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辞传》云：“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周易》用来做什么？《周易》用来“开物成务”，即开发创造物质文明，完成社会建设事业。《周易》用来“冒天下之道”，即积极培育精神文明，探求宇宙人世真理。

开物成务，关键在于“通变”。东汉大儒郑玄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简”即容易认识，简单可循。“变易”指万物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不易”表明《周易》之道确定不移。综合起来说，《易》这个书名的涵义是：根据易于认识和易于遵循的确定不移的客观规律来解决运动变化中的事物矛盾，简言之为“通变”。《系辞传》云：“通变之谓事。”“变而通之以尽利。”“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因此，开物成务的过程便是遵循《周易》之道通变的过程。开物成务不能离开易道，易道的推行又须落实于开物成务。联系两者的纽带则是模拟事物的卦爻象形。《系辞传》指出：“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由此可见，“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认识和实践《周易》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思维方式上，“形而上”着眼归纳法，“形而下”着眼演绎法，两者均侧重于运用左脑的逻辑思维能力。然而，由于两者始终密切联系着卦爻图象，联系着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事物特征，必然要求人们同时发挥右脑的形象思维能力，促使左右半脑协同动作而达到全脑系统思维效益的最大化。尤其重要的是，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反复运作中，形成了《周易》独具的“据象启意，缘意化象”的意象思维，它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环绕特定对象的有机组合，有利于在不知不觉中拓展人们的想象力，更好地导生欧美发达国家正在引为时尚的高概念与高感触，以适应“概念时代”的创新要求。意象思维还具有西方现象学视为理论要素的“本质直观”的品格，有利于触发被爱因斯坦认作科学研究中的“真正可贵的因素”直觉。对这种直觉，《周易》描述为“神”。当然，它绝非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因为《周易》确信，“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的集中表现，便是“知几”。孔子曾惊叹：“知几其神乎！”他指出：“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知几，就是能够看出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刚开始显现的趋势性细微苗头，先知先觉其发展动向与可能结果，当机立断，采取措施，不会整天等待下去。由此看来，通过学用《周易》，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倾听深藏的直觉声音，唤醒沉睡的灵感基因，实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的神圣使命。

综上所述，《周易》能使人心平气和，耳聪目明，悟道修德，开物成务，显示出养生济世之妙。而养生济世的精髓集中于两个字：生生。《周易》揭示了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阐述了生命的维护、生命的创造以及生命的可持续发展。《系辞传》明确指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并以一句话概括全经要旨：“生生之谓《易》。”生生体现于经久不息的阴阳消长、刚柔推移过程中，体现于阴阳之间不断地产生矛盾与寻求和合的过程中。阴阳和合则生，阴阳克绝则亡；阴阳交通则泰，阴阳背离则否。此《易》道之真谛也。(www.daowen.com)

《周易》既具如许功能，为何得不到应有重视与大力开发呢？主要原因在于认识，在于一些条条框框远未破除。借用苏东坡的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易经》真面目，只缘心挂教条中。”诸如古代封建主义的教条、现代科学主义的教条、江湖神秘主义的教条、历史虚无主义的教条等等，或隐或显，疑云时起。而欲解决认识问题，根本途径在教育。曾国藩说：“历代文人学者，没有不懂医的，没有不读《易》的。医者，《易》也。医以调身，《易》以调神。”反顾当今，究有几位大教授在啃《易》？又有几位大学生在翻《易》呢？而韩国的小学生们至少会解释国旗上的太极图与乾坤离坎四卦呀！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在与某国元首的会谈中，听其详论《周易》，“讲得头头是道”，很有感慨。他说：“我总以为我也是个大学生，而且我是中国人。但他们对这个《易经》很重视，甚至对于里面的辩证唯物主义很有研究。我却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从小学到大学的基础课程，从未列入一篇关于《周易》的文章。看来，教育部门的领导者似宜作些反思，率先垂范研读，然后再请老师们去传道、授业、解惑吧！

（2008年3月10日，载《绍兴人》总第16期）