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易》的身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概括得很精练：“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从上古的伏羲氏画卦、中古的周文王加注经文到下古的孔夫子释经述传而三位一体。言简意赅，一清二楚。然而，班固的评点至今已近两千年，似乎缺乏一些网络的“潮”气。站在当今的时代立场上，不妨有所补充，以求与时俱进。事实上，《周易》的创作与传承，本身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

首先，《周易》孕于阴阳之交，生于科研之家。《周易》的原身是八卦，八卦如何问世？按《系辞传》的说法：“《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看来，八卦是由两仪经过四象而诞生的。两仪，即阴阳二爻。爻，交也。阴阳交合，产生四象，八卦乃开始孕育。所以说，八卦孕于阴阳之交。诚然，作为图象符号的八卦，不可能自然成形而必须借助人力。那么，谁来承担这个任务呢？《系辞传》又告诉我们：“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它说明八卦的创作者是包牺氏，即伏羲氏。伏羲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族首领，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认真地研究鸟兽、草木、人身结构以至世界万物，应该被视为一个从事原始科研的家族代表（不仅代表一个人，而且代表一群人；不仅代表一代人，而且代表数代人）。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八卦生于科研之家。

八卦问世后，人们发现，阴阳二爻既可以通过三层重叠组合得出八个卦象，自然还可以再加一倍，通过六层重叠组合发展为六十四个卦象。卦象虽能象征种种事物，但见仁见智，内涵玄秘而模糊。于是，西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在囚居羑里时推演易数，逐卦加注了文字，被称为卦辞。据说其子周公旦又逐爻系加文字，被称为爻辞。六十四卦与卦辞、爻辞结合起来，构成古经《周易》，成为既具卦象符号系统、又具文字符号系统的信息集合体而跨上了一个新的文化平台。这个平台属于文王、周公构建只是并无实证的传说，但他们代表着时人心目中平台构建者应有的圣贤资质。春秋末年，孔子周游列国，忽然发现一个奇怪现象：他的道德说教到处碰壁，而一捆笨重的《周易》简书却吸引了众多诸侯大夫、王公贵族的眼球，不论公私大事，都会奉若神明，斋戒沐浴，焚香请教。于是孔子晚年回归鲁国，下决心研读《周易》，直至“韦编三绝”。终于掌握了其中精义，明白了“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奥妙所在，并且以令人信服的道德哲理将“神道”转化为人道，明确提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的不朽箴言。后世弟子把他的传述汇编成《十翼》，即《周易大传》。传由经名，经以传著，经传相得益彰，融为一体，使古经《周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原来的“卜筮之书”转变成为一部居群经之首的道德哲理典籍，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一股奔流千秋的源头活水。从此，经传一体的《周易》以道德为中心，以哲理为基石，以意象思维为支柱，以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为框架，构建起一座贯通古今、与时俱进的理论大厦。如果说《周易》孕于阴阳之交、生于科研之家，那么还应当懂得《周易》立于道德哲思、成于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本自《周易·彖传》，原文为“与时偕行”。它强调“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因此，“与时俱进”和“与时偕行”既寓共同意蕴，又有一定区别。“与时俱进”无时不向前，“与时偕行”则顺时定动静。秦替周治，《周易》“时止则止”，韬光养晦，避过火焚之灾。汉尊儒术，《周易》复大行其道，广泛演绎“天人合一”、阴阳消长、五行生克、节气周转、政德运变等人文哲学思想，推动经学繁荣兴盛。《周易》的触角由儒入道，让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而开创道家的炼丹学说。至魏晋，政乱频仍，玄学应运而生，《周易》又鹤立“三玄”，大显其“形而上”的思辨优势。王弼的《周易注》与《周易略例》直到唐代犹具重大影响。唐太宗诏令孔颖达编纂的《周易正义》，将王弼的注解奉为圭臬。而名垂史册的“贞观之治”，其年号也取自《周易·系辞传》：“天地之道，贞观者也。”中医大家孙思邈还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以易道阐发医理，在辨证施治、阴阳平衡、四诊八纲、藏象学说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许多文人学士，如陆德明、韩愈、李鼎祚等吸吮《周易》营养，提出了种种真知灼见。而应时中兴的佛教也在《周易》宝库中开发精微，使之转变为本土化的佛学元素。如禅宗言“悟”，不啻《周易》说“感”。《系辞传》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思无为，如处禅定状态。“感而通”与“悟而觉”的心境亦属一致。就字论字，悟，吾在心边。感，咸居心上。看来“觉悟”与“感通”同出心门。《周易》认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禅宗则谓，众生皆可成佛，佛在人心之中。《周易》宣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禅宗则曰：“见性成佛，直指人心。”《周易》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所以，孔子运用意象思维通过观象而审言探意，传述《周易》，由弟子们辑成的《周易大传》实在是远远先于禅宗而首倡的“经外别传”。禅宗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其根据亦因“文不尽意”。