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巨型电子屏幕映示出中国宋代大学者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此，近千年前儒家先贤提出的“四句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和评析。其文化价值、生命意义、学术思想和精神境界获得了普遍的肯定、赞赏与阐扬。但是，如何准确理解“四句教”原义，以更好地体悟作者当时的思想实际与社会背景，从当前情况看，我认为还须进一步加以辨识与研讨。例如，《光明日报》2011年8月15日《国学》版发表张立文先生的文章《天人不许离而为二——张载四句教的价值理想世界》，尽管提出了许多较好的见解，然而，文章对四句教本义的解释却不能令人苟同。

首先，张载的“为天地立心”并非像立文先生描述的那样，只是泛泛的心性之谈。它有着明确的经典依据并经过深刻的理论思考。“天地之心”语出《周易·复卦》，经文中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不远复，无衹悔，元吉”；“休复，吉”；“频复，厉无咎”；“中行独复”；“敦复，无悔”；“迷复，凶”等断语。《彖传》阐述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进而赞叹：“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象传》补充道：“不远之复，以修身也”；“休复之吉，以下仁也”；“频复之厉，义无咎也”；“中行独复，以从道也”；“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迷复之凶，反君道也”。由此看来，复可以“见天地之心”恰恰在于它包涵着道的基本品格与要求。《系辞传》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复，德之本也”；“复小而辨于物”；“复以自知”。复被《易传》视为“德之本”，既由其意涵论定，也由其卦象推断：复卦之初爻为阳，其余五爻皆阴，是典型的“一阳复生”之卦。所谓“复小”，指阳刚初起，还很微小，但它所代表的道则势若朝阳，喷薄而出，别具气象。而一阳之于五阴如鹤立鸡群，所以说“辨于物”。由于“复”意味着主体对道的自我认识而返归，故谓“复以自知”。程颐曰：“复者，阳反来复也。阳，君子之道。”朱熹曰：“复，阳微而不乱于群阴。”那么，张载自己又是怎样解释的呢？他在《横渠易说》中指出：“复言天地之心”；“心，内也。其原在内，时则有形”；“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由此可见，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本意在立天地道德之心，即“以生物为本”之心，简言之为“生物”之心。它充满了对于天地生养万物的敬意，充满了对于宇宙各类生命的尊重。诚然，作为自然的客观存在，天地本无其心。张载在同一文段中就补充说：“自有天地以来以迄于今，盖为静而动。天则无心无为，无所主宰，恒然如此。”因此，“为天地立心”不是张载要给天地去立一个心，而是张载自己要为天地立其道德之心，立其生物之心。张载认为：“天为父，地为母”，所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句脍炙人口的普世名言与“四句教”在理论体系上是融会贯通、一脉相承的。“为天地立心”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形而上根据，“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则是“为天地立心”的形而下实践。

紧接着“为天地立心”，张载提出了“为生民立命”的命题。如果说“立心”就是为天地立道，即志于道；那么，“立命”就是为生民修道，即实践道。在这里，立文先生最大的偏差在于一般地、普遍地从“人身需要安，人命诉求立”出发，把焦点集中于“人的命如何立？立在哪里”，从而模糊了立命的主体。要知道，“立命”和“立心”均为同一主体，即都是张载自己：立心是立张载自心，立命是立张载己命。张载立命，绝非只为自己安身，而首先是为生民安身。张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首先不是通过“穷理尽性”维护自己的生存、自己的生命，而是首先考虑维护人民的生存、人民的生命。孟子曰：“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修身立命是无论自己寿命长短的，其根本指导思想，用当今流行语说是：“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亦即《周易·象传》所言：“君子以致命遂志。”唯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为生民立命”的伟大意义和价值所在，然后才可以具体讨论“命如何立？立在哪里”等方法问题。

“生民”一词一般说来基本等同于百姓、黎民或人民。但就张载所处之时，强调黎民之生，似亦不无所指。“生民”之说，更早见于《诗经·大雅》之篇名。其诗记述周代始祖后稷出生、立业与创设祭祀典礼的生动过程与情景。内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叙述当初姜嫄祭祀求子，踏了天帝的足迹而怀孕诞生后稷。这里的“民”大致与“人”同义，也有兴发人众之意。《说文解字》云：“民，众萌也。”“生”则系动词，即生育。显然，“四句教”中的“生民”，“生”与“民”已合成一个单词，但“生”仍隐含着某种本原意蕴而使“民”增添了“天生”的色彩、“生存”的愿望和“生命”的尊严。张载在《横渠易说》中也提到过“生民”：“天下达道五，其生民之大经乎！经正则道前定，事豫立不疑。”“达道”据《中庸》之言：“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将“生民”与循道遵经相联系，应同“四句教”的语境一致。同书还引孟子之说：“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看来，张载使用“生民”一词，并非无所讲究。

