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显示“神明”的主要形式是解疑释难。在初始阶段，《周易》通过筮占解疑释难，从根本上说因缘于古代的巫术文化。而经过孔子述传后，《周易》获得了全面、系统的学术升华和哲理改造。它提出了阴阳、刚柔、动静、盈虚、易简、变通，以及顺时当位、各正性命、保合大和、革故鼎新、开物成务、化成天下等等一系列具有哲理精义的开创性概念、范畴与命题，从形而上的抽象概括联系形而下的具象分析，使占问的传统过程褪去神秘的色彩，照亮智慧的曙光。让实际生活中有所疑虑的人们虑有所得，疑有所解。

解疑释难，焦点在于如何排除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预估吉凶休咎，成败得失。这既是人类社会展望前景的合理企求，也是人类社会希冀发展的精神动能。然而，在科学尚未萌芽的古代，人们只能将这种强烈的意愿寄托于万能之神。唯孔子站在当之无愧的伟大思想家高度，从“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的维度决心探索“神而明之”的具体途径。统观《易传》，其“神明”之道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于义理。这种义理植根于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首先表现为阴阳交流。《周易》确信，阴阳交流则泰，阴阳背离则否。就宇宙现象看，则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唐孔颖达注释说：“若使天地不交，水火异处，则庶类无生成之用，品物无变化之理。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泽异体而通气，雷风各动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这种阴阳交流，《易传》赞之为“文”。《说卦传》云：“物相杂，故曰文。”“物相杂”的本质便是阴阳交流，它反映着物与物之间的基本关系。反映于星象则称之“天文”，反映于社会则称之“人文”。“文”适当则吉，“文”不当则凶，这是《周易》义理的一条重要准则。其次，与阴阳交流相联系，要懂得刚柔摩合，相比相应。“比”是近距离的互助，“应”是远距离的唱和。事物运动变化的理想状态表现为柔比而刚辅，刚唱而柔应。如小畜卦第四爻为阴柔，它与第五爻阳刚的关系即为前者，而与初爻阳刚的关系则为后者。所以，《彖传》说“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朱熹解释道：“以其柔顺得正，虚中巽体，二阳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无咎宜矣。”其要旨在志同道合。这种基于刚柔摩合的阴阳比应，体现着《周易》义理不仅遵天道，而且通人情。看来，阴阳交流是情中涵义，刚柔比应则是理中寓情。在察情势、明义理的同时，《周易》认为通变达化，还必须坚持顺时。时须合宜是《周易》义理的又一重要准则。《周易》说“时”，泛指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某一节点及其情状、态势与趋向，包涵着时局、时势、时务、时运、时机等诸多意蕴。《周易》倡导“与时偕行”；强调“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例如，人们在生活中常须面对一道难题：做“加法”还是“减法”？亦即，怎样实施“损益”？“损”意味着虚、减、退，“益”意味着盈、增、进。对此，《周易》明确认定“损刚益柔有时”，坚持“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而损益之举，小则影响局部人事，大则关乎国家体制。孔子在《论语》中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里的“损益”，关系到中华民族如何继承发展，革故鼎新。今天，在改革开放，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不仅当损则损，当益则益，而且必须因时损益，顺时而为。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正是审时度势、相机行事之谓。《周易》义理还有一条重要准则：位当中正。《系辞传》开门见山地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表明“位”反映着世界的实在性与客观性。天之位在上而尊，地之位在下而卑，人居天地之间则其位处中。天位尊，地位卑，所以《彖传》着重指出“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人位中，所以《彖传》一再强调“中正以观天下”；“刚巽乎中正而志行”；“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宋代大学者杨万里云：“唯中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万变通。此二帝三王之圣治，孔子颜孟之圣学也。”中正为儒家之至德。《系辞传》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唯中正方能实事求是地“数往”而合理推断以“知来”；唯中正方能正确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总之，唯中正方能穷神之妙，明化之由，变而通之达到开物成务的目的。