至于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或惠能的“身非菩提树，心境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其思维模式皆可归诸意象的运用。一代宗师惠能讲经说法的记录被后世信众奉为真谛的《坛经》，则正是“教外别传”的历史文本。由此可见，《周易》经汉历唐，坚持与时俱进，不仅统率儒学，而且会通释道，独领风骚。两宋时期，儒学因应时代情势，加强了对于伦理道德的形而上探究，最终构建起灿烂辉煌、严整缜密的理学体系。在此过程中，《周易》发挥了举纲张目、统揽全局的作用。大凡理学的基本概念，包括太极无极、阴阳理气、形上形下、物我道器、中正善德、天人性命等等，无不源于《周易》、证于《周易》。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旁及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以至诗人苏轼，到南宋朱熹、蔡元定、杨万里、吕祖谦、陆九渊等等，无一不是易学大家，无一不据《易》以言理。其时，华山道士陈抟通过学者穆伯长、李挺之、邵尧夫等层层周转，直至朱熹得睹先后天图、河图洛书而使之流传于世，一时形成三教九流竞相研究的热门课题，再次彰显《周易》具有潜移默化地会通儒释道诸家的内在功能与思想魅力。且能“形而下”转化为促进科技发展与文化繁荣的经世因子。人们一旦认识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则经济熙熙，百工攘攘。活版印刷的发明更让洛阳成为丰富多彩的书城。现实验证了《周易》“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而为宋儒改造成“理一分殊”的论断。秦九韶在其历史名著《数术九章》的自序中就明确指出，他的理论基础在于“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到了明代，文武全才的王阳明面对政治风波与人生坎坷，竟端坐于贵州一个小驿站边的山洞里研索玩味《周易》，以“淳德凝道，和于阴阳”的情志探究天理人欲之际，终于“龙场悟道”，在陆九渊“心即理”的基石上完成了“致良知”的心学构架，据于《易》而出于理，光照神州大地。明末清初，王夫之又处乱世而研《易》，著述《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提出“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万殊之生，因乎二气”；进一步发扬经世致用之风，在理与气、道与器、知与行、境与用等重大命题上展示了渗透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儒学新思想，翻开了17世纪中国哲学史的光辉一页。《周易》的恢宏神妙同样震撼着满清王朝。自世宗始，历代帝王的年号，从顺治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几乎无一不蕴《周易》之某种意涵。康熙还敕令大学士李光地编纂《周易折中》，并亲撰序言，内云：“朕自弱龄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未尝少辍。”其专心致志的程度，直可与孔子的“韦编三绝”比美。话虽这么说，康熙毕竟未能完全把握《周易》要义，甚至不懂“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道理，在思想言论领域始终采取高压政策。文人学士为避文字之狱，即令在研习易学的热潮中同样难以广开思路，竞倡新论。批判宋儒宋易固然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归根结蒂则不离汉儒汉易，复返原点，重故事勾陈而乏理论创新。不料，“无心插柳柳成荫”，通过广大学人孜孜不倦的经史考证、研究辨析、音义训诂、注疏质疑，居然百舸争流形成了以求实、求是、求证、复本归原为特色的一代新学，统名之为朴学。它也从一个新的维度展示了《周易》与时俱进的另类表现。(www.daowen.com)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周易》之学时行时止。时行的最大亮点在于它率先提出的“革命”概念广泛流行于中华大地，以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诚然，《周易》倡导的“革命”并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是总结夏商周三代的兴替存亡过程而得出的“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必然结果。为此《彖传》大声赞美：“革之时义大矣哉！”并指出，“天地革而四时成”；“革而当，其悔乃亡”。“革”的对应卦象为“鼎”，《杂卦传》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深刻地反映着时代前进的本质特点。学用《周易》与时俱进，将会有新的思悟、新的收获，甚至可能得到完全出乎意外的惊喜。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与李政道发现弱相互作用条件下的宇称不守恒律，就曾受《周易》哲思的启发。上世纪30年代，留德博士刘子华运用八卦宇宙论预测到太阳系中木王星的存在。而莱布尼兹从卦象生成图中悟得二进位制，奠定了计算机问世的理论基础。量子力学大师玻尔通过太极图印证并协性原理，还特制标徽佩戴胸前。近年又有人发现：现代生物学显示的基因结构竟也隐藏着六十四卦的组织体系……

实际上，以道德哲理为主要内容的《周易》与现代科技本无直接的联系。上述由《周易》引出的创造发明事例绝不能成为指导现实生活的典型。充其量，这种情况只产生于一定条件下某种思想的默然契合。但是，《周易》包容的广袤无际的多维世界与五彩缤纷的想象空间，却确实有可能为直觉和灵感的嫩苗破土而出提供和煦的春风。诚然，《周易》告诫我们：“君子思不出其位。”无论如何，《周易》之学只能定位于当代的人文科学领域。所以，坚持与时俱进地学习《周易》，必须密切联系其固有内容与理论精要进行重点消化和阐解开发，从这座博大精深的人文宝藏中采选适应时代潮流的哲学命题、文化思想、学术源流、政治理念、史事考据与道德伦常，特别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以至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基本准则，寻求《系辞传》推断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可行之路。而贯串《周易》全书的意象思维原理，也应成为当代社会认真关注的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