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认为，《论语》是反映孔子思想及其生平的权威著作，但它很少有关《周易》的言辞，所以孔子传《易》缺乏根据。

事实上，只要细加分析，通过《论语》完全可以读出孔子对《周易》高度崇尚的心情，读出孔子对《周易》认真研讨的态度，读出孔子对《周易》深入理解的体验。

第一，《论语·述而》云：“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谓“如果多给我几年时间，五十岁以来就认真研习《周易》，就可以不犯重大过错了”（有人借《鲁论》“易，读如亦”，将“读音如亦”纂改为“字义如亦”，并将逗号标点移至“学”后，来论证孔子从未研学《周易》，既于文理不通，亦违“十有五而志于学”之说）。这表明孔子不仅研读《周易》，而且联系自我经历，进行过深刻的反思。看来，孔子五十岁后步步高升，一时喜形于色，但至五十四岁被迫抛井离乡，周游列国，有时竟至“累累如丧家之犬”，其间不可能不存在错失。所以，避免大过是他的人生体会，也是他作为过来人对学生提出的希望。欲求“无大过”，应当早学《易》。这一点，他在《系辞传》中的多次强调足以印证。诸如“无咎者善补过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等。“无咎”就是“无大过”。

第二，《论语·子路篇》谓，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周易·恒卦·九三》爻辞，孔子以此启导教育学生，足见其对《周易》的崇尚与经常研习而熟记心头。但是，疑孔论者抓住“不占而已”四字，认为孔子既称“不占”，表明他并不看重《周易》，有关经文只是“顺口说说”而已。这实在是蓄意曲解。须知《论语》以如此大段的文辞反映孔子对《周易》的看法（其间已略去许多师生之间问答的情节），分量是很重的。想当年，巫医是一项社会尊重的高门槛职业，巫以解疑，医以治病，直接关联着人生安危。一般说来，巫者多通《易》理医道，医者亦知筮占《易》理。他们要求具备比较广博的知识与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不能恒久地坚持道德诚信的人是不可以担任巫医之职的。那么，对这种人怎么办呢？孔子的答复是“不占而已”，即不去向他们占问，不去向他们求助罢了。而并不是说孔子自己“不占罢了”。孔子在《系辞传》中宣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当然，孔子倡行的不是陷入迷信之占，而是阐扬义理之占。诚若他在《帛书·要》中所言：“吾观其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同途，同行占卜之方法；殊归，各有自己的目的。孔子的目的就是安于居“《易》之序”，即按《易》所昭示的规律、秩序平安地生活；乐于玩“爻之辞”，即依卦爻文辞兴致盎然地玩味、探究其内容与义理。对此，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举了一个鲜明的例子：鲁国打算讨伐越国，占筮得《鼎卦·九四》，爻辞为“鼎折足，覆公，其形渥，凶”。子路单就字面分析，认为行军必当用足，足被折断，自属凶险。而孔子判断说：“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出征果获大胜。看来，孔子是站在道义立场上作出的理性结论。也许，他还会建议鲁君注意训练水兵呢？（按：《论衡》此例，史书未见其事。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有载：孔子为解齐国侵鲁之危，要求门生挺身而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贡请行，孔子许之。”为此子贡曾赴越国说服勾践，共图战伐之策而获大捷。司马迁记曰：“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王充所言“伐越”，是否为“用越伐吴”之误？）(www.daowen.com)

第三，《论语》引子贡之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从侧面反证孔子晚年对《周易》引出的性与天道很有研究且给一些弟子讲解；只是子贡因经商等事所羁，不能像周游列国期间那样随侍孔子左右，于是发出了“不可得而闻也”的感叹。

第四，《论语》中孔子有关仁义道德、齐家治国等言辞与思想，以至于对颜回德行的评价，都可以从《易传》中发现类似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