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易学家李镜池在《周易探源》中说：“孟子只告诉我们，孔子是一个了不得的人，‘圣之时者也’。他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这个，说那个，却始终没有说过孔子对于《易》有什么研究，更没有说他作《易经》或《传》。”原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和教务长李怡严教授也断言：“《孟子》中没有《周易》的影子。”（《周易纵横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果真如此吗？否。《孟子》虽无直接说《易》的文字，却深寓《周易》之道。宋代的杰出易学家、数学家邵雍指出：“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孟子如何“善用《易》”呢？其一，孟子的性善说，直接来源于《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以及“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孟子还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所谓“尽其心”、“存其心”就是“尽其善”、“存其善”。“知其性”而“知天”，即认识天道；“养其性”而“事天”，即奉行天道。《易传》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所以，孟子的上述论述源头在《易传》，只是限于其时儒家之正统而避开“阴阳”文字。其二，孟子的“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相对于《易传》的“四德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智正而固）足以干事。”两者比较，何其相似乃尔！其三，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这同《易传》所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有多少区别？其四，孟子关于“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的名言，完全可以推论源于《易传》的“汤武革命”。其他如孟子提倡“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易传》提倡“吉凶与民同患”；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而《易传》宣扬“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等等，难道都是偶然的巧合吗？对此，人们能够得出的唯一判断是：邵雍关于“孟子可谓善用《易》者”的评说正确无误。

其实，战国时期，《周易》的影响不仅可以在《孟子》中发现其“影子”，还可以在《庄子》和《荀子》中找得其“痕迹”。例如，《庄子》的《天道》篇云：“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这明显是基于《易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延伸发挥。《天下篇》云：“《易》以道阴阳。”《刻意》篇云：“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对照《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以及阴静阳动的原理，看来如出一辙。庄子还在《天运》篇中借孔子会见老子的故事，宣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说明庄子之时（约前369—前286）或孟子之时（前372—前289），已流行孔子治《易》之说。尽管庄周以特有的诙谐揶揄儒家及其宗师，其实内心对孔子还是钦佩的。他在《天下》篇中指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这几句话，深刻、准确而全面地评价了孔子通过阐述《易传》而表现出来的圣人品质。其中前四句话极其完整地对《易传》的基本思想进行了形而上的概括，它只可能归之于孔子而非他人，比如老子，因为《老子》缺乏《易传》中充分显示的“兆于变化”的鲜明特色。

战国时期最后一位学术思想大师荀子，提出过一句脍炙人口的格言：“善为《易》者不占。”这话常被一些人用以挞伐《周易》。其实，寻言察意，恰恰说明荀子十分重视《周易》：对于《周易》不仅要一般地学用，而且要努力地“善为”。毫无疑问，荀子自己便是一个“善为《易》者”，否则他怎么能体会到“善为《易》者不占”呢？《荀子·大略篇》云：“《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可谓对《彖传·咸》的进一步发挥。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天行有常”，就是《易传》所描述的“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因此，《周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同样申述了《易传》关于“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的观点。“御天”之意是驾驭自然规律，“制天”之意是掌握自然规律，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www.daowen.com)

由上可见，自孔子处春秋末年传述《周易》至战国前期弟子们汇编成书，《易传》逐渐流行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不仅儒家的孟子、荀子认真学用，而且道家的庄子亦对之颇具兴趣。至东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魏晋学者又使《易》与《老子》、《庄子》合为“三玄”（笔者谨注：《周易》貌若玄而实非玄）。至北宋，华山道士陈抟捧出神奇的《河图》、《洛书》与《先天八卦图》等道家秘藏，数传至朱熹而公之于众，遂令图书之学成为《周易》百花园中的一朵新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