第二，明于象数。《周易》的神明，形而上原于义理，形而下见于象数。《系辞传》云：“《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事实上，孔子的《周易大传》，其中许多精义妙语与至理名言都是通过阐析卦象爻象而推断得出的。他认为：“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告诉人们，观其象而探其意，可以明白事物运动变化的状态与发展趋势，采取对策以立于不败之地。那么，象究系何物，能有如此神功？《系辞传》曰：“象也者，像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孔子还进一步指出：“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些论述让我们懂得，卦象是模拟世界万物的图形，爻象是仿效事物运动变化的笔画。作为具有无限概括性的文化符号，它们是反映客观世界运变发展过程的动态模型。由于其内深藏着“圣人之意”，所以又可视为义理所出之窗口和生动活泼、与时偕行的思想模型。

《周易》表明，象与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数是象的根据，象是数的化身。《系辞传》设立专章论述象数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自一至十的奇偶数相加）。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卦爻具象征意义，数也具象征意义：“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象征天地），挂一以象三（象征天地人），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全年）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自天、地、人、时以至万物，皆可以数象征。数的变化牵动象的变化，从而反映事物的运动变化。爻象还可直接以数名之，如“两仪生四象”，九为太阳，七为少阳，六为太阴，八为少阴。在经文中，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六十四卦按数学二进位制的0与1代表阴阳爻，正好形成0至63的自然数列。《系辞传》云：“极数知来之谓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说卦传》在论述“八卦相错”的对立统一关系后进一步指出：“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从而把“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的神明功能毫无悬念地与数的推演直接挂起钩来。诚然，按当时的数学（算术）发展水平，在“极数定象”和“极数知来”的创造性活动中显然难以获得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易传》作者能在两千多年前提出把物质世界和数字世界会通起来的这种创造性设想，应被认定为现代科学当之无愧的历史先驱。事实上，用当今的科技术语说，《易传》作者已悟得将六十四个卦象视为具有反映现实和未来之功能的数理模型了。(www.daowen.com)

第三，明于心性。如果说义理是《周易》神明之学的根本，象数是《周易》神明之学的工具，则心性应是《周易》神明之学的灵魂。《系辞传》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彖传》指出：“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唯有感，你才能真正领会《周易》义理的深刻精微，明白《周易》象数的活泼生动，通过观察六个阳爻的乾卦而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通过观察六个阴爻的坤卦而悟“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唯有感，你才能深深体验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唯有感，你才能探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秘密，努力寻求“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的金钥匙。然则如何得感呢？《系辞传》以圣人为榜样，提出了“洗心，退藏于密”的要诀。“洗心”，就是滤除杂念，保持心灵的清纯宁净。“退藏于密”，就是把对易道的觉悟深深地沉淀于潜意识中，让“圆而神”的蓍德、“方以知”的卦德与六爻运变的精义不断蓄存，以期在必要时厚积而薄发，达到“吉凶与民同患”的境界。

洗心藏密，是修持心性的基本功夫。《系辞传》认为，要掌握一阴一阳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真正的道不能仅凭嘴巴虚说一通，它必须见之于实实在在的践行。依道的要求践行，当为人的善行、德行。而人的外显善德出自内在之心，发自内存之性。所以，《系辞传》又云：“成性存存，道义之门。”道为义之体，义为道之用。道义见于行，成于性。《周易》认为，性系乎道，关乎命，因此《系辞传》直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说卦传》又指出“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真正明于义理者，必先明于良知之心；真正明于象数者，必先明于存善之性，性正，则命亦正。性导引行为的方向，命见于未来的结果。据此“藏往”，《易传》称之为“知”；据此“知来”，《易传》赞之为“神”。可见，只有懂得并保持心性之正，方能实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这就是《周易》的神明之学即为人明之学的逻辑必然。其实，明义理必明道德伦理，明象数必明形上形下，明心性必明和合生生。得三者之精义，则孰不可明？

既然，《周易》的神明之学即人明之学。作为哲学，不仅内容广大悉备，形式丰富多彩（言者尚其辞，动者尚其变，制器者尚其象，卜筮者尚其占），而且天人合德，物我共与，形而上可探究世界本原，形而下则直通现实生活。“彰往察来，显微阐幽”；“当名辨物，正言断辞”；解疑释难，通变致化。诚如《系辞传》所言，这样的人明之学，目的在于“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经过社会实践，“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生生不息地“保合大和”，“化成天下”。这样的哲学，是充满生活气息和文化氛围的哲学，也是既重世界本原，又重万物运动变化过程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东方智慧特色，同时也自然具有与其对应的普世意义。在当今关于文化哲学与过程哲学开始引发世人关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对之作出更多中肯的研析与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