立志于道，修身从道，接着当然要弘扬其道。这就是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逻辑发展。这里，什么是张载所指的“绝学”呢？立文先生认为“绝学”指“中华道统”。他借韩愈的《原道》指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后，中华道统就断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佛教文化的冲击下成了绝学，他要将其继续下来。”上述继道统之说诚无大错，但道统非学，更非绝学。张载所谓绝学者，应专指圣人创设的经典之学，其核心是《周易》之学。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少孤自立，无所不学”。十八岁时，范仲淹“劝读《中庸》”，他“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1057年，三十八岁的张载考登进士榜，候诏待命。得宰相文彦博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解《周易》。并与程颢、程颐兄弟相互切磋，进一步坚定了矢志于道的信念。“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异学，淳如也。”张载研学《周易》，不仅继而承之，更且继而发之。所著《横渠易说》颇多创见，例如《系辞传》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张载阐释说：“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则皆幽也。此所以知幽明之故。万物相见乎离（离为象征日、火、明之卦），非离不相见也，见者由明，而不见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处。彼异学则皆归之空虚，盖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见一边耳。”他进一步指出：“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旗帜鲜明地以《易》为据，言简意赅地批驳释老“空无”之论，终于在继承发展《易》学的基础上形成“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气理之学，实现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宏伟心愿。(www.daowen.com)

“四句教”归宿于“为万世开太平”，文辞开宗明义，不难理解。立文先生由此引申到《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从常理上讲也说得通。唯就“四句教”论“四句教”，则宜紧扣主题进行阐析。上面已经说过，“为天地立心”是“志于道”，“为生民立命”是“身修道”，“为往圣继绝学”是“弘扬道”，则“为万世开太平”合乎逻辑地意味着“道光普照”。道光普照世界，天下自然太平。但必须明白，“万世太平”乃是社会的理想境界、人类的终极目标。要经过立道、修道、弘道直至大道深入人心而共同践行的长过程。张载深知不可能以其一生达此目的，所以他运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动词：开，为万世开太平之门，开太平之路。这个门就是《周易》的“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这个路就是张载引申《周易》的“易简”之理，强调“成位乎其中，与天人合德”之路。开，妙词也。张载在《横渠易说》中确然指出：“开，明之也。”道光普照，明太平之门而启其门，明太平之路而行其路，当可保合太和，化成天下。

综上所述，张载的“四句教”中心在于一个“道”字。四句皆据道而各有侧重地展开，相互联系，层层深入，组成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窥一斑而见全豹，张载不愧为北宋五大道学家之一。

最后要提的是，立文先生借熊十力《体用论》中一语，将文章题目名之“天人不许离而为二”，作为一个命题是难以成立的。“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其可贵的哲理思想，但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加以理解与正解运用。古代先人从对天的疑惧、敬畏而开始天人对话（巫祝，占卜），直到春秋末年，一代圣哲孔子通过传述《周易》才提出了“与天人合其德”的不朽命题，其涵义十分清晰：天固为天，人固为人，但二者的德性应相符合（人德当合天德，人道当合天道）。所以“天行健”，则“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则“君子以厚德载物”；“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则“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到了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种种例证后归纳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从而将“天人合德”转变为“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意涵明白无误，“天人合一”则可以产生不同的解释。董仲舒即以“天人合一”之名，掺杂了不少灾异感应之类的唯心主义论说。尽管如此，董仲舒也还没有真正把天与人合二为一，因为他声称“以类合之”，即天与人可以合为一类，而非合为一体。现在，立文先生竟然明确提出“天人不许离而为二”，既背离了唯物论，又违反了辩证法。须知天属于自然客体，人属于社会客体；天是天，人是人；人具思想，天无意识；两者各有不同的属性、不同的体态和不同的存在形式。所谓“天人合一”，这个“一”指的只是宏观系统之一，生态体系之一，对立统一之一。人既要遵循自然规律以适应天，还要掌握自然规律以改造天，二是两体的客观存在，一是共处的实际会通。所以天人分二是绝对的，合一是相对的。倘无分二，岂有合一？笼而统之地提出“天人不许离而为二”，将有可能走上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原载《联谊报》2011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