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疑孔论者首先都会搬出欧阳公的经典质辩。他在《〈易〉童子问》中说：“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繁衍”谓芜杂冗余；“丛脞”谓细碎繁琐；“乖戾”谓反常矛盾。他提出的根据如下。

1.“《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之手，则殆非人情也。”

是的，诚如欧阳修所疑，《文言传》很可能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但按其精湛的论述、大量的“子曰”、广博的知识内涵和联系《论语》可以推见的思想发展脉络，加上史书的明确记载，恰恰证明“此二说”及整个《文言传》在总体上出于孔子“一人之口”。须知孔子阐释《周易》的根本特色与伟大功绩之一，在于建立了一套空前启后的意象思维体系，它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提升了人们的想象境界。以象启意，由意缘象，是《周易》能够高居群经之首而迥异于其他诸经的重大思维优势。它甚至具有独特的“逻辑”意义。这种“逻辑”，不是西方的形式逻辑，而是东方的“意象逻辑”。对此，三国曹魏杰出的思想家王弼作了很好的描述：“言以象生，故可寻言以观象；象以意生，故可寻象以观意。”“得象”可以“忘言”，“得意”可以“忘象”。欧阳修未识《周易》之思维奥秘，拘泥文字，作了简单肤浅的理解，坠入了得言而忘象的俗儒闹肆，实在不如朱熹颇具慧心。因为就得意来说，从乾卦出发，卦辞既可以读作“元，亨，利，贞”，也可以读作“元亨，利贞”，还可以读作“元，亨，利贞”，“元，亨利贞”，“元亨利，贞”，以至“元亨，利，贞”。基于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卦象的不同理解，当然可以对隐秘晦涩的卦辞作出多义性的阐释。特别是当一种概念尚无明确统一定义的情况下，不同的解释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例如《论语》中的“仁”，有释为“孝悌之本”的，有释为“巧言令色”对立语的，有释为“爱人”的，有释为“克己复礼”的等等。《论语》如此，《老子》的“道”、公孙龙的“名”、邹衍的“阴阳”“五行”、佛家的“如来”等等也莫不如此。仅具文字的典籍如此，何况兼具文字与卦象两种符号的《周易》呢？

至于文字“繁衍丛脞”，只能反映记录整理文字者的组织水平，并不能否定讲课者的“圣人”资质。按照一般规律，孔子传教《周易》，当然会按照经文次序，首先逐卦讲解卦名、卦辞，形成《彖传》。其次以卦象、爻象为基础，顺序讲解卦辞、爻辞，形成《象传》。如此布局，自然条理分明，层次井然，使欧阳修不得不认为是“圣人”之作，而其余各传则均被视为“讲师之言”、“筮人之占书”了。应当指出，孔子在讲授彖、象等传后，作为《周易》的一代宗师，敏锐地觉察到乾坤两卦对于整个《周易》体系的根本意义，如《系辞传》所云：“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因此，他必须回过头来，进一步对开门双卦进行阐释，使之既具质之理，又具文之美，“文质彬彬”，故名《文言》。从篇章结构看，《文言传》大概分两课讲授。第一课，从乾卦卦辞“元”起一直讲到爻辞以至“用九”止。接着讲坤卦，由于卦辞亦有“元亨利贞”字样，与乾卦重复，聪明的孔子避开卦辞，转而讲述坤道，强调它的“顺”，“承天而时行”，以期与乾卦的讲授相衔接。此后再释爻辞以至“用六”，亦与乾卦呼应。但孔子认为乾是主导者，坤是协从者，所以又突出重点，专文续讲乾卦，并从意象思维出发，换了一个视角演绎阐释，这就是《文言传》乾卦第二大段既与第一大段相区分而又相互联系，甚至一些文字重叠繁复而让欧阳修感到“繁衍丛脞”的由来。其实，《文言传》乾卦第二大段不过是孔子在《彖传》与《象传》中原有思想的“文饰”发挥罢了。比如，“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即自《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引申；“利贞者性情也”自“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引申；“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自《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引申；“六爻发挥，旁通情也”自《彖传》“六位时成”引申；而“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更是《彖传》的复述；“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亦自《彖传》“保合大和”、“万国咸宁”引申。至于各爻之辞，则皆循《象传》颂德而化。由此可见，孔门弟子对《文言传》的编集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尽力做到如实记述，绝不可能在征集至圣先师的言传中无缘无故地塞进自己杜撰的私货。(www.daowen.com)

2.“《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故何从出而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之手，则殆非人情也。”

我们的回答是，与《文言传》一样，《系辞传》的编集也许不会“出于一人之手”，但原始资料的基本内容始终出于孔子一人之口。或问，如出一人之口，怎么会对八卦的来源提出三种不同的说法呢？我们的回答是：孔子对八卦出处的解释并未自相矛盾，造成矛盾印象的恰恰是欧阳修及其附和者们对《易传》的错误解读。《系辞传》说得很明确，“始作八卦”，在于“仰观俯察”，拟物取象。孔子根本没有说由《河图》《洛书》直接推演出八卦，而只是说“圣人则之”，意谓圣人借鉴《河图》《洛书》原理，在“仰观俯察”广泛类比以设定八卦的基础上，进而会通变化，展示吉凶祸福。所以，《系辞传》紧接着指出：“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言凶，所以断也。”而毗连其前之文则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图》、《洛书》即为天垂之象，“圣人象之”即圣人仿效之，“圣人则之”即圣人据其理而行之，运用八卦判断吉凶。《史记》明载：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感而叹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显然，孔子把《河图》、《洛书》视为预兆吉凶祸福的神物。八卦以其为鉴而仿效之，在运动变化中示人吉凶祸福，自然顺理成章。由此联想到宋儒曾为两幅出世秘图孰系《河图》、孰系《洛书》争论得不可开交，直到学术权威朱熹以五十五之数拍板定案，其实都像欧阳修一样，并未真正读懂“则之”的涵义。“则之”者，则之以明吉凶之道也。至于《说卦传》中的“生蓍”，是指以蓍生占，即产生筮占。“立卦”则指“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欧阳公误读竟落如此深度而更有当代学者继续唱和，委实令人惊讶。

事实上，在简文帛书年代，学生听课无法即时笔录，唯凭记忆。此后集成的师说，难免会有一些“繁衍丛脞”。这种情况，即便在《论语》中也同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