作方向进行主动调节。社会的正命则常常表现为在政治反思的基础上推行革故鼎新，综合平衡，保合大和，与时俱进。对此，《周易大传》特别重视革卦提示的信息，《彖传》强调改革进程的复杂艰辛与意见纷纭，要求“革而信之”，革出成果，让人信服；“文明以说”，人文昌明，社会各阶层关系和谐，大家高兴（“说”通悦）；“大亨以正”，政令畅通，法治公正；“革而当，其悔乃亡”，改革顺时合宜，什么怨气就都会烟消云散。《象传》则郑重指出：“改命之吉，信志也。”改革命运之所以吉利，在于坚定信念，矢志不移地走出一条民富国强的道路来。孔子在倡导“改命”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原则概念：革命！他振聋发聩地宣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的时代意义是伟大庄丽的，“革”的时代内涵是广大丰富的。“革”可以表现为改革，也可以表现为革命。前者是渐进的，当政者居于主动地位，按《象传》的说法是：“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显示出一派文采奕奕、从容自若的景象。后者是突发的，当政者陷入被动境地，因为他们站在“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对立面。联系生活现实，纵观古往今来，“顺乎天”常垂成于道德修养，“应乎人”则攸关乎性命存舍。可见，孔子阐述的道德性命观足以世世代代地指引人生，导航社会，促进国家、民族乃至天下万邦的文明进步。

五谛：意象思维学

孔子呕心沥血地传述《周易》，是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岁月里，有感于“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29]，启发他以《周易》为平台，阐述哲理，宣扬其道德思想与政治理念。这与删定《春秋》几乎平行推进而具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要将原本作为筮占用书的《周易》古经改造成位居六经之首的儒家学说渊源，不能不突破原有内容的种种限制。艺术描画虽具有某种思想超越跨度，但难以确切阐释理论问题。单纯采取逻辑推理的方式也无法实现既定的目的。因此，唯有通过高屋建瓴的意象思维，才能在“卜筮之书”的传统载体上开发出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孔子为在传述《周易》的过程中用意象思维得心应手地发挥自由思想，巧妙地设计了一套确立自在理性的基本框架，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把卦爻图象与万事万物及其运动变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一再指出：“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30]“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31]使卦爻图象化为万事万物及其运动变化的模型，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据以进行“沙盘”推演，判断吉凶悔吝。第二，孔子确认卦象不仅可以指事，“类万物之情”；而且可以含意，“通神明之德”。强调“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32]。并且，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这种“圣人之意”可以超越经文之言而获得无拘无束的升华。这正是三国魏著名思想家王弼所体悟到的“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33]。第三，“沙盘”推演需要一套规则，为此，孔子在哲学思考与道德理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阴一阴之谓道”，进一步推演出天、地、人三才之道以及顺时、当位、坚持中正、保合大和、极数知来等基本准则，借以构建作出正确判断的自在理性前提。第四，通过《说卦传》赋予卦象以性命人格及具有普遍指导性的物象意涵。第五，对经文中某些多义性的重要词语，孔子深思熟虑地进行了冲决传统观念、阐扬道德意识的倾向性注解。如开卷即见的乾卦卦辞“元亨利贞”，若朱熹所言，本系占卜断语。“元”有大始之意，“亨”具祭享之义，“贞”为筮占之“占”的借字。但是，孔子则逐字分拆为各自独立的“四德”，子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34]还明确设置定义：“贞，正也。”^[35]这就将经文阐解无可改变地引向注重道德伦理与哲思探求之途，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周易》的经典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在潜移默化地构建上述自在理性框架的同时，孔子基于过人的才智、渊博的知识与丰富的阅历，发挥意象思维的独特功能，从八卦相错出发，不仅描画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的广大宇宙壮丽图景，而且创造了一系列超凡脱俗的概念、范畴与命题，诸如阴阳、刚柔、易简、当位、中正、消息盈虚、“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与时偕行”、“仰观俯察”、“原始反终”、“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等等。直至在思想领域提出“殊途同归”，在社会领域提出“典礼会通”，在文化领域提出“观乎人文”、“化成天下”，在教育领域提出“进德修业”、“振民育德”，在军事领域提出“师出以律”、“神武不杀”，更在政治领域提出了“吉凶与民同患”和“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观（孔子在历史上首称暴力推翻腐败王朝的行动为“革命”，认为它顺合天道而和应民心）。

孔子挥洒自如地运用意象思维传述《周易》，已经到了他在《论语》中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在《象传》中表现得尤其鲜明、生动而系统。人们看到六十四卦栩栩如生地展示着自身的形象与意境：乾，昊天刚健，奋发自强，运行不息；坤，大地和顺，广施厚德，承载万物；屯，风云滚滚，雷声隆隆，面对艰难险阻，有识之士积极地进行疏理整治；蒙，青山脚下，一泓寒泉，启导人们果断践行，培育明德……身融其境，默念孔子关于“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36]的教导，怎能不令人心旷神怡，以致联系现实而有所感悟！

意象思维的根本特色是察象究意（形而上），同时也可逆向反转，会意化象（形而下）。所谓“象”，在思想的无限世界里已经自然摆脱卦爻的束缚，拓展为万事万物生动活泼的现象及体现其内在本质的法象。意象思维善于开发大跨度、跳跃式的玄妙联想，使貌似无关的两个概念十分自然地联系在同一判断中。它不同于抽象（逻辑）思维，无须循规蹈矩地拘泥于呆板的程式。它也不同于形象（艺术）思维，无须一味地追求某种美学效果。它崇尚自在理性，凭借理智而不排斥感情。所以，它既可以包容抽象思维，又可以包容形象思维，本质上属于注重理论与实践会通的创新思维。对此，孔子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论述：“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37]请看，像门户开关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竟被孔子提到了“乾坤变通象器法神”八大关联范畴之高度，确乎平易浅近而玄深莫测。

意象思维重视直觉与灵感。孔子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38]又云：“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下万物之情可见矣”^[39]。诚然，所谓“感”，绝非空穴来风，它必定拥有存藏于潜意识中的经验和知识的相应积累，因受某种触动而在意象思维过程中迸发火花。

孔子倡行的意象思维，崇尚人的自在理性，毫不动摇地坚持着一条以道德为基准的思辨底线，势必旗帜鲜明地要与一切痴心妄想、胡思乱想以及损人利己的诡计诈念划清界限。因此，在学用《周易》过程中自觉地培养、锻炼这种意象思维，不仅有利于理解经义，研析问题，把握要领，活跃思想，而且有利于潜移默化地修养自在理性，确立天人合德、化成天下的普世价值观。至于它的创新功能，既可表现于人文科学，又可彰显于自然科学。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借助于意象思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借助于意象思维，现代前沿物理学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验证的“十维空间”弦理论，同样不能离开意象思维！两千多年来闪耀于《周易大传》的意象思维之光，正在照亮神州、照亮东方、照亮世界。

综上所述，“五谛”作为孔子的伟大创见，几乎囊括了《周易》的全部理论精华。各谛既自具核心，又互相会通，形成了一个足以包容中华古典哲学和道德伦理阐解最高成就的深博思想体系。其中一谛要义在明源正本，二谛要义在怎样做人，三谛要义在如何成事，四谛要义在顺天休命，五谛要义在提升意境。五者融会贯通，千秋万代地向人们传教思辨的大智慧、行为的道义性、勇于发明的创新精神，以及有益于全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与基本价值观（如平等、公正、人本民先等，文中已简略述及）。

（本文系2012年10月16日在浙江省部分老领导文史学习班上的发言稿，原讲“四谛”，后补充为“